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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说到这,我们就谈谈中国与西方文学创作手法的不同。中国文人很少注重文学的根本性问题,只是在追求内容写得好不好。同样为二十世纪,普鲁斯特以一部轰动世界的作品追忆似水年华开创了一个时代,成为20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小说家、意识流文学的先驱与大师。自追以来,西方不断出现许多大量运用意识流手法的优秀文学作品,如尤利西斯、喧嚣与骚动和墙上的斑点等等。而到了20世纪中叶,中国出了东方意识流小说,然而这种所谓的东方意识流文学并不被广泛认同,很多批评家评其为现实主义文学。我们抛开这种学术问题不说,东方意识流依然是对西方意识流的一种模仿,这样我们是很难得到实质性的突破,更不用说写出一部有灵气的作品了。
我们回到19世纪中期,在严复和林纾时代尚未到来之前,我们基本上没有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完全是本土文学。那时候还是文言文,确实,用这种文字创作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在种种压迫和束缚下,中国文学渐已落后于西方文学。19世纪欧美诞生了许多优秀作家,如雨果、斯汤达、巴尔扎克等等,他们引领文学走在世界的前沿。比起作家中国更迫切变造的是,我们需要在语言上进行革新“五四”运动后,中国改用了白话文,实现了质的突破。然而在文言文时代中国尚有诸子百家和四大名著,如今又有哪些著作让世界瞩目?问题在于,中国文学的灵气渐渐地被消磨了。文学创作需要一个安静宽松的环境,然而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兵荒马乱,革命如潮,直到改革开放后国内环境才得以稍稍缓和。国民尤其是文人在一系列的重创之下,逐渐地失去了那颗对美好社会的向往。我们更多地看见沉重的文学,如抗日文学、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等,几乎所有爱国学者都跳入了这些圈子再也无法自拔。世纪末期的作品如海子、北岛的诗歌,当时都不被人欣赏。余华和莫言的部分小说等,由于过于“真”而被列为禁书。这样的创作又如何能让文人突破自我走出国内,走出世界呢?就在作家们能真正实现自我创作的时候,又赶上了商业时代,物质充斥了整个社会,成为社会的主流。从文革中的政治到开放后的经济,精神文明一直处于被排挤而远远落后的地位。中国目前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照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物质需要的问题基本上是解决了,而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依然悬而未决,国家在这方面力不从心,或者说看得不够重视,导致了文学作品趋于低俗和死板。有灵气的作品越来越可遇而不可求,这在我们央央大国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是一种严重的资源浪费。
归根到底,这跟国家和自身不注重创造和实践有关,我们看着教科书依样画葫芦,难以实现质的飞跃。我们一直在学习研究西方文学,但我们在研学的同时只注重模仿而忽视研究方法。其实有很多方面是相通的,例如手机,会被我们模仿成山寨机,而不会自主创新,文学亦如此。所以我们有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有王蒙的“东方意识流”却没有一个jk罗琳,没有一个米兰?昆德拉。文学的魅力是永远也不会褪却的,因为它是精神文明的重要传载者,因为它有一种让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灵气。说灵气,我们比不上西方国家,这与我们追求沉稳的性格有关,喜欢在钻牛角尖中表现我们坚强不屈的精神。灵气比不上别人,那么读者就像学者一样外流,中国文学永远也难以走向世界。我们在追求和欣赏美的过程中,也因为无法跨越现实的框框条条而导致迷失自我或审美疲劳。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是经历过酷刑的文学,与西方文学相比,我们更具备“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条件,因为我们有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我们的星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是新世纪文学的呐喊,我们的文学将喷薄而出,闪耀世界,二十一世纪的文学将会是中国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