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自由的本质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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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秦诸子之学，繁盛庞杂，非一言以蔽之，本文对其自身不作细述，而将视点转移至其产生的主客观动因及其悠远深厚的影响，来作为个人化的浅显的历史关照。

    l“礼乐”与诸子学之产生

    西周时期确立“礼乐”之初，为社会的基本制度的构建和生产、生活的完善，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使人之“类群”趋之于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化”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人”地由此产生，人真正的属性得到确立，其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至后来，儒学强调“复周礼”、“不学礼，无以立”、“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这种几乎于残酷的社会制度和使人“敬畏”的秩序，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点。同时，我们注意到“礼乐”之演变原于原始巫术文化，其被神灵之“代言人”“巫祝史宗”所“操持”而带有强烈的主观性，也自然而然地具有了相对的狭隘性。随着社会的变革，统治制度“礼乐”越来越滞后，甚至阻碍了社会的进步，起到消极的作用。西周分崩后，原有的“五官之学”（即文化学术只在统治阶级内部传袭之状）被破坏。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礼崩乐坏”由此“文化、思想、权力”三位一体的局面瓦解“巫、祝、史、宗”游离于权力之外，文化、思想成为一种独立的阶层而崛起，文化普及传播于民间，于是“士”由此出，此所谓“诸子起源于王宫”之说矣。

    l自由、自由的本质存在意识与诸子之学

    这是一个值得被提及的，贯穿于或反映于整个文化思想体系中的自由和自由的本质存在的问题。

    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存在于意识领域之中，并在其中不断实现和不断的自我消解。这看起来似乎有悖论的色彩。我们再从“礼乐”说起。这种制度的确立是将以往的无序的“类群”间、“类群”内部个体间的关系制度化、秩序化，即确立一个自由度。但与此同时，由于时代性、阶级性等诸多局限因素的存在，自身具有不稳定性，即是说，自由度的确立、秩序的构建，将会被自身的发展所颠覆，因而，自由在本质上是具有相对性的。一个统一的庞大的思想体系，一旦解体，其内部思想、文化的多样将会生发各种矛盾，这种矛盾是在其临界于体制的自由度时，才彰显出来，即是说，诸子之学之由端在“礼乐”崩溃之前，在体制内部已经萌发，并在其外结构解体之时强烈的表现出来。这是一种新的自由的表现，或者说，这一变化真正体现了意识自由的本质存在。自由是不可替代，却可以不断更新。而这更新，正是通过各种思想前期的酝酿与后期的喷发，以及其存在的多元化、多层次，活跃的内在的外现来形成的新的自由与自由度。

    可以这样说，先秦诸子学的空前繁盛和发达，是由作为自由本质而存在的意识及其形态自身不断地确立和不断颠覆所形成的，是主客观统一、主体意识觉醒和拔升的必然态势。

    l诸子学之多元化及其影响

    以上我们提到了以自由本质存在的意识，其实当主体意识觉醒之后，其自身必然会呈现多元化。只不过由于不同时期和阶段，意识形态发展的多样性之状况（这种状况常常是客观原因造成的，非主观意志力所能实现或改变的，比如生产力发长水平）其作用和地位是不同的。先秦时期，诸侯争霸天下导致空前混乱的局面，却为诸子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从而是诸子之学均有所依，并发展成熟，至史无前例的繁盛。

    儒家“仁”之外在规范到内在需要的演变；墨家之“兼爱”“非攻”；道家对“忘我”“虚静”绝对自由的追求等等诸子之不同主张，从不同的纬度对社会存在作出了较为体系化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存在之状。而更为重要的是，诸子之学在长久的混乱中，渗入人们内在的有意或无意中，被接受、完善、传承，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沉淀为民族内在心理和完整、稳定的民族性格与优秀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