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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都是我那龟孙子造的孽。老爷爷试着准备站起来，可脚痛得要命，又一下摔倒在地，他知道自己的脚被崴了。年轻人见状，又把他扶起，问他住哪？便背着他把他送回了家。
老爷爷回到家找六哥时，六哥早已不见了踪影，再在屋后一看，树上的果子已去了大半，老爷爷气得直哼哼，只好去找六哥的母亲，把六哥是怎么骗他的经过，给他母亲详细地说了一遍，母亲听了一边给老爷爷陪不是，一边忙着拿钱给老爷爷看腿伤，老爷爷不要，推搡了好半天，才勉强收下。母亲打发走了老爷爷之后，长叹一声，说了句，你这不肖的东西，到处惹事，几时才会长得大啊！说完两颗眼泪潸然而下，接着便瘫坐在地。
六哥自背上这扯谎的恶名之后，又加之屡教不改，最后也害了他自己，到三十多岁还仍打着单身，没找到媳妇。这期间，他父母亲倒是到处托媒人，给他找了好几个，可是当人家女方到这里一打听，听到的全是他的坏活，成了堂屋门前挂粪桶——三十里地都是臭名，女方立马就拒绝了。没找到媳妇，这样自由自在地过着，吃穿都不要自己操心，也挺好的，他自己倒是不很着急，着急地是他的父母大人。
父亲在县城，平时就母亲一个人在家，母亲跟说他什么，他总是当耳边风，根本就没把他母亲的话当一会事，打吧，他已是大人了，也打不过他，骂吧，你还没张嘴，他就把手一摔走了，母亲拿他没一点办法，只得偷偷地在一边流泪。一次他父亲从城里回来，母亲和他父亲一商量，把他叫在身边，父亲问他，你今年多大了，你知道吗？他说，我今年不是三十五，前不久才给我过生吗。父亲说，亏你还记得，我还以为你今年才十五呢。六哥嘿嘿嘿地笑了笑。父亲又严肃地说，和你一样大的哪个没有成家立业，有的儿子都放得牛了，就你还放单，你到底想不想找个老婆成个家？六哥说，我怎么不想啊，可找媳妇得要钱呀！我不是担心你那点工资又要给奶奶治病，又要送弟妹读书，还要贴补家用，没钱吗？要不然我早就找了，找我的姑娘多得很，我是螺丝吃泥巴只要开口的。父亲把眼一瞪，一巴掌拍在桌上，厉声喝道，到现在你还吹牛说大话，你四处打听打听，有哪个姑娘会看得上你，你除了扯谎吹牛你还能干什么？我告诉你，要找的人我们也找过了，要托的人也我们托完了，我们再也丢不起这人了，要找你自己去找。我们再给你五年时间，你要是还成不了个家，你就从家里滚出去，我们不认你这个儿子。
六哥知道，这回父母联合一起，还动了那么大的肝火，对他是皮匠铺的锥子当针干了，他开始害怕起来，他怕五年之后被真的从家里赶出来，那可就惨了。现在唯一的办法是快点找一个女人。可找女人那里是那么容易的呢？
也算六哥命里不该打单身，三年后他还真找到了一个女人。那次他帮毛陀给肉食站送派购猪，完了，他们在面馆里下了碗面，刚端着才吃上一口，就被站在身边捡面汤喝的一个小孩往碗里吐了一口口水，他放下碗捉住小孩的一只胳膊，准备狠狠地揍他一顿，这时突然在他面前出现了一个女人，向他央求道，大哥，你就行行好，饶了他吧，他已经快三天没吃东西了，实在是饿得不行了才那么做的。毛陀也说，算了。就送给他吃了吧。接着毛陀又给他下了一碗。毛陀站起来给六哥买面时，无意间对女人瞟了一眼，坐下来后，对六哥努努嘴，六哥也对女人看了看，女人还真有几分姿色，只是被破烂的衣衫和满脸的污垢所掩盖着。六哥明白毛陀的意思，他立即把毛陀给自己刚下的那碗面送给了那位为孩子说话的女人。女人一声谢谢后，便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趁机六哥便和女人拉起了家长。从谈话中知道，女人是贵州一个大山里农妇，刚死了丈夫，家里实在是没活路了，母子俩才出来讨米的。
六哥本来就是油嘴滑舌之人，更加之有毛陀从旁边打凑合，没费多大功夫就促成了一对姻缘。后来有人开玩笑说，尿天锤真有本事，一碗面就讨到了一房女人。
六哥把媳妇一娶回家，就当了爹，大家都说他有福气。不过这孩子和他一样，特别的淘气跳皮，刚来时还好，和家里人一混熟就开始捣蛋起来，除了他妈的话外，其他人的话他谁都不听，六哥还真拿他没办法，打吧，毕竟不是自己亲生的，怕老婆有想法，不打吧，说话他又不听，六哥还真不知怎么管他才好。六哥伤透了脑筋，这时他才知道当父母的不易。
一次，儿子在外面玩耍，不知怎么把人家一只猫的腿给弄断了，猫的主人找到了六哥，六哥在气愤中骂了儿子一句狗日的，不想儿子也回了他一句，你也是狗日的，六哥又骂他一句妈的个屁，他同样也还他一个妈的个屁。六哥一怒之下，又骂道，老子日你娘，讲得到做得到。儿子也骂他日你娘，不过这讲得到做得到儿子还不懂，只好省了。
自此，六哥便留下了这句经典：尿天锤日他儿子的娘，是讲得到做得到。
九表
九表和我是一个组上的，那时叫生产队。九表的全称叫孙玉良，也不知和他是怎么扯上老表关系的，我不知道，反正我一直这么叫，他也一直这么应，其它也就不重要了。
九表人十分精明，脑子好使反应快，心里的鬼点子特多，北方人叫这样的人称弯弯绕，我们这里叫心计客，说法虽不同，但意思都是一样的。和他共事，那怕你多长十二个心眼，也算计不了他，只有他算计别人的。他从小就很聪明也十分占强，说一件小事就可见一斑了。一次，他和几个伙伴上山砍柴，当走到一个长有许多杂木的地方时，同伴们选中一棵木头后只顾着去砍，而他却不忙着砍，而是在这棵木头上砍上一刀，削去一块皮对着同伴说，这棵我包了，又在那棵木头上砍一刀，削一块皮说，这棵我也包了。同伴们砍下一棵后，一看，这一片地的木头上，全都是他包下的记号，再也没有什么可砍的了，就问，你包了这么多，你砍得了吗？他说，你们也可以砍呀，不过你们砍两根就得给我一根。同伴想了想，除了他号上的这些木头外，这里再也没砍的了，只得答应他的条件。就这样，他用心计毫不费力的就让同伴给他砍上了一捆柴伙。不过，以后这些同伴都不和他作伴上山砍柴了。
九表是家里的老大，他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他和弟弟分家时，当时父母年纪都不是太大，还做得起农活，尤其是父亲身强力壮，干起活来比年轻后生还作数。于是，他便心生一计，对弟弟说，父母现在是干得起活，但以后总会要老，要我们赡养的，不如现在我们兄弟俩就把赡养她们的责任分了，一人承担一个，负责生养死葬。弟弟是个中厚人，没他哥心里那么多的小九九，就说，随便吧，怎么都行，反正儿子养老的是天经地义的事。九哥又说，既然你没意见，那这样吧，妈跟你，你老二不是快要生了吗，有老妈在你哪，帮着洗洗，带带孩子什么的方便些。爹就只好跟我了。弟弟说，我没意见，爹妈跟谁过都行。
可是，只过去五年，事情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父亲得了一场大病，花了一大笔钱命算是捡了回来，可身体却大不如从前了，最让人头痛的是还落下一后遗症，说话流口水，走路要人搀，还要经常吃药。九哥想，父亲现在除了不能帮家里干活外，还要给他花钱治病，还要人去服伺，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这样的累赘，自己不能一个人扛着，怎么也得让弟弟承担一半。于是他又找到弟弟说，父母分开过已有好几年了，她们连个说话的伴都没有，也挺可怜的，好多次我看到爹在一边时，偷偷地抹着泪。俗话说，少时夫妻老是伴，我们还是让她们搬回来住一起吧，这样她们以后也才互相有个照应，有个伴好说说话。她们今后吃的用的，我们兄弟还是二一添作五，决不亏待她们。你看怎么样？弟弟知道他心里的算盘，只是不当面说破，笑了笑说，你都想好了，我还能说不同意吗？不同意不就是忤逆不孝了，我可不愿担这恶名呀！九哥知道弟弟并不蠢，这回放火是自己，打火也是自己，也觉得有些理亏，便又急忙解释说，我这不在和你商量吗？要是你不同意，就还照原来的样过。只是有些太对不起父母了。弟弟赶忙抢过话头说，我没说不同意呀。好吧！就按你说的办。
九表在七十年代初，大伙选他当了生产队长。其实大伙选他当队长是有原因的。他之前是杨五保当队长，杨五保是个的的道道的好人，为人正直，办事公道，不贪不占，不得罪人，就是人太老实厚道，经常被人欺负。那时时兴搞一平二调，大队和公社经常到生产队来调人派款拿物，平调任务来了时，他总是一句困难的话都不说，上级怎么说他就怎么办，从不讨价还价；上级在分发救济粮款时，其他队的队长都趁机摆困难讲原因，想方设法的为自己队里多争点，也正是肯哭的孩子有奶吃，而他同样不争不闹，给他多少就要多少，为这大伙跟着他没少吃亏。后来大家想到了九表孙玉良，心想让他当了队长，以后肯定是不会再吃亏的。就这样，大家只得忍痛要杨五保让位，让孙玉良坐上了生产队长的这把交椅。
九表当队长之后，果然不负众望，队人再也没吃亏了，还经常占到别队上的便宜。
一次，大队准备统一修一条水渠，拟把水库的水引到各队，以保证天旱时有水灌溉。水渠有一半要经过我们生产队，要占我们的土地。这时九表说话了，修渠是给全大队灌溉，占地却是我们的，这总得有个说法吧，不然就太不合理了，我没法给大家解释。大队书记说，就这点小事，你就讲点风格吧，给大家解释还不是你的一句话。再说，从你这过，不是也说明你们受益的面积大吗！书记万没想到他会提这样的问题，要是杨五保当队长，就是全占他队上的地，他也不会说半个不字。
九表见书记没把他的话当回事，又说，要解释还是你书记给社员们解释吧，要是社员都没意见，我也没意见。要是社员不同意我就没办法了。
书记一听，知道遇到难题了，这是他们在开支委会研究时没想到的。于是他问九表，那你说怎么解决才合理？我听听你的意见。
九哥说，要最合理，就是把要占的土地一丈量，再一平均，看一个队要出多少，没占地的队或占得少的队，就拿出土地来。如果不这样，也有第二种办法，那就是保证我们队上以后要优先灌溉，免去这次修渠道的出工和以后对渠道的维修。
书记为了让渠道快点上马修通，也没考虑那么多，就说，第一种办法太复杂，就按你说的第二种办法办吧。九哥说，那我们是不是要签个协议？书记又说，搞那么复杂干什么，你把你刚才说的写出来，我签个字不就作数了。
就这样，九表的一番话，把书记也装了进去，就是土地到了户的现在，我们队里还依然享受着他的这一胜利成果：只管用水，不用管渠道的维修。
常言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即便像九表那样聪明透顶的人，也难免有马失前蹄的时候，并且他的这一失蹄，把腿都给弄折了。
一次，在公社开会，他正在台上发言，给大家介绍合理密植的经验。他女儿是公社的团委副书记，半脱产干部，也是与会者，就坐在台下。当她爹正讲着密植就得先打索，打索的好处时，女儿知道爹是在说谎，便站起来说，我爹在说谎，他除在路边上和过路看得到的地方打过索外，其它地方都没打索。女儿这一说，坐在下面的人立即炸开了锅，有人站起来问，是不是这样的？你刚才是在说谎骗我们吧。
九表说，你们不要听她胡说，她知道什么？女儿又问，那光同坝打了索吗？九表说
打了呀。张家山呢？也打了。女儿说，你扯谎吧。张书记要我带人明天就去检查的。到时我看你怎么收场。九表一听要检查有些心虚了，就自己给自己打了个圆场，说，张家山都是山田，有的太小，是没打。女儿还是咬住不放，继续说，不是田太小，而是你心里根本就不想打，只想把上面糊弄过去就行了。这该死的丫头，怎么老是和爹过不去，当人百众尽揭自己的短，她到底是什么意思呀？一怒之下，也许是慌不择言吧，他用手指着女儿，厉声骂道，你胡说八道，找不到一筒，你还说是棒棒棒棒。
接着会场一阵哄堂大笑。女儿被羞得满脸通红，抹着泪跑出了会场。
自此，便又在我们那里留下这样一句经典：孙玉良的姑娘，找不到一筒，还说是棒棒棒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