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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里的末尾，下过了第一场雪，小河大河都结了冰，风从收获了的山岗上吹来，刮着拦牲口的篷顶上的苇杆，呜呜的叫着，又迈步到沟底下去了。草丛里藏着的野雉，便刷刷的整着翅子，更钻进那些石缝或是土窟洞里去。白天的阳光，照射在那些冰冻了的牛马粪堆上，蒸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几个无力的苍蝇在那里打旋，可是黄昏很快的就罩下来了，苍茫的，凉幽幽的从远远的山岗上，从刚刚可以看见的天际边，无声的，四面八方的靠近来，鸟鹊都打着寒战，狗也夹紧了尾巴。人们便都回到他们的家：那唯一的藏身的窑洞里去了。
那天，正是这时候，一个穿灰色棉军服的年轻女子，跟在一个披一件羊皮大衣的汉子后面，从沟底下的路上走来。这女子的身段很伶巧，又穿着男子的衣服，简直就象一个末成年的孩子似的，她在有意的做出一副高兴的神气，睁着两颗圆的黑的小眼，欣喜的探照荒凉的四周。
“我是没有什么工作经验的，将来麻烦你的时候一定很多，总请你帮忙才好啦，李科长！你是老革命，鄂豫皖来的吧？”
她现在很惯于用这种声调了，她以为不管到什么机关去，总得先同这些事务工作人员弄好。在学校的时候，每逢到厨房打水，到收发科取信，上灯油，拿炭，就总是拿出这末一副讨好的声音，可是倒并不显得卑屈，只见其轻松的。
走在前边的李管理科长，有着一般的管理科长不急不徐的风度，俨然将军似的披着一件老羊皮大衣。他们在有的时候显得很笨：有时却很聪明。他们会使用军队里最粗野的骂人术语，当勤务员犯了错误的时候；他们也会很微妙的送一点鸡，鸡蛋，南瓜子给秘书长，或者主任。这并不要紧，因为只由于他的群众工作好，不会有其它什么嫌疑的。
他们从那边山腰又转到这边山腰，在沟里边一望，曾闪过白衣的人影，于是那年轻女子便大大的嘘了一口气，象特意要安慰自己说：“多么幽静的养病的所在啊！”她不敢把太愉快的理想安置得太多，却也不敢把生活想得太坏，失望和颓丧都是她所怕的，所以不管遇着怎样的环境，她都好好的替它做一个宽容的恰当的解释。仅仅在这一下午，她就总是这末一副恍恍惚惚，却又装得很定心的样子。
跟在管理科长的后边，走进一个院子，而且走进一个窑洞。这就是她要住下来的。这简直与她的希望相反，这间窑决不会很小，决不会有充足的阳光，一定还很潮湿。当她一置身在空阔的窖中时，便感觉得在身体的四周，有一种怕人的冷气袭来，薄弱的，黄昏的阳光照在那黑的土墙上，浮着一层凄惨的寂寞的光，人就象处在一个幽暗的，却是半透明的那末一个世界，与现世脱离了似的。
她看见她小皮箱和铺盖卷已经孤零零的放在那冷地上。
这李科长是一个好心的管理科长，他在动手替她把那四根柴柱支着的铺整理起来了。
“你的被这样的薄！”他抖着那薄饼似的被子时不禁忍不住的叫起来。队伍里像这样薄的被子也不多见的。
她回顾了这大窑，心也不觉的有些忐忑，但她是不愿向人要东西的，她说：“我不大怕冷。”
在她的铺的对面，已经有一个铺得很好的铺，他告诉她那是住着一个姓张的医生的老婆，是一个看护。于是她的安静的，清洁的，有条理的独居的生活的梦想又破灭了。但她却勉强的安慰自己；“住在这样大的一间窑里，是应该有个伴的。”
那位管理利长不知怎样一搞，床却碎在地下了。他便匆匆的走了，大约是找斧子去的吧。
这年轻女子便蹲在地上将这解体的床铺诊治起来，她找寻着可以使用的工具，她看见靠窗户放有一张旧的白木桌。假如不靠着什么那桌子是站不住的，桌子旁边随便的躺着两张凳子。这新办不久的医院里的家具，也似乎是从四方搜罗来的残废者啊！
用什么方法可以打发走这目前的无聊的时光呢，那管理科长又没有来？她只好踱到院子里去。院子里的一个粪堆和一个草堆连接起来了，简直没有插足的地方。两个女人跪在草堆里，浑身都是草屑，一个掌着铡刀，一个把着草束，专心的铡着，而且播弄那些切碎了的草。
她站在她们旁边，看了一会，和气地问道：“老乡！吃过了没有？”
“没坐啦！”于是她们停住了手的动作，好奇的，呆呆的来打量她，并且有一个女人就说了：“呵！又是来养娃娃的呵！”她一头剪短了的头发乱蓬得象个孵蛋的母鸡尾巴。而从那头杂乱得象茅草的发中，露出一块破布片似的苍白的脸，和两个大而无神的眼睛，有着鱼的表情。
“不，我不是来养娃娃的。是来接娃娃的。”在没有结过婚的女子一听到什么养娃娃的话，如同吃了一个苍蝇似的心里涌起了欲吐的嫌厌。
在朝东那面的三个窑里，已经透出微弱的淡黄色的灯光。有初生婴儿的啼哭。这是她曾熟悉过的一种多么挟着温柔和安慰的小小生命的呼唤呵。这呱呱的声音带了无限的新鲜来到她胸怀，她不禁微微开了嘴，舒展了眉头，向那有着灯光的屋子里，投去一缕甜适的爱抚：“明天，明天我要开始了！”
再绕到外边时，暮色更低的压下来了。沟底下的树丛只成了模糊的一片。远远的半山中，穿着一条灰色的带子，晚霞在那里飘荡。虽说没有多大的风。空气却刺骨的寒冷。她只好又走回来，她惊奇的跑回已经有了灯光的自己的住处。管理科长什么时候走回来的呢。她的铺也许弄妥当了。她到屋里时，却只见一个穿黑衣的女同志端坐在那已有的铺上，就着一盏麻油灯整理着一双鞋面，那麻油灯放在两张重叠起来的凳上。
“你是新来的医生，陆萍么？”当她问她的时候，就象一个天天见惯了的人似的那末坦直和自然，随便的投来了一瞥，又去弄她的鞋面去了。还继续的哼着一个不知名的小调。
她一点也没有注意从这新来的陆萍那里是送来了如何的高兴。她只用平淡的节省的字眼在回答她。她好象一个老旅行者，在她的床的对面，多睡一个人或少睡一个人或更换一个人都是一样，没有什么可以引起波动的，她把鞋面翻看了一目之后，便把铺摊开了。却又不睡，只坐在被子里，靠着墙，从新又唱着一个陕北小调。
陆萍又去把那几根柴柱拿来敲敲打打，怎末也安置不好，她只好把铺开在地上，决心熬过这一夜。她又坐在被子里，无所谓的把那个张医生的老婆打量起来了。
她不是很美丽吗，她有一个端正的头型，黑的发不多也不少，五官都很均正，脖项和肩胛也很适衬：也许正是宜于移在画布上去的线条，可是她仿佛没有感情，既不温柔，也不凶暴，既不显得聪明，又不见得愚蠢，她答应她一些话语，也述说过，也反问过她，可是你是无法窥测出她是喜悦呢，还是厌憎。
忽然那看护象被什么针刺了似的，陡的从被子里跳出来了，一直冲了出去。陆萍听见她推开了间壁的老百姓的门，一边说着些什么，带着高兴的走了进去，那曾因她跑走时鼓起一阵大风的被子，有大半拖在地上。
现在又只剩陆萍一个人。被子老裹不严，灯因为没有油只剩一点点凄惨的光。老鼠出来了，先是在对面床底下，后来竟跳到她的被子上来了。她蜷卧在被子里，也不敢脱衣裳，寒冷不容易使人睡着。她不能不想到许多事，仅仅这一下午所碰到的也就够她去消磨这深夜的时候了。她竭力安慰自己，鼓励自己，骂自己，又替自己建筑着新的希望的楼阁，努力使自己在这楼阁中睡去，可是窑对面牛棚里的牛，不断的嚼着草根，还常常用蹄子踢着什么。她再张开眼时，房子里已经漆黑，灯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熄灭，老鼠便更勇敢的迈过她的头。
很久之后，才听到间壁的窑门又开了。医生的老婆便风云叱咤的一路走回来，门大声的响着，碰倒了一张凳子，又踩住了自己的被子，于是她大声的骂“狗禽的，操他奶奶的管理员，给这末一滴儿油，一点便黑了，真他妈拉格厌！”她连串的熟悉的骂那些极其粗鲁的话，她从那些大兵们学的很好，不过即使她这末骂着的时候，也并看不出她有多大的憎恨，或是显得猥亵。
陆萍这时一声也不响，她从嘴唇的动弹中，辨别出她适才一定吃过什么很满意的东西了。那看护摸上床之后，头一着枕，便响起很匀称的鼾声。
二
陆萍是上海一个产科学校毕业的学生，是依照她父亲的理想，才进去了两年，她自己就感到她是不适宜于做一个产科医生。她对于文学书籍更感到兴趣：她有时甚至讨厌一切医生，但仍整整住了4年。八一三的炮火把她投进了战争，她到伤兵医院去服务，耐心的为他们洗换，替他们写信给家里，常常为了一点点的须索奔走。她象一个母亲一个情人似的看护着他们。他们也把她当着一个母亲一个情人似的依靠着。他们伤好了，她为他们愉快。可是他们走了，有的向她说了声再会，也有来一封道谢的信，可是也就不会再有消息。她便悄悄的拿回那寂寞的感情，再投掷到新来的伤兵身上。这样的流浪生活，几乎消磨了一整年，她受了很多的苦，辗转的跑到了延安，才做了抗大的学生。她自己感觉到在内在的什么地方有些改变，她用心的啃着从未接触过的一些书籍，学着在很多人面前发言。她仿佛看见了自己的将来，一定是以一个活跃的政治工作者的面目出现。她很年轻，才20岁，自恃着聪明，她满意这生活，和这生活的道路。她不会浪费她的时间，和没有报酬的感情。在抗大又住了一年，她成了一个共产党员。而这时政治处的主任找她谈话了，为了党的需要，她必须脱离学习到离延安40里地的一个刚开办的医院去工作。而且医务工作应该成为她终身对党的贡献的事业。她声辩过，说她的性格不合，她可以从事更重要的或更不重要的。甚至她流泪了。但这些理由不能够动摇那主任的决心，就是不能推翻决议。除了服从没有旁的办法。支部书记也来找她谈话，小组长成天盯着她谈。她讨厌那一套。那些理由她全懂，事实是要她割断这一年来她所憧憬的光明前途，又重复回到旧有的生活，她很明白，她决不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医生，她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产婆，或者有没有都没有什么关系。她是一个富于幻想的人，而且有能耐去打开她生活的局面。可是“党”“党的需要”的铁箍套在头上，她能违抗党的命令么？能不顾这铁箍么，这由她自己套上来的？她只有去，但她却说好只去做一年。而且打扫了心情，用愉快的调子去迎接该到来的生活，伊里基不说过吗？“不愉快只是生活的耻辱”于是她到医院来了。
院长是一个四川人，种田的出身，后来参加了革命，在军队里工作得很久。他对医务完全是外行。他以一种对女同志并不须要尊敬和客气的态度接见陆萍，象看一张买草料的收据那样懒洋洋的神气读了她的介绍信，又钉着她瞪了一眼：“唔，很好！留在这里吧。”但他是很忙的，他不能同她多谈。对面屋子里住得有指导员，她可以去找他。于是他不再望她了，端坐在那里，也并不动手作别事。
指导员黄守荣同志，一副八路军里青年队队长的神气。很谨慎，却又很爱说话，衣服穿得很整齐。表观一股很朴直很幼稚的热情。有点羞涩，却又企图装得大方。
他告诉她这里的困难，第一，没有钱，第二，刚搬来，群众工作还不好，动员难，第三，医生太少，而且几个负责些的都是外边刚来的，不好对付。
把过去历史，做过连指导员的事也同她说了。他是多么想到连上去呵。
从指导员房里出来之后，在一个下午还遇了几个有关系的同事。那化验室的林莎，在用一种怎样敌意的眼睛来望她。林莎有一对细的弯的长眼，笑起来的时候眯成一条半圆形的线，两角往下垂，眼皮微微肿起，露出细细的引逗人的光辉。好似在等着什么爱抚，好似在问人：“你看，我还不够漂亮么？”可是她对着刚来的陆萍，眼睛只显出一种不屑的神气：“哼！什么地方来的这产婆，看那寒酸样子！”她的脸有很多的变化，有时象一朵微笑的花，有时象深夜的寒星。她的步法非常停当。用很慢的调子说话，这种沉重又显得柔媚，又显得傲慢。
陆萍只憨憨的对她笑，心里想；“我会怕你什么呢，你敢用什么来向我骄傲？我会让你认识我。”她既然有了这样的信心，她就要做到。
又碰到一个在抗大的同学，张芳子，她在这里做文化教员。这个常常喜欢在人面前唱唱歌的人，本来就未引起过她的好感的。这是一个最会糊糊涂涂的懒惰的打发去每一个日子的人。她有着很温柔的性格，不管伸来怎样的臂膀，她都不忍心拒绝的，可是她却很少朋友，这并不会由于她有什么孤僻的性格，只不过因为她象一个没有骨头的人，烂棉花似的没有弹性，不能把别人的兴趣绊住。陆萍在刚看见她时，还涌起一阵欢喜，可是再看看她那庸俗的平板的脸孔时，心就象沉在海底下似的那末平稳，那末凉。
她又去拜访了产科主任王梭华医生，她有一位浑身都是教会女人气味的太太——她是小儿科医生。她总用着白种人看有色人种的眼光来看一切，象一个受惩的仙子下临凡世，又显得慈悲，又显得委屈。只有她丈夫给了陆萍最好的印象，这是一个有绅士风的中年男子，面孔红润，声音响亮，时时保持住一种事务上的心满意足，虽说她看的出他只不过是一种资产阶级所惯有的虚伪的应付：然而却有精神，对工作热情，她并不喜欢这种人，也不需要这种人做朋友，可是在工作上她是乐意和这人合作的。她不敢在那里坐的很久，那位冷冷的坐在侧边的夫人总使她害怕，即使在她和气和做得很明朗的气氛之下，她也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压抑。
不管这种种的现象，曾给与她多少不安和傍徨，然而在睡过了一夜之后，她都把它象衫袖上的尘土抖掉了。她理性的批判了那一切。她又非常有原气的跳了起来，她自己觉得她有太多的精力，她能担当一切。她说，让新的生活好好的开始吧。
三
每天把早饭一吃过，只要没有特别的事故，她可以不等主任医生，就轮流到五间产科病室去察看。这儿大半是陕北妇女，和很少的几个xx，xx或xx的学生。她们都很欢迎她，每个人都用担心的，谨慎的眼睛来望她，亲热的喊着她的名字，琐碎的提出许多关于病症的问题，有时还在她面前发着小小的脾气，女人的爱娇。每个人的希望都寄托在她的身上。象这样的情形在刚开始，也许可以给人一些兴奋和安慰，可是日子长了，天天是这样，而且她们并不听她的话。她们好象很怕生病，却不爱干净，常常使用没有消毒过的纸，不让看护洗濯，生产还不到三天就悄悄爬起来自己去上厕所，甚至她们还很顽固。实际她们都是做了母亲的人，却要别人把她们当着小孩子看待，每天重复着那些叮咛的话，有时也得假装生气，但结果房子里仍旧很脏，做勤务工作的看护没有受过教育，什么东西都塞在屋角里。洗衣员几天不来，院子里四处都看得见有用过的棉花和纱布，养育着几个不死的苍蝇。她没办法，只好带上口罩，用毛巾缠着头，拿一把大扫帚去扫院子。一些病员，老百姓，连看护在内都围着看她。不一会，她们又把院子弄成原来的样子了。谁也不会感觉的有什么抱歉。
除了这位张医生的老婆之外，还有一位不知是哪个机关的总务处长的老婆也在这里。她们都是产科室的看护，她们一共学了三个月看护知识，可以认几十个字，记得十几个中国药名。她们对看护工作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认识。可是她们不能不工作。新的恐惶在压迫着。从外面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女学生，离婚的案件经常被提出。自然这里面也不缺少真正的觉悟，愿意刻苦一点，向着独立做人的方向走，不过？蟀肴允怯志蹋帚露u饬轿环蛉耍绕涫悄俏灰丫辛硕咚甑淖芪翊tさ姆蛉税谧攀愕募茏樱抛灾频闹猩阶埃谙璧幕品5鲜弦桓e砸晕谅虢景烈幌碌哪敲赐钩龆瞧ぴ谠鹤又邪诶窗谌ァk呛廖薹竦木瘢掷劣衷啵挥惺倍杂谛嗟姆觳梗路慕床疟硎疚尴薜男巳k坏貌淮叽偎牵叽俨怀删椭缓么妫瞬环判模仓坏檬刈潘窍荆婧19用窍椿唬雒藁ㄇ颍砩床肌n瞬辉甘共u瞬径嗍芸嗤矗阕约喝ヌ婕父隹读说模13椎幕灰庵殖晌肮吡说牡赖滦模洳皇摈郑矶嗳丝床黄穑谒词窃诤苄氖焙颍鸵丫谎伞？
一到下午，她就要变得愉快些，这是说当没有产妇临产而比较空闲的时候。她去参加一些会议，提出她在头天夜晚草拟的一些意见书。她有足够的热情，和很少的世故。她陈述着，辩论着，倾吐着她成天所见到的一些不合理的事，她不懂得观察别人的颜色，把很多人不敢讲的，不愿讲的都讲出来了。她得到过一些拥护，常常有些医生，有些看护来看她，找她谈话，尤其是病员，病员们也听说了她常常为了他们的生活管理，和医疗的改善与很多人冲突，他们都很同情她，但她已经成为医院里小小的怪人，被大多数人用异样的眼睛在看着是不成问题了的。
其实她的意见已被大家承认是很好的，也决不是完全行不通，不过太新奇了；对于已成为惯例的生活中就太显的不平凡。但做为反对她的主要理由便是没有人力和物力。
而她呢，她不管，只要有人一走进产利室，她便会指点着：“你看，家具是这样的坏。这根唯一的注射针已经弯了。而医生和院长都说要学着使用弯针，橡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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