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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已经服过两次安眠药,仍然睡不着。他躺在木床上,床的一半摆满一尺多厚的书。天气热,他只盖一条白布单。那是普通的白漂布,上面可以找出三四块补丁。荞麦皮做的枕头上,绑一块同样补着补丁的枕席。枕席上又垫了两张报纸。他就枕在报纸上。
他已经不着文件,也不再看报。随手从床上抓起那本<楚辞翻阅。他苦恼、不安、烦躁。这都是为了睡觉。
毛泽东一生都在为“睡一觉”奋斗。
我用掌心握住他的小腿,轻柔地向大腿推去,一次又一次。这种按摩是为了帮助他入睡。在睡眠上,毛泽东有时像个孩子。孩子要身边有人拍打着睡,毛泽东也要身边有人按摩着睡。这种按摩不能急剧,不能停顿,不能有突兀的动作。应当连续绵长。像春雨一样轻柔持久。我感到臂乏腰酸,我已经按摩了两个多小时。轻轻地、悄悄地、不断地改变姿势。时坐、时俯、时跪,借此调节筋骨肌肉。让身体各部轮替获得休息。
天已近午,隐约能听到蝉鸣声。他终于合上了眼。楚辞仍然抓在手中,却已放倒在胸脯上。
是思考还是人睡了?
我望着那张兼有农民的朴实。政治家的刚毅和哲学家的沉郁的终于平淡下来的面孔,将按摩动作放得更慢更轻。五分钟后,我停止按摩。左腿缓缓地、缓缓地滑下床。脚底踩到了厚实柔软的地毯,右腿便接着朝下伸。朝下探。而后,再稳住劲让身体一点一点离床
可是,一只大而温柔的手突然握住了我的腕部。
“别走,你不要走。”毛泽东眼皮只闪了一下,再没有睁开。他小声嘀咕:“陪我一会儿,再陪我一会儿吧”
我侧身重新坐到床上,想继续为他按摩。可是毛泽东没有放手,仍在喃喃,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不要了,你很累就这样,就这样陪我坐会儿。
我的眼圈湿了,心里酸酸的。他睡不着觉的痛苦显而易见。但远不是全部。我从他微皱的眉毛、颤抖的睫毛,间或抽动一下的嘴角和握牢我不放的手上,强烈感觉到他的孤独寂寞和忧伤。
这不是我的主观想像。我们几名卫士曾怀着强烈的同情多次私下议论:毛泽东的生活大清苦。太单调、太枯燥。太不自由了
他有妻子儿女,但是不在一起生活。与他形影不离的只有我们几名卫士。比较起来,我们更像他家里的人。可我们无法给他家庭中那种天伦之乐,只能照顾他的饮食起居,以便他更好地为党工作、工作、工作,为人民服务、服务、服务。
我们还要保证他的安全,这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然而,我们有时也对这种安全保护产生不敢说的疑惑。
他的足迹遍全国。但是,他不能逛街,不能游园,不能随便进电影院。不能随便上百货商店。他是人民的领袖,全国人民都喊他万岁。可是他没有随便见人的自由,处处受到“安全”’限制。就连专列上的女服务要见他,也须经我们卫士同意。他的思想活跃,驰骋无羁,却很有一没时间连飞机也不能坐。,他想翱翔,但是不能够。他只是个人,他面对的是组织决定。有时,他一句话就能改变中国的历史进程。但同时,他说一百句也求下列去饭馆吃顿饭的自由。他在红墙内讲话地球也会颤动,但是他要随便走出红墙一步却不可能。这一切似乎荒唐不可思议,偏又是千真万确的客观存在。
他曾多次羡慕那些工人、农民、士兵和普通市民的自由自在生活啊!但他终于不得不接受并习惯那种特殊的生活
“我讲的这些你能理解吗?”李连成忽然停下来问。
我想了想,点头:“我理解,也相信。”
“毛泽东有躺在床上读报。看书。批阅文件的习惯。这时,我们常坐在床上为他按摩按摩腿。按摩本身有时并不是必须,他需要的只是身边有人。不看东西了,我们也为他梳头,促进血液流通,醒脑安神。休息中便和我们聊天,有时还拉着手聊。只要身边有人他就感觉踏实,他就可以安静。”李连成手指梳理一下头发,回忆着,继续说:“有时我们人手少,倒不开班,只好二十四小时连续陪伴主席。封耀松和田云王跟主席很谈得来。小封有几次从主席那里出来,本该回值班室却没能走回,一屁股坐在台阶上便睡着了。我们为主席服务真是全力以赴,有时是相当劳累的。”
我记录着,头也不抬说:“有些卫士告诉我主席是很喜爱李钠的。
“那是的呵。我好几次看到主席外出回来,把李钠抱怀里,拍打后背说:娃娃,我的好娃娃。可是,李钠从小就吃大食堂,上学后就吃学校食堂的伙食。一年难得跟主席同桌吃几餐。主席对子女要求太严了。”
“迄今为止,所有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都跟我说,主席生活太艰苦太随意凑合了。众口一词。”
“不是凑合,是习惯。可以说农民的生活习惯,也可以说是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李连成讲到这里,停顿一阵儿不语。他在回忆?胸脯微微起伏,眼圈竟湿润了。良久,忽然长长叹息一声:“唉,我是没脸见主席了我现在当公司副经理,常跟外商打交道。你可能难以相信,我经常一顿饭就要吃掉主席一年半的伙食费,有时还不止!唉,我也是没办法啊”他两手抱头。手指用力抠入头发已变得稀疏的头皮里。声音变得有些凄凉:“老人家在天有灵我是没有办法啊”沉默很长一段时间,我才小声提议:“继续讲吧。你第一次见主席是什么时间?
“1949年底,毛泽东去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老人家还给我抓了一把水果糖。那时候吃块糖就是不得了的享受啊!何况是毛主席给的糖”他眼里闪出了湿漉漉的波光,接着又用颤抖的手划燃火柴,吸燃香烟。于是,我眼前弥漫起一团团的蓝雾,像看到一幕老式电影的回忆镜头。
大地覆了白霜,干燥而坚硬。旭日红着脸爬出地平线,立刻照亮了那栋日本人修造的小白楼。小白楼已改为文化宾馆,是高岗等东北党政军负责干部休息娱乐的场所。我朝着小白楼一溜小跑。呼吸遇了严寒好像冒了烟似的。我着急,怕误了开会。我父亲是闯关东的受苦人。我自小当童工,十二岁逢上新中国成立,应招来到沈阳,在文化宾馆当服务员。那时的热情就像沸水一般蒸腾。
会议上布置了任务,气氛大异于往常。我们几名小服务员被指定在二层值班,宣布纪律很严,连宾馆经理也不许登临二层。烧开水的锅炉工也换了,换成房产科的科长,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同志!这么严厉的安全措施,准备接待谁?
那天,我们不许乱窜,不许写信打电话,不许左顾右盼,不许交头接耳或大声喧哗按照指令,规规矩矩立在电梯门两侧。
不知过了多久,听到电梯运行声。电梯指示灯亮过又熄灭。门开了。鱼贯而出的首长中,我忽然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毛主席!我差点喊出声,却又以为是做梦。然而,那熟悉的面孔已经转向我们,笑微微,并且马上伸出手朝我们服务员走来。首先挥住站在我前面的张仙鹏的手:“同志们好啊。”
“主席您好。”张仙鹏激动地回答。
“同志们好。毛泽东又握我的手。这时,我才如梦初醒,头有些晕眩,摇颤着手,摇颤着身体说:“主席好,毛主席您好!”我想多跟主席说句话,可是喉咙哽塞、纪律也不允许。毛泽东分明也想多跟我们说几句话,可是他身边的人一簇拥,他便身不由己,被簇拥着走进一号房间。
当时,张仙鹏无疑是我们服务员中感觉最幸福的一个。他直接负责毛泽东的食宿。叶子龙。汪东兴和陈伯达也住二层,由我负责食宿。
几天的服务,我们足不下楼。毛泽东上楼,我们在电梯口迎接。毛泽东下楼,我们在电梯口相送。那时我们都小,长得机灵,手脚勤快,热情高,责任感和荣誉感强烈。毛泽东对我们留下了好印象。叶子龙负责机要,汪东兴负责安全,他们记下了我们的姓名。
第二年的三月初,毛泽东从苏联回来,又在小白楼住了几天。这次,叶子龙和汪东兴找我们谈话:“你们想不想到北京,在主席身边工作尸我们说:“非常愿意。毛泽东走后,我们恢复正常工作。过了几个月,我们不再想去北京的事,以为首长不过是随日说说而已。
可是,七月份中央忽然发来一份电报,点名调几位同志去中南海工作,其中便有我和张仙鹏。接着,中央组织部派人来接我们去北京。就这样,我们走人红墙,住进中南海东八所。一个月后,我被分配到叶子龙身边当公务员。
那时,叶子龙就住在菊香书屋旁的三间平房里,与毛泽东住房只有一墙之隔,有后门相通。凡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都须
先经叶子龙试用,并且从侧面观察毛泽东的生活习性。二个月后,我才正式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那天,李银桥眼对眼盯紧我,不许我的目光滑脱,作一番严肃的谈话。他谈话的内容久而久之记不准了,但那双眼睛却留在我脑海里再也消磨不掉。我还记得自己发誓一样说:“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用生命保护毛主席,全心全意搞好服务。”
“跟我来吧。李银桥在前面带路。踏上台阶时,他整理一下头发和衣领。我也下意识地把衣服抚抚平。他停我也停,他走我也走,像个尾巴似的,紧随他走进毛泽东办公室。
毛泽东坐在沙发里看报,像是在等我。听到声响便抬起头,目光在李银桥脸上一掠便落在我身上下动了。我立刻感到一种紧张,筋肉绷得发僵,呼吸也发生了困难。
“主席,他来了。”李银桥的声音传人了我耳中。我看到毛泽东吮了吮下唇,放下报纸:“好,那好。”他点点头。后来我逐渐发现,毛泽东满意什么事情时总是说:好,那好。
“你叫什么名字啊?”毛泽东招招手“过来,小鬼,过来说。
“李连成。我边说边朝毛泽东走近,只隔一步距离才停住脚。
“李连成,是这么写吗?毛泽东伸出左手,用右手食增在左手心里写字。
“是的。我点头。
“今年多大了?”
他的湖南口音,连问两遍我才听明白。
“十六了。”
“你是哪里人?”
“大连。”
“那么你是见过海哩?
“我在渔网厂里编过渔网。”
“你高兴不高兴到我这里来工作?
“高兴。”
“可是你才十六岁,爸爸妈妈放心你来吗?”
我低下头:“我爸爸妈妈都去世了。”
一阵静默,我重新抬起头时,发现毛泽东眼里露出一种同情怜爱的神色。他忽然从茶几上抓起一把糖,递给我:“吃糖,吃块糖。”
毛泽东的手真大,他抓一把糖,我用两只手去接,仍然掉地一块。我犹豫该不该捡?毛泽东已经俯身去拾。我便有些急,也忙弯了腰去捡:“主席,我来。”不料,地上的糖没拾起,捧着的糖又掉落了几块。我好狼狈啊。
“娃娃。真是个娃娃。”毛泽东不让我把糖放回茶几,把拾起的糖塞我兜里:“揣起来,揣回去吃。他重新打量我一遍,问:“家里还有亲人吗?”
“还有个妹妹在大连。
“你上过学吗?”
“上过四年。
“你应该上学么。你是见过海的人,应该有志气。趁现在年轻,应该多学习学习。”
当时,我没有理解毛泽东说这番话的心情和想法,以为不过是随口说说而已。何况,一旦开始值班,我马上发现很不适应,几乎把全副精力用上仍不能胜任。感觉非常疲劳,根本无心去想上学的事。
毛泽东生活无规律,或者说与常人的规律完全不同,这一条凡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都知道。首先是吃饭没规律,总要让人一再提醒。他什么时候说吃吧,才能去办。弄饭本该是厨房的事,他又经常嫌麻烦,让我们在电炉子上煮一茶缸麦片粥或下点挂面便算一餐。一天或吃一餐或吃三餐没个定数。这一来,我们吃饭也常失去规律。他的睡眠更是特殊。多数时间是上午睡觉,下午和晚上办公,稍遇大事便接连两三天不睡一觉,我们值班卫士只好陪着,几天下来便全身乏力,哈欠连天。他过人的精力令人吃惊,也叫人难以忍受。我想探索其中的奥秘。莫非是吃了什么高级补品?仔细观察,什么也没发现。毛泽东人口的东西都是要经过我们卫士之手的,就连吃感冒药也不例外。毛泽东从没吃过任何补药。他喜欢吃的就是红糙米:小米、黑豆。芋头。馋了就要碗红烧肉。平时的蔬菜除辣椒。酱豆腐外,也不过是市场上常见的菠菜。空心菜。圆白菜和克菜等,他似乎也不讲究,菜常常不切一刀便下锅,吃饭时总要拿本书或报纸边看边吃。他从不细嚼慢咽.可以说狼吞虎咽。若是自己吃饭,几分钟就能解决战斗,除非有客人才不得不放慢速度。
毛泽东吃的这些东西普通人不难吃到。我也学过他的饮食,不行,没几天胃就难受。没得到他那种过人的旺盛精力,反而差点垮掉。
我又发现毛泽东特别能喝茶,能吸烟。莫非这些才是他那旺盛精力的来源?试几天,也不行。茶喝多了肠胃老咕咕叫,饿得快,出虚汗。烟抽多了嘴干苦,头也疼。唉,看来这是天生。我暗自这样想。不然毛泽东怎么就能成为全国人民的领袖?
我们为毛泽东不能按规律吃饭发愁,毛泽东却只为不能正常大便发愁。他总是大便干燥。几天大使一次,还必须灌肠,灌了肠才能便出。便出他就如释重负。我在独立值班前,既要学会用茶缸子煮麦片粥,下挂面,烤芋头,又要学会用洗脸盆和胶皮管子灌肠的一套本领。
毛泽东比别人多一点讲究,就是每天要擦个澡,按摩按摩。这些工作也都由我们卫上来完成,所以我必须学会按摩。
按摩时,毛泽东常同我们聊天,但多数时间他是看报批文件。他有躺在床上看书批文件的习惯。我们在旁边按摩,并不影响他工作。记得第一次为他按摩,我小心翼翼地问:“主席,这样行吗?”
“嗯,好,很好。”毛泽东放下报纸,望住我。我便低了头。平时谈话,我就怕主席看着我。他若看着报纸跟我聊天,我还自然自在,他若看着我,我就会不自然不自在。可是,毛泽东的目光不肯离开我,问:“你为什么要学这些呢?你还年轻,上学会不好吗?”
毛泽东多次跟我提上学的事了,我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我想去,但我怎么好说“行,那我就上学去吧”?说不出口啊。我总是回答:“我愿意在主席身边工作。”
于是毛泽东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盯紧我,好像要看透我的心思似的。良久,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
年底,我终于下决心去学习了。这个决心能下,同我跟随毛泽东外出视察不无关系。
毛泽东外出,行李由我们准备。他无论在火车上还是住宾馆,都睡木板床,用自己的被褥。他的被褥是一色白漂布,他使用的毛巾被是;日的,就是如今摆在他故居中的那条补了补丁的毛巾被。麦乔皮白漂布的枕头,冬天铺枕中夏天铺枕席或报纸。两件柞蚕丝的睡衣,多少年来就是那么两件睡衣。有两套衬衣衬裤换着穿,洗衣服的事情也是由我们卫士做。他有一双大头棕色皮鞋,一双圆日黑布鞋。有两条毛巾,分工不明确,擦脸擦澡擦脚随便用。要带点烟和茶。带双乌木筷子或毛竹筷子。带的牙具中,没有牙膏只有牙粉。他从不使用香皂,只偶尔用用肥皂。行李中最有分量最重要最不能少的是那两个书箱。
那是两个木头箱子,粗糙笨重。二尺高,三尺长,一尺多宽,刷了清漆。这是专门出差用的,里面装满书。辞海、词典、楚辞等书是每次必带。其余唐诗宋词古典小说及哲学书籍根据毛泽东的吩咐选择。毛泽东在生活中是漫无拘束的,书房和卧室中,这里那里堆满书报。看似杂乱无章,他却能够随心所欲地找到自己要看的东西。如果你想按照一般外观上的标准搞点条理化,归置整齐,那就糟了。他会因为找不到要看的书而烦躁恼火,甚至发脾气。
“我的书不许你们动,放在哪里就在哪里。”他这样提醒我们,特别是在打扫卫生的时候。
要去外地了。上火车前,毛泽东将手那么一划:“把这些都带走。”那手势须在老卫士帮助下才能理解。不但包括了桌案上的几堆书报文件,而且包含了沙发扶手上和茶几上几本像是随意扔掉的书。
书报装箱后,放吉普车上先走。提前两小时左右送到专列主车厢内,按照在家时的样子,将书报文件重新摆放在书桌上,丢在沙发扶手或茶几上。原来放在床上的书现在也仍放在床上。总之,一切照旧。毛泽东登车后,擦一把脸即可开始看书、办公。他需要的书轻而易举就能在“老地方”找到。
糟糕的是我识字不多,看书更少,尤其看不明白那些线装书,摆弄两个书箱便格外吃力。虽有老卫士不断提醒,仍忙得头晕汗出。怕到火车上恢复不了原样,那些书报装箱时我厦下不了手。偏偏毛泽东又嘱咐我带两本书,那书名我闻所未闻,连问两遍仍不清楚,便不敢再问第三遍,悄悄向老卫士们求援。结果还得由老卫士们去问第三遍。
毛泽东在火车上问我:“小李,你来的时间不算短,半年多吧?”
我说:“十个月了。”
“我说话你还听不懂吗?”
“能听懂。”
“说明你不是听不懂话,而是学习少,没看过书,聊斋)没看过,红楼梦没看过,三国演义也没看过。做一个中国人,这些书不着是不行的。你应该去学习学习啊!”我终于下定决心去学文化,一同去的还有张仙鹏。上速成中学。临走,毛泽东为我和张仙鹏写了字:努力学习。并签了名。
“听你讲的,开始你是非常想进中南海,非常激动能到毛主席身边去工作的。”我吸两口烟,斟酌词句“后来就不那么非常了?”
李连成眨眨眼,轻轻摇头:“不能这么笼统说,这样会生出误会。这个问题必须全面细致地谈。
“就是说,不能简单回答是或不是?
李连成点头:“是这样。我先后三进三出中南海,都是有原因的。首先,毛泽东的学习精神、革命精神、忘我工作和极其简朴的生活作风对我教育是很深的。至今我们卫士们碰到一起回忆当年。仍忍不住激动,常常热泪盈眶。他并不是没有钱,他有稿费,经常支援帮助同志们,对自己和子女们却要求非常严。一生粗茶淡饭,从没想过享受。他总是把自己的命运同全国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困难时期他七个月不吃肉,二十多天没吃一粒粮。他的孩子饿得悄悄找我们要饭吃你说,不是人民领袖能做到这一点吗?他也常给我们讲革命道理,但他首先是以行动教育我们。后来我走上社会,很不适应。社会复杂,人更复杂,见到各种不正之风,特别是那些挖空心思谋一己之私的干部,厦更加觉得毛泽东的伟大和不容易。”
“你说的不容易是指什么?”
“社会上一些人以为,毛泽东还不是要什么有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实事求是讲,毛泽东确实可以要什么有什么,但他从没要过享受,他只要工作。没完没了地要学习要工作。”
“我采访过许多人,我也有这种感觉。”
“我们的领袖们都是这样。我学习结束后,1952年重回中南海,分配到少奇同志身边工作。少奇同志住中南海西楼,我跟随他三年多,印象中,他整天就是工作、工作。他话不多,在办公桌前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他就能坐住!他和毛泽东一样,抽烟很凶。为了让他少吸烟,光美同志给他买些瓜籽和硬糖帮他磨嘴。可是不行,糖也吃了,烟也没少抽。你想想么,桌上的文件堆起来像小山,那全是问题,要一件一件处理,就那么一坐一天,能不吸烟吗?在生活上,少奇同志也是俭朴得很.甚至我给许多人讲了他们都不信!”李连成吸口气,显出愤慨,咬着牙诅咒一声“有些家伙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之腹,妈的,人和人真是太不一样了了。”他喝口茶水,平息一下那股心火,继续讲“少奇同志没有什么稿费,只有工资。光美同志的工资又低,他们有九个孩子,他们是严格按照自己的工资收入来计划自己生活支出的。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在一起吃饭,早晨连牛奶也轻易不喝。就是稀粥咸菜。中午两个菜,剩下了,光美同志就像所有普通家庭的主妇一样,认真收起剩菜,晚饭热一热再吃。孩子们都是吃机关或学校食堂,一个孩子的衣服小了就给下面的弟弟妹妹穿。一个捡一个的衣服穿,补了又补.直到不能穿为止。“文化大革命”中,清华大学一些坏蛋和愚昧的青年们斗争王光美同志,我在心里流泪。他们懂个屁吁!光美同志出国穿件好衣服,那是工作的需要。我在她身边工作几年,我还不知道?她的艰苦朴素在中南海里也是突出的,整年一身蓝布褂子,除了工作需要,从来不曾打扮。她出门上街,去王府井商店,全是骑自行车。为了适应外交场合的需要,不得不打扮一下时也是想了又想,她难哪!就这样,江青还借机打击陷害她,那些受愚弄的红卫兵也跟着胡造反。我相信,绝大多数红卫兵今天再回想自己当年的行为,也会痛悔不及的。”
“我完全同意你讲的。”我想了想,试探着问:“那么,你在接触中,感觉毛泽东与刘少奇有没有不同的地方?我主要是指性格和生活方面。
“他们都是伟大的。”李连成先用肯定的语气说。而后略一沉吟,放慢声调,”当然,人和人不可能都一样。他们都有坚定的信念和伟大的献身精神,有巨大的革命热情和历史责任感。不过,也有各自的特点。毛泽东热情。幽默。激烈,他的不宁静、容易冲动是显而易见的。他经常思考,久久地在那里沉思,并且为自己想像的东西而着迷。比较起来,少奇同志较宁静,注意规矩和条理,一举一动都更稳重,更富有修养。他在我们卫士面前像位慈祥的长者,很关心,但不乱开玩笑。更不曾发过脾气。毛泽东同志也非常关心我们,可以随便开玩笑,无拘无束。但他一旦发脾气,那也是很厉害的。少奇同志的家庭生活很和谐美满,他和光美同志感情非常深,他的生活起居都是光美同志照顾,我们卫士很轻松,没有多少事需要紧张劳累。毛泽东同志的家庭生活不够和谐。这主要是因为江青。他们吃不到一起,睡不到一起。行不到一起,说不到一起,常有争吵,毛泽东的生活全由我们卫士照顾,不让江青多管。这样一来,卫士们便计四小时不离身边。少奇同志是白天工作。夜里休息。毛泽东上午睡觉,下午和夜里工作。这种特殊的规律也常常打破,有时几天几夜不睡,所以卫士们也紧张疲劳得多。”
“这就是你后来不那么“非常”愿意留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原因?”我冒昧地问。
“不是不是。”李连成急忙摇头:“累是累,毛泽东更累。我们卫士毕竟可以换班,毛泽东可是不能换班的。”
“那么。是因为毛泽东跟你发脾气了?”
“也不是。”李连成犹豫一下,终于说,”这话怎么讲呢?我总觉得一家一户当个老百姓的生活更自由自在些,更适合我。”
“你能解释一下吗?”
“就从毛泽东发脾气来说吧。我相信,全世界任何一个人处到毛泽东那种情况,也都会发脾气的,而且一定更厉害得多。他生活单调不自由。江青不在一起,儿女不在身边,只有我们卫士昼夜相随。有人在电影和报纸上看到毛泽东在群众中的热烈场面,以为他是自由的,真是“毛泽东在群众中’。其实,那是有组织有安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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