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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满头银发总是由前向后梳理得整齐规矩，打过发蜡一般，风也难得吹乱。他脸色红润，两国有神，像学者或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干部。
他是部队某医院院长，叫徐涛。副院长便是他的妻子吴旭君。他们过去很忙，忙得女儿把妈妈叫阿姨——忘了。姥姥问：你是吃谁的奶长大的？女儿毫不犹豫将小手指向街头奶站：吃叔叔的奶长大的。
那时，他们只有一个心思：让毛泽东有一个健康身体。他是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她是毛泽东的护士长。
现在他仍然忙。每次聊天不过十句.准被来找他的人打断。治病。查房、讲课、学术研究我说：不行，咱们得找个整块时间。他说：那就只好春节了。
节尾一天，我们俩钻进他的办公室。他珍惜时间。说话开门见山：我知道，领袖人物的性格总是吸引着许多作家。作为一个人，毛泽东是很有诱惑力的因为他总是盼望挑战。
第一次会体
那天，我去看傅连璋。我们很熟，忘年交。无话不谈。
他不知哪根神经被拨动了，盯住我打量，目光蹊跷。
“怎么了？”我问。
“嗯，”他轻咳一声，忽然笑道“我推荐你去主席那里工作吧？”
“啊？”我上下牙床拉开距离，半天合不拢。
“怎么，不愿意？”
“这么重的担子我怎么担得了啊？”
“你怎么担不了，你是北医毕业的高才生么。”
“可是，这是给毛主席当医生，出点事我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
“不要紧，有什么事只管找我，随时都能帮你一把。”他拍拍我肩“别想得那么神秘。
我动心了。谁不想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全国人民的领袖么。何况有傅连漳同志支持。他是卫生部副部长，红军时期就跟随毛泽东我便点了点头。
傅连璋跟毛泽东说了，还写了信。不久，我便来到毛泽东身边。
既然挑了担子，我就很负责。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回答完他的问话，我便提出：“主席，我给您作一下体检吧？”
“嗯——不要不要。”毛泽东连连摇头。他靠在床上看报，叠起的两脚也跟着摇：“我不要，我没病。”
“不检查您怎么知道没病？”
“我自己的身体，有病没病我还不知道？”
“有些病自己就是不知道。再说，既然我给您当医生，就得负起责任。”
，我没病，没病看什么？毛泽东右手轻轻一挥：“你去吧，有病我再找你。”
第一次见面，我不敢多言，悄悄退出。看来，卫士们介绍的情况不假。毛泽东不喜欢医生。而且，难以说服的自以为是。
那就先观察观察吧。我从旁观察了一星期，得出结论：毛泽东体内肯定潜伏有病。
毛泽东工作极繁忙，秘书手中那份工作计划表天天排得满满的，看一眼便透不过气。他酷爱书。书房。办公室、卧室到处是书。外出很少带行李，木箱里装的全是书，真正是手不释卷。吃饭、理发。睡觉都不肯放下书。他缺少运动，至多不过在院子里散步十分钟，有时星期六跳跳舞，他烟不离嘴，整日整夜罩在烟雾中，还没完没了喝浓茶。他睡眠少得惊人，毫无规律可言。吃饭太随便，同样毫无规律，常常七八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才吃一顿饭。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受影响，不少患了胃溃疡。这样的工作量加上这种生活方式，怎么可能不生病？
早晨，我走进毛泽东卧室。他正靠在床上喝茶读报。他每天醒来第一件事便是喝茶读报。
“主席，我给您检查一下身体。”
“怎么又来了？”毛泽东不耐烦地挥一下手，”我不检查。”
“我必须检查。”我把各种医疗检查器械放在床头柜上，显出决心。
“你去吧，我没病。”毛泽东第二次挥手。
“没病也要查。我是医生，对您的身体必须做到心中有数。”
“你这个同志呢，我已经说过，有病我再找你。毛泽东皱起眉头第三次挥手。
“您也说过，应该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我现在就要积极预防。
毛泽东诧异地望住我，望了片刻。我坚持住了，虽然很紧张。
“嗯——”毛泽东长长哼一声，眉头紧锁，不高兴地放下手中的报纸。于是，我便开始为他体检。
从头发查起。眼、耳、鼻。喉没任何毛病。但是，牙齿被烟薰得焦黑。
“主席，您的牙可不行”
“太黑了？那是在延安吃黑豆吃的。”
我扑哧笑出声，说：“不能怪吃黑豆，是您抽烟大多薰黑的。牙垢也多，而且有龋齿。您闹过牙疼吧？”
“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了命。关键一句是“不是病’。”他张大嘴巴和仰靠藤椅的样子像个农民，我已经不紧张了。
“那是老百姓说的，不科学。”
“就你那个书本科学？几乎年的实践证明牙疼要不了命。”他像争论重大政治问题一样认真。
“一下子要不了命，久了也要影响请您伸出胳膊，我量量血压。
“你还量血压？我们那时整天行军打仗，谁量过血压？只要不挨枪子，照样活得很好。”
“那时条件不行，现在有条件了就要量。”
我给毛泽东仔仔细细从头检查到脚，惊讶得直眨眼。除牙齿外.竟什么病也没查出。尤其心肺功能，简直不像六十岁人，好得惊人。以他的工作量和生活方式而言，这怎么可能呢？我当时的感觉，用现在一句台词讲：毛泽东，真神人也！他因此吸引了我。
毛泽东一边穿衣一边说：“徐涛啊，你这个人很勇敢么。”还不紧不慢斜我一眼。
我怔怔地不明白意思。
“还没人像你这样把我全身上下检查一个遍。我没病，你就花了我这么多时间，啊，我的时间你就敢占去这么多！”
“是啊，主席。现在我心里有底了。”
“那好，以后我就只找你看病。”
“哎呀，主席，那可不行。大病还得请专家，还得会诊。”
“不要找。就找你就行。他态度很认真。
“那可不行，我担不了责任。”
“就找你！”毛泽东坚持说“你把我身体查遍了，熟悉了，我再不需礼节，心里也自然。另找专家，我还得穿戴整齐，讲礼节，浪费时间还心里不自然。再说我身体好，没什么病，你也犯不着担什么大责任。”
“那么，这是第一次。以后定期我还要给您作体检。”
“还要检查？我哪里那么容易生病。”
我照自己的想法继续说：“另外，您身体稍稍偏胖，以后要注意体重。”
“哈哈哈，”毛泽东笑了，他根本不在乎胖不胖。他拍拍稍微隆起的肚子说：“我这个年龄，这样子也算胖？就是胖点么也能说成病？”
“瘦点总比胖点好。”
“你那本书说瘦点比胖点好，迟早会出另一本书说胖点比瘦点好。你信不信？”
我不信。可是如今，有不少科学家经过调查统计，又认为胖点比瘦点好。毛泽东确实善于预见。
体检之后，我经过认真考虑，对今后的工作方向明确了。看来，我的首要任务是设法将毛泽东从繁忙的工作中拉出来，重点抓好几件大事
睡眠
说毛泽东的睡眠是全党的大事，一般人难于理解，难于接受，其实并非夸张，特别是当大事来临之际。从周恩来总理开始，党的领袖们见到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第一句话都是问：“主席睡了没有？”“主席睡得好么？”毛泽东自己也说，我的个人生活只有三件大事：睡觉、喝茶、吃饭。
他把睡觉放在第一位。他最讨厌、最恼火、最痛苦的是睡觉，最渴望、最高兴、最满意的也是睡觉。他如果跟卫士发了脾气，十次有八次是因为睡觉。
我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傅连漳首先关照我的便是毛泽东的睡眠。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战争时代，我军从敌占区搞来一大瓶安眠药，是美国出的巴比妥。当时许多党和军队负责人如获至宝，专门派人送到傅连漳手中。周恩来等领导同志都为这瓶安眠药高兴，指示傅连瘴一定要保护好，不能叫任何人动用，不能多给毛泽东，也不能毛泽东一要就给。只能用在关键时刻，让毛泽东吃几粒，睡个好觉，以便他做出重大决策，或以充沛精力去处理那种关系全党全军命运的重大事件。傅连璋护命一样护着这瓶药，一粒不敢浪费。关键时刻才取几粒送给毛泽东服下，让他睡一个好觉。往往上个好觉之后，毛泽东能连续工作几天，正确及时地解决各种复杂矛盾。甚至做出决定历史进程的重大决策。傅连璋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瓶巴比妥为中国革命做出了特殊贡献哩！
来到毛泽东身边，我很快便理解了傅连漳讲的话千真万确。毛泽东的睡眠确实超出了一般睡眠的意义，确实是件与全党全国有关的大事。
毛泽东睡不好觉，一方面是形势造成，另一方面也在个人。投身革命后，严峻的斗争形势和恶劣环境不容他保持有规律的生活。特别是战争年代，只能见缝插针，逮机会打个盹。再加上他惊人的工作热情和责任心，不列极度疲劳不肯躺下。久而久之。睡眠便发生了困难。
毛泽东的睡眠看似无规律，仔细观察研究，其实也有规律。甚至可以找出两条规律。一条规律隐藏在他自身，就是脑子疲劳到极点，便用手指在头顶上画着圈喃喃“天翻地覆，天翻地覆”吩咐卫士：“我睡觉吧。”还有一条规律是我从旁观察得出。除遇大事可能几天不睡外.正常情况下，他的睡眠可以概括为“每天多赚四小时”或者说，毛泽东的一天有二十八个小时。比如。今天早七点入睡，中午十二点起床，那么明天就可能中午十一二点入睡，下午三四点钟起床。后天又会拖至下午三四点钟睡觉。晚上九十点钟起床。就这么形成自己独特的“一天”比大自然的一天多四个小时左右。然而，还不能遏大事。遇大事他就没明没夜沦不了“天”了。
由于他的“一天”是超越自然的特殊的一天，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便遇到一种困难，就是如何协调大自然的一天和毛泽东的一天。说毛泽东上午睡觉，下午和夜间办公，其实不准确。只能说这种时候不少。许多中央领导找毛泽东汇报工作，总要先问“毛主席睡觉了没有？“主席现在是睡觉还是工作？”无论上午、下午还是晚上，都有碰上毛泽东睡觉的时候。这就对不起了，只能回去等候，过段时间再来。当然，大事除外。大事可以叫醒他。毛泽东是党中央的核心，也是国家领导的核心。那时，其他领导同志都要围绕他运转。那么，他夜里宣布开会，其他同志夜里就要从床上爬起来前往参加。我到毛泽东身边之前，是在罗瑞卿身边工作，很熟悉。他曾多次跟我说过他很累，主席夜里又找他们开会了。其他与会领导干部的情况便不得而知了。
我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更须跟随他运转。久而入之，一到晚上就来精神。后来回到医院工作，便遇了麻烦。夜里睡不着，早晨起不来。如今年过花甲，还是这个毛病，很不适应。
毛泽东吃安眠药相当厉害，几乎天天吃。睡眠是毛泽东的一等大事，安眠药如何使用便成了我全部工作期间的一大问题。既要让他睡觉，又得让他少吃，避免上瘾。这个工作太困难了，我一个人担不起责任，常常由卫生部帮助研究安排；须不停变换安眠品种，又须研究决定用药量。
毛泽东的安眠药每天由我放他床头柜上。他总想多要多吃，我不叫他多吃。他很倔犟。简单拒绝不行，必须讲明道理。道理讲透了他才听，才不坚持己见。但是，药量也不能大小，必须保证他能入睡，能使他在高度持久紧张的脑力劳动之后得到休息和恢复。工作的难度是可想而知。值得骄傲的是，我们对药量基本掌握得不错，保持了主席的睡眠和工作，几十年用药并未发生中毒或成痛的情况。
如果用过药后仍然不能入睡，他烦躁。痛苦，我更焦急。有时还紧张。但这还不是最让我紧张焦急的时候。
一次。毛泽东要主持召开重要会议。夜里，把我叫了去。
走进毛泽东卧室，他正在室内踱步，眉头微皱。看见我，他住了脚，指着我认真说：“小徐，明天我有事。今天晚上你必须让我睡觉。”
我想了想，点头：“行，主席。能办到。”
可是，毛泽东又说一句：“不许睡过四个小时。如果早晨我还迷糊，那是不行的。”
主席从来不曾表现出这么严肃认真，要求又是那么苛刻。我身上的汗刷地冒出来。脑子紧张地转了又转，说：“我尽力办到。不过，请主席相信我，不要再想睡觉的事。您越相信我，我才越好办到。
毛泽东盯住我片刻，点头微笑：“我相信你。”
我给毛泽东开出两份安眠药，请他先服下一份，然后照以往习惯，擦澡按摩。按摩时想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但不要再和卫士聊天。四十分钟后再服下第二份安眠药，看不看书随便。并且私下嘱咐卫士，第二次服药后按摩一定要轻，主席没叫走就只管按摩。主席若睡着了，就悄悄退出来。
全部安排好，我便在值班室坐等消息。别提有多么紧张焦灼。如果这些法子不灵，他再要吃第三份安眠药，明天早晨就要麻烦了
刚熬过五十分钟，卫士轻轻进来了。我一阵激动，几乎叫起来。果然，卫士小声说：“老头睡着了，拿着书就睡着了”
我仍然不敢松动。天刚亮，便盯着表等电铃响。如果主席自己醒来，按电铃叫人，那是最理想的结果。如果七点电铃仍不响，就需卫士去叫醒他
还差两分钟了。我沏了浓浓一杯龙井茶。看来要糟，他可能睡不醒了。
忽然，电铃一响，标示卧室的牌号落下来。我兴奋地一拍卫士屁股：“快，把茶水给主席送去！
毛泽东开会回来，唱了一嗓子京剧。于是，我便宜了他一般得意洋洋起来
吃饭
如何让毛泽东吃饭，是我操心费力又常常无奈的第二件大事。
因为毛泽东的一天长过大自然的一天，他吃饭的间隔时间便也拉得很长，一工作就是十来个小时不吃饭。那时，解放不久，保健工作和安全保卫工作是结合在一起。负有安全责任；我不敢远离主席，吃饭也没了规律，不久便得了胃溃疡。胃常疼、全仗着年轻顶过去。在他身边工作的不少人都闹胃病，奇怪的是毛泽东就没事。
这确是令人纳闷的事。从一些书上看到，和毛泽东聊天也可以得知，他青少年时期便有意磨练自己，甚至故意吃冷饭、剩饭、馊饭，做好了适应将来艰苦斗争生活的准备。这自然说明他自小立志不凡。可他怎么没留病根呢？好像他是老天爷特意为中国准备好的领袖人物，准备好的救星。
毛泽东对饮食始终要求不高。他喜欢吃肥肉和青菜。青菜多吃点是好事，可肥肉我不能不反对。反对他也不听。我就反复讲脂肪、胆固醇的道理。他听得认真，听完总是一笑置之，说：你的话不听不行，全听全信我也要完蛋。照你那么多讲究，中国几亿农民就别活了。人生识字糊涂始，你懂吧？
他倔我也犟，逮住机会就不厌其烦他讲饮食道理。我说：“没条件讲究，硬讲究不对。有条件讲究硬不讲究也不对。”毛泽东听烦了，便挥手赶我走。他说：“我多年已经习惯了。凡事都有个平衡，你再讲究也离不开个平衡。我有我的平衡，你非打乱不可。你不是搞破坏嘛。
这番话还真不好驳他。
毛泽东又说：“你讲我吃的没道理，实践检验真理，我身体不好吗？你搞的那一套，到我这个年纪未必有我这个身体。”
唉，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他那个吃饭的规律，不讲究，换了别人肯定垮，可他就是没事。有时一碗面条，有时一茶缸麦片粥，有时一大碗红烧肉，有时又只吃一盘青菜，而且想起来就多吃一顿，想不起来就少吃一顿，甚至干脆不吃。就那么随心所欲，听其自然，偏偏他就不闹病，身体一直健康。精力总是那么旺盛。我学的知识不算少，却无法解释这个现象，至今想来仍然是个谜。
但是，我还是想用学得的知识，改善和提高毛泽东的吃饭水平。每每下厨房和炊事员研究食谱，每顿饭根据营养定出四菜一汤。那菜碟很小，说是四菜，三筷子便能夹完一个菜。我还给炊事员讲营养学，讲食品卫生。可惜，我的苦心收效不大。你定了四菜一汤的食谱，他到时候叫卫士煮了一茶缸麦片粥便算作一餐，那食谱便只好留待下一顿。你这里注意卫生，他那里吃饭掉了米粒菜叶，总是拾起来便往嘴里送，从不许桌上碗里有一颗米粒。
完全如他老人家所说——农民的生活习惯。
更难办的是，毛泽东身边的卫士都是只上过几年小学或干脆没上过学的小青年，千什么事就更不讲究了。苹果抓起来就吃，还递给你吃。如果我拿去洗过或削了皮再吃，便脱离群众，被卫士们瞧不起。“人家是知识分子么。”“臭讲究。“我便免不了忧虑。倒不是怕自己搞不好群众关系，主要是怕这种不卫生习惯。难免不影响毛泽东的健康。
那天，毛泽东只吃了一顿饭。我忍不住又劝：“主席，您这样没规律迟早是要损伤身体的。一口三餐是最科学最卫生最符合身体消化规律的”
“你才是教条主义呢。”毛泽东打断我的话，自信心使他总想同我争论“作了胃切除就要少食多餐，你那个规律还敢说”最’？”
“那是特殊情况。”
“普遍性就存在于特殊性之中，什么话都别讲绝对了，别一说就是“最’。人吃饭是补充能量，工作是消耗能量，只要人活着，这对矛盾就永远存在。光吃不干不行，光干不吃也不行，要搞平衡。矛盾永远存在，人就要不停地搞平衡。吃一顿也罢，吃十顿也罢，收支平衡就符合卫生，你能说我没规律？”
我无言以对。收支平衡确实是生命的根本规律。可是，他的平衡方式让我难以苟同。
他爱吃肥肉，却从不多吃。只有经过一段时间，感到“馋”了，便吩咐一声“来碗红烧肉，补补脑子。”若是加班加点连续工作三十小时，他也可能吃四五顿饭。当然，很简朴。或者一盘菠菜，或者几个烤芋头。他吃饭不是为享受，只是为了“收支平衡”保证工作。
睡眠少，必然影响胃口。毛泽东富有他的解决办法：吃辣椒。他不能喝酒，喝一盅葡萄酒就会面红耳赤。但是能吃辣椒。吃一碟仍然面不改色心不跳。记得我刚到他身边，便遇到这样一个笑话。
毛泽东靠在床上批阅文件，卫士进来请他吃饭。这名卫士新来，毛泽东不放心，问：“辣子拿来了吗？
毛泽东的湖南口音很浓，身边的卫士大多数来自东北。因为毛泽东喜欢东北小青年，说东北小青年又聪明心眼又实。这位东北来的小卫士听到主席的吩咐，忙朝厨房跑。动作迅速，可惜搞错了。他把辣子听成了蜡烛。大白天要蜡烛干什么？便问：“主席，蜡烛点着吗？
毛泽东只顾批他的文件，头也不抬说：“点着？你们东北吃辣子还点着？乱弹琴。去，拿锅上炕一炕，要整根的炕，不要切。
卫士愣半晌，拿着蜡烛往外走。走到门口，还是忍不住回转身，小心翼翼再次打搅：“主席，我还不明白，怎么拿锅上炕？”
“不要放油，干炕就行。”
“可是锅要放在火上吗？
“下放火上怎么炕？蠢么！”毛泽东拾起头，显出烦。眉毛皱起一团。
“可是，炕化了怎么办？”卫士欲走不能，欲留不敢，嘀咕着不知所措。
这时，毛泽东忽然笑了。他已经发现那支蜡烛，越笑声越大，越笑越开心。小卫士不知所以然，好陪着笑。越笑越难堪，越笑越狼狈。
“辣子，我要辣子。”毛泽东用手比画，作一个吃到嘴里的辣状，说：“吃的辣椒。
小卫士听懂了，这次可真笑出了泪。
毛泽东吃辣椒喜欢吃整根，不要切碎，不要油炒，也不吃辣椒粉或辣椒糊，就是整根的尖辣椒十炕一下，便拿来吃，以便刺激胃口，多下饭，维持体内的“收支平衡”
也许和这种生活习惯有关，毛泽东经常便秘。大便困难，要由卫士给灌肠。为此，毛泽东也有缓和矛盾的办法。他喜欢吃青菜，而且别有一番讲究。比如菠菜，从不切段，全是整根炒来吃。连菜根带茎叶整棵整棵进锅，吃的时候往往一夹能带起一盘菜。他嚼着很香。其他蔬菜也是尽量整根或保持长纤维。他说：“长了牙就是为了嚼。你切那么碎，切刀代牙，牙齿也就该退化了。”
毛泽东这个习惯影响了我。我也学着整根菠菜拿来炒。油菜也是这样做。不切段，不跑汁水，不失营养，吃着鲜美，味道好极了。至今我们全家仍是这样做菜、吃菜。
毛泽东的主食基本是糙粮。南方人自然喜欢吃大米。进城后，他仍保持了吃湖南红糙米的习惯，很少吃小站或东北好大米。米饭里总要加点小米、赤豆或红薯芋头。他常说：“我就是这个命，喜欢吃粗粮。”他吃饭很仔细，碗沿碗底不能丢一粒米。那筷子使用得极有功夫，就是一粒小米也能夹起来送进嘴。记得第一次请他吃饭，顺手拾起桌上的米粒放嘴里，我真是目瞪口呆。毛泽东却浑然不觉，好像世界上的人都这样，天经地义。
毛泽东抓起筷子时，总习惯敲敲碗盘感叹两句：“什么时候农民都能吃上我这样的饭，那就不得了啦，那就大好啦。”
熟悉了，说话不再拘束，我便多一句嘴：“主席，这算什么呀？好东西有的是，您又不是没条件，吃不起。
毛泽东认真望住我：“好大的口气。这还不够，还想吃什么？想当资本家了。
实在说，当时我的饮食不见得比主席差。至于现在，我和他身边那些卫士吃的可能都比毛主席当年要吃得好些。但是，当时我不能那么说。我只能建议，说出一些名贵菜肴，建议他吃一吃。
毛泽东皱起眉头：“要开国宴呀？你那些菜贵是贵了，贵了不见得就好。不见得有营养。依我说，人还是五谷杂粮什么都吃的好，小米就是能养人。小地主。富裕农民都比大资本家活得长。你信不信？”
我无可奈何地点点头。
不久，一名卫士回农村探亲，毛泽东叫他把农民吃的饭带些来。那卫士带回来的是糠窝头。毛泽东刚吃一口，眼圈就红了。湿漉漉地闪着水花。他命令把身边的工作人员全叫来，大家都必须吃。我掰一块放嘴里，那窝头一路捂馊了，糠皮粗糙得划嘴。嚼半天难以下咽。
毛泽东咽下几口，见我还在嚼，便对大家说：“吃，每个人都要吃。这是农民吃的饭。你们比比他们吃的饭，要将心比心！
毛泽东最后一句话说得很重，声音拖长，有些颤抖。我的眼圈也湿了。毛泽东对农民感情至深。并感染了我们每一个工作人员。我咽下了那口窝头。
今天再回过头来看，我有两点感受。毛泽东睡眠和饮食上的特殊习惯或称规律，是为了适应工作，适应特殊的斗争环境。他的奋斗造就了人民共和国，也造就了自己独特的全新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另一点是，他的理想和追求，不仅来自马列主义，也来自中国这块土地，来自这块以农民为主的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的土地。
读书
读书，是毛泽东一生中不变的大事。毛泽东爱书读书的故事人们知道得已经不少。作为医生，我关心毛泽东读书自然是从保护身体健康的角度着眼。
毛泽东嗜书成癖，这样说不为过分。很难想像他若一天不看书会成什么样子。不过，更准确地说，似应把书改成“字”哪怕是随手拾来的废纸，只要上面有文字，便能吸引他。中央红军于长征路上能得知陕北有块苏区，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能够走到陕北扎根，可以说与毛泽东的这个习惯不无关系。那信息就是从丢弃在地上的废报纸上得到的。
翻开毛泽东书信选集，随便翻几页你便会发现一个特点，几乎无情不涉及书。或送书或要书或谈书，几十年一贯。
轻装上阵的道理谁都明白。战争年代，生活动荡，毛泽东的行李精简又精简，唯独不舍书和写了文字的纸，日日行军也要装在两个竹箩里挑走。董必武同志曾对我说：“毛泽东这个习惯，为全党全国人民保护了一大笔财富。我党我军在战争年代的大量宝贵资料，都是毛泽东个人保存下来的。进城后，中央机关没有，毛泽东个人有，他保存下来了。”
毛泽东搬入中南海居住后，房间的使用分配与现在人们参观毛泽东故居所见到的不同。那时，毛泽东住北房东面一间，江青住西面一间，中间的房子既放书架也放了会客的沙发，还有吃饭的桌子。那时，西面一排屋子全是毛泽东的书房，十几个大书架，发展到后来有几万册书。毛泽东的床有五尺宽，三分之二是书占着。那时书堆得比现在人们参观看到的要多，探有二三尺高。有句话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到毛泽东这里就变成了书籍先行。每次外出视察工作，人未登车，书籍已经先上车。那是两个长方形的大木头箱子，装满书，由卫士先送上专列，把书籍摆上案头床头。毛泽东登车后，或坐或躺，抓起书就看，一路书不释手。平日里除开会。接见、批阅文件，剩下的时间基本都是看书。
作为医生，我千方百计想把他从书中拉出来，比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休息休息脑筋。可是他不听。我和爱人吴旭君那时刚二十出头；有股冲劲，有时便强拉他出去看场电影或散散步。他不爱看电影，我几乎回忆不起来他看过什么电影。后来发现他爱看京剧、听京剧，便拉他看戏。江青和李敏李钠也拉他看。有成功的时候，但是不多。他曾点过戏，点得较多的是海瑞罢官。看过几次，都是在彭德怀罢官之前。那些年他挺喜欢这出戏。
我也曾请周恩来、罗瑞卿等同志去劝毛泽东。不灵。当面应几声，人一定就又拿起书看，好像不看就全身难受，过不下去。
终于，我找到一个方法一一一聊天。
毛泽东喜欢聊天。和老战友聊，和亲人聊，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聊，最喜欢的是同普通群众聊。可惜，进城后与群众聊天的机会不多了，甚至可以说失去这个自由了。公安警卫部门出于安全上的考虑，限制了他的这一自由。毛泽东为此愤怒，痛苦，又无可奈何。这个情况卫士们更清楚，无须我多讲。
看准机会找毛泽东聊天，是暂停他读书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当然，聊天也少不了读书。
那天，毛泽东吃过饭，我强拉他散步聊天。我知道，只要聊起兴趣，毛泽东就不去急于回去看书。我要顺着他的兴趣决定聊天内容。
毛泽东说：“我在湖南读师范的时候，喜欢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书读得不多，还得补课。”
我马上接口说：“我正好相反，自然科学的书读得多些，社会科学的书读得太少，现在也得补课。”
“我们以后多聊点自然科学么。”毛泽东兴致勃勃问：“你说石油是怎么开采，怎么提炼？都有哪些用途？”
我尽自己所知一一回答。毛泽东总是不满足，越问越细，终于问得我张口结舌，喃喃说：“哎呀，我也说不上来了，得去查查书。
毛泽东笑了，笑得像个孩子。我发现，每次聊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只要难住我，他便流露出这种孩子气的天真与得意。只有这种时候。
难住我，他便又提新问题。煤炭。铜铁冶炼。化工、无线电，什么都问。我答不出来了，就回去查书。重新武装好，再去找他聊。旧问题回答了，更深一层的新问题便又提出来，有时还让我写成文字交他看。
渐渐地，我发现我谈的书，毛泽东也在看，所以提出的问题越来越深，我武装半天仍要被他难住。这一来，我不得不更多更细地读书。终于，我有一天忍不住说：“主席，您是有意考我吧？”
毛泽东笑了，拍我后背：“哪里考你哟，你在帮助我读书，帮助我增长知识。现在搞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还要搞第二个，第三个，不学点自然科学不行哩。”
唉，搞了半天还是读书。没劝住主席少读，我自己反而被逼得多读起来。
我说：“主席，您读书很多，但是方法不科学。”
毛泽东一怔，说：“哈哈，我不科学？那我倒要听听你的科学。
我说：“您写过矛盾论，一张一弛的道理比我懂。你整天这么读，不休息，太疲劳，违背辩证法么。
毛泽东笑得更响：“哈，哈，你怎么知道我不休息？你还比我懂辩证法？好大口气！
我兑：“叫你看电影你不看，叫你下棋打扑克你没兴趣，叫你多搞点体力活动你不听，你总是看书看书，长时间进行一种劳动是最容易疲劳的了。”
毛泽东摇头：“叫我看，你那点辩证法不全面，你对事物的了解也有局限。你说脑力换体力是休息，不假。可你不懂，这种脑力换那种脑力也是休息。看文件累了看报纸，看正书累了看闲书，看大书累了看小人书，看政治书累了看文艺书，我这也是一种休息。你不承认？”
我刚想摇头又换成点头，这番道理还真不好否定。毛泽东干什么都有一番独到见解
可是，我到底还是摇了头：“主席，您说的这些是一种休息。但这种休息代替不了我说的那种休息。您不承认吗？
毛泽东笑着点点头：“这回算你说得有理。”
我吁了一口气。要说服毛泽东可真是不容易。但是，真把道理讲通了。他听进去了，就会不声不响照你的意见采取行动
运动
——你又让我吃好的，又嫌我长得胖，我不听你的。
——您要听我的。胖不是因为吃好的，是因为缺少运动。转战陕北每天走路，你就胖不起来。
设法保证毛泽东的体育运动，是我必须负责任的又一件大事。
一进中南海的红墙，我便发现主席体育运动太少。除了散步，星期六晚上偶尔跳跳舞，其他活动几乎没有。
他只在菊香书屋的小院子里散步。半个篮球场大，走不开步伐。人们参观时见到的静谷和春藕斋极少去，除非星期六晚上有舞会。偶尔从北屋东侧那个小门出去，沿中南海走一段路i那就要谢天谢地了。
必须找一项运动，培养起主席的兴趣。
我考虑这件事自然脱离不开自己原来的世界。我喜欢打乒乓球，便首先想到乒乓球。弄副案子来，拉主席打乒乓球。拉十次可以成功一二次。他是横握拍，动作像所有初学的人一样笨拙，无论高球低球歪球一律是推的动作。何况他又上了年纪，动作难以协调，不像年轻人学球快，无论你“喂”什么样的好球，他那一板推来，仍免不了空板或出界。
他实在提不起兴趣。再说，这种运动讲一个巧，眼巧手巧步子巧。他上了年纪，巧不起来。动作不协调，就有摔跤的可能。想了想，我便不再勉强他。
我还喜欢游泳，打乒乓球不行便想到了游泳。若能动员主席学游泳好是好，风险大了点。不要说淹了主席，就是呛他一口水，我这个责任也不小。
我不敢冒失，先向罗瑞卿、汪东兴和傅连漳作汇报，谈了想法。他们考虑之后同意了。指示我：先在浅池子里教，让他慢慢活动，你要始终站在他身边。
为配合我的工作，领导专门在玉泉山修了一个室内游泳池。我听了非常高兴，忙跑去看。一看就泄了气。
这个游泳池长不过我这样的两个人，宽不过我这样的一个人，别说游不开，扎个猛子都会磕脑袋，充其量不过是个大澡盆。
也难怪，领导怕出事么。再说，有总比没有强，在这样的大澡盆里教主席游泳准出不了事。
剩下来的事便是如何说服主席学游泳了。我作了精心准备。在主席散步的时候，开始了这项计划。
我先绕一个弯子：“主席，地球上最早的生命来自哪里y
毛泽东瞟我一眼：“你要干什么。”
我说：“谈自然科学么，不能总是你考我。”
“海水。毛泽东警惕地望住我。
“那么什么运动最好？”
“散步。他自信地仰头抬高下巴。
“不对。是游泳”我停了嘴。因为毛泽东猛然扭头盯住了我，像受到了什么触动。我有点紧张，以为是说话口气大，伤了主席的自尊心。可是，主席的眼神分明表示他在认真听，没有真怪的意思。我便不自然地一笑：“回到水里就是回到生命的发源地么。
毛泽东嘴角漾起一层浅笑，没说话，继续散他的步。我心里失了主张，一声不响跟着他走。
“嗯，怎么不说了？”毛泽东忽然间。
我顿时有了底，嘴巴重新滔滔不绝：“游泳这种运动是其他任何运动都无法比的。随便说说有四大优势。第一，最能接触自然。全身都能投入阳光。空气和水之中。这阳光。空气和水可是生命之本啊。第二，不分男女老少，都能参加。跑百米老人不行，打太极拳年轻人没耐性。可是游泳，管你是谁都能玩出兴趣。第三，游泳是全身运动，身上一块肉也拉不下。第四，对心脏和胸肺有最好的锻炼，对整天抽烟的人尤其有好处”
毛泽东笑了：“看来你是会游泳的了？”
“那还用说？主席，您尽管放心。我来教，保证您一个星期就能学会。”
毛泽东仍在笑，笑得有些蹊跷。我忽然疑惑毛泽东会游？于是小心试探：“主席，你会游吧？”
毛泽东笑而不答，只是问：“你这个教师要带我去哪里学游泳啊？””
我高兴得差点跳起来，大声说：“玉泉山修了个室内游泳池。”
毛泽东不再说话。直到散步结束，我反复又提几次，毛泽东才点点头：“那好，可以试一试。”
1953年，毛泽东有时住中南海，有时住玉泉山，那个小游泳池就修在毛泽东居住的地方。去了一看，毛泽东立刻沉下脸：“怎么回事，哪里来了这么个池子？”
行政处的同志解释，这是专为主席个人修的。
毛泽东发脾气了：“给我个人修？为什么不报告？我们抗美援朝，我们搞第一个五年计划，要节约每一分钱，我说过多少次？为什么给我个人修？”
毛泽东不曾下水便走了。他让卫士长问明费用多少钱，从他的津贴和稿费中拿出这笔钱交公，此后便封闭了那个“大澡盆”生前一次也没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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