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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贺龙接到中央调令，要进北京时，这一大群孩子成了问题。精挑细选是我们的追求，都带去北京显然不可能。户口、学校、吃住行等方面都存在许多困难和不便。特别是桑植来的孩子，十来个，动静太大，影响也是多方面。
父亲母亲几次商量，最后决定，桑植贺氏家族的烈士子弟，只带贺兴洲一个，其余的孩子仍留重庆上学，每月由管理员给每个孩子邮寄十五元生活费。那时候多数市民的生活费每月也不过十元左右，十五元就生活得很好了。什么时候孩子结束学业，参加工作了，什么时候才停止寄生活费。
重庆留下的这群孩子，后来陆续参加工作，都很有出息。其中有个贺兴同也走了“笔耕”之路，我看过他写的文章。
陆续有孩子参加工作，也陆续有孩子来到我们家。在北京，在我家里生活的除我们兄妹四人外，还有李黎风，陈洪生、贺兴洲，并且这支队伍一直不停地扩大。
与贺氏家族这些烈士子女相似，母亲薛明家里也送来一个女孩子，叫薛怡秀。父母供她读书，毕业后，成为人民教师。
一个女孩子被扶养成人民教师，又一个女孩子来到我家里，就是廖小理。那时，廖汉生在青海工作，女儿廖小理想在北京上学，廖汉生就带了女儿来看贺龙、薛明。
廖汉生是贺龙的外甥女婿，廖小理就该叫贺龙舅老爷。有这份亲情，说话便无须转弯。
廖小理说：“爸，我要在北京上学。”
廖汉生把手挥一挥：“去吧去吧，你就在这儿住吧。”
经过就这么两句话，事情就这么定了。
母亲薛明笑着问：“小理呀，你住我这里，该叫我什么啊？”
廖小理回答又脆又甜：“我叫妈妈、妈妈！”
我和哥哥鹏飞便喊起来：“你叫什么妈妈？”鹏飞还指住自己的鼻子：“你还得叫我叔叔呢！”
我和哥哥不无道理。廖汉生是贺龙外甥女婿，自然和我和鹏飞同辈。但他现在的妻子白琳又是母亲薛明在延安时的同学，则我们又该叫她阿姨。所以母亲薛明表态了：“小理呀，我和你妈妈白琳是同学，从这条讲，你可以叫我妈妈。但你爸爸又是老总的外甥女婿，按舅老爷的关系，就该叫我舅姥姥。鹏飞那么说也不是没道理。现在解放了，不兴那么多讲究，你就叫我妈妈吧！”
就这样，我们家里又增加一个女儿廖小理。
廖小理叫薛明妈妈，一直叫到今天，比我还叫得甜。我有时叫妈，有时叫“老太太”小理却一直叫“妈妈”少一个“妈”字都不肯。
白琳与杨尚昆、杨白冰是兄妹，廖小理当着他们的面也仍然把薛明叫妈妈。
那天，杨白冰问小理：“你在哪儿工作？”
廖小理说：“财政部。”
杨白冰说：“你这个娃儿别调皮，我们还跟你要钱呢。”
廖小理逗乐说：“我妈妈可从来不跟我要钱。”
她说的妈妈就是指我的妈妈薛明。
贺龙的孩子们有不少上了大学。
陈洪生在大学里功课很好，他是学军工的，毕业后分配到五机部，成为一名工程师。
贺鹏飞、李黎风和我先后考入大学。李黎风的弟弟李明清考入北京航空学院。
李井泉又来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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