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文化篇：古人说话，也用文言文吗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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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古人说话也用文言文吗

    很多人以为古人在日常说话时也满口“之乎者也”，担心穿越回去不会说“文言文”，没法和古人交流。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古人日常交流用的也是白话文。

    所谓文言文，是古人写文章时用的书面语言。春秋以前，文言文与口语白话文的区别并不大，文言文实际上就是将商周时期的口语简化后变形而成的。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文言文基本定型，以后的两千年基本没有变过。但口语白话文却一直在变，变化的原因主要是受移民的影响，比如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所导致的语言变化。唐朝之后，白话文和文言文分离得更加明显，人们平时说话和写文章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那古人为何写文章的时候不用白话文呢？这样岂不是更方便读懂吗？白话文尽管容易读懂，但真的不容易写，因为用字太多。同等信息含量的内容，如果用白话文，会比文言文多出一倍的文字量。在纸张没有发明前，古人在青铜器上铸字、竹简上刻字、丝帛上写字，这些书写材料都十分昂贵，而且书写过程也很费劲。所以，古人为了省钱省力，写文章的时候必须惜字如金，文言文这种精简化的用语就体现了它的优势。打个比方，您正在读的这部书总共十余万字，如果用竹简写成，需要近三十斤竹简。如果百万字的长篇小说用竹简写成，大部分人是买不起的。所以，古人用文言文的最初目的是为了省字控制成本。

    东汉改进了造纸术，唐宋普及了印刷术。书写材料便宜了，过程也不那么费劲了，为啥还用文言文呢？这主要是因为文化传承的惯性，文言文格式稳定，言简意赅，有表达优势。另外，古代的知识分子用文言文还能提高自己的格调——这样能把自己和普通的“吃瓜群众”区分开来，通过体现文化的高低差异来获得优越感。两千多年来，使用文言文一直是读书人的身份象征，直到新文化运动倡导白话文后，文言文的优越感才消失。

    宋朝之后，随着民众阅读的普及，白话文在书籍文章中的使用数量大大增多。宋代兴起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话本”，实际上就是说书艺人表演时使用的底本。这种话本融合了口语和书面语，产生了一种浅近文言体，即白话小说。此后的畅销类小说基本都用白话文了，这样读起来比较贴近真实生活，而且大家都能读得懂，四大名著就是此类小说的代表。今天的初中生读四大名著就容易，但读纯文言体的《史记》就费劲多了。

    宋朝之后的白话文和今天差别不大了，基本上都能看懂。史书上记载过一段宋代官府审问一个妇女的对话，这妇女砍伤了自己的丈夫，官府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是你斫伤本夫？实道来，不打你。”和今人说话相比，只是个别字的用法听起来有些别扭，但不影响理解整句话的意思。

    明朝时朱元璋写圣旨也多用白话文，因为他的文化水平不高，用白话文方便点。朱元璋有一道圣旨下达抗倭令，要求抵御海盗，原话是这样说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告诉百姓们，准备好刀子，这帮家伙来了，杀了再说。钦此。”如此简单粗暴的白话文，今天的小孩子也能听懂，毫无违和感。

    到了清朝，白话文和今天基本无异。性情中人的雍正皇帝，给大臣写朱批的时候就时常冒出两句白话文，用这样的方式拉近与大臣的情感。比如：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他甚至还给大臣写过“你好么？”这样今人常用的口语。

    尽管古人讲话也用白话文，但并不代表你穿越回去就能听懂。因为同样的白话文，古人的发音和今天不一样。关于此问题，下一篇会详细论述。

    30 古人能听懂我们说话吗

    前面讲过，古人日常说话也讲白话文。那穿越回古代，我们能不能和古人无障碍交流呢？答案是不能。因为古人即使讲白话文，其白话文的发音也是古汉语发音，和我们现代汉语发音大不相同。

    根据古汉语学者的研究，历史上古代汉语的发音大致经过三个时期的变化，分别是上古音、中古音和近古音。上古音指从西周到汉朝的汉语发音；中古音指从南北朝到唐朝的汉语发音；近古音指从宋朝到清朝的汉语发音。（关于古汉语的发音分期，学界存在不同的观点，此处只采用这种较为广泛的说法。）

    这三种发音之间的差距非常大，和现代汉语的发音更是天壤之别。比如说同样是“青青子衿”这句话，三个时期的古汉语发音分别是：

    上古音（周朝、秦朝、汉朝）：cen cen cilumu kelumu

    中古音（南北朝、隋朝、唐朝）：ceng ceng ci ginmu

    近古音（宋朝、元朝、明朝、清朝初年）：cing cing zi gin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蒙，有点像外语？为什么古汉语的发音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南迁，他们讲的胡语与中原汉语融合，导致了汉语发音发生了重大变化。有的语言学家认为，今天的闽南语、粤语、广东客家话和江浙吴语保留了一些古汉语的发音。原因就是最初的汉语使用者，在胡人入主中原的时候，不断地向南迁，衣冠南渡，把最初的古汉语的发音带到了南方，经过千百年的世事沧桑，至今还残存着一些。比如，古汉语发音中有个入声，在今天的普通话四个声调中已经没有了，但是在吴语粤语等方言里依然还有入声。今天的日语和韩语里也保留着一些古汉语发音的元素，所以南方人在学日语发音时会感到一丝亲切，学起来很顺口。

    有的人会感到疑惑：古代又没有录音机，你是怎么知道古汉语发音的？其实用不着录音机，用拼音的方式就可以拼出古汉语的发音。古代没有今天的汉语拼音，却有一套类似拼音的文字注音体系，叫“反切法”。简单地说，就是用两个字为一个字注音。一般都会选择两个常用字来反切，前面的字取其声母，后面的字取其韵母和声调。比如山峰的峰，反切法注音为“房生切”，取“房”字的声母f，取“生”字的韵母enɡ和声调“一声”，反切出来就是fēnɡ了。

    中国人早在两千年前就使用反切法了，今天学者通过隋朝的《切韵》等韵书可以复推出中古音系，但上古音的复推比较麻烦，还要借助亲属语言（比如藏语）的发音规律。但这些都是复推，不可能和古人完全一致。

    有的朋友还疑惑：今天用普通话读唐诗还是很押韵，怎么能说中古音和今天普通话发音不一样呢？这是因为中古音的韵母和今天的韵母变化没有太大，特别是平声韵（句尾押韵字为一声或二声）的唐诗，今天读起来依然押韵。但你若读上古音时代的《诗经》，你就会发现不怎么押韵了。

    古汉语发音是个很有趣的问题，但要记住：如果想穿越回古代干大事，一定要选择好时代；否则，你穿回去可能连话都听不懂。穿越有风险，选择须谨慎！

    31 中国方言的历史起源

    汉语是汉文化的重要载体，汉文化的博大精深在汉语方言的复杂性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汉语不同方言间的差异，甚至大过欧洲不同种语言间的差异。比如说，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各自用本国语言是可以彼此交流的，丹麦人、挪威人、瑞典人之间各自用本国语言交流也基本没多大障碍。但我作为一个东北人，听江西同事给家里打电话，基本上就像听外语一样，完全听不懂。好像最难懂的方言是温州话，传说抗战时期，抗日武装部队都会用温州人做情报员传递军情，因为不怕被偷听——听也听不懂。

    按照现代通俗的分法，现代汉语可以整合划分成为七大方言，即官话、粤语、吴语、客家语、闽语、湘语和赣语。每一种方言下面又可分为若干片区（大片区也称次方言）。比如官话又分为北京官话、东北官话、冀鲁官话、胶辽官话、江淮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和西南官话等八大片区。其中，北京官话就是普通话的蓝本。同一方言的不同片区之间，差距有大有小。官话的不同片区间的差异就较小，互相之间是可以听懂的。比如我是一个讲东北官话的东北人，去大西北的陕西，能听懂陕西话，因为陕西话属于中原官话；我去大西南的四川，也能听懂四川话，因为四川话属于西南官话。官话之间，除了一些地方性的词汇外，彼此间都能听懂。但有的方言不同片区间的差异就非常大，差异最大的是闽语。比如说同属于福建的福州和厦门都讲闽语，但福州话属于闽东片区，厦门话属于闽南片区，彼此很难听懂。

    方言形成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比如原住民语言的影响、时间流逝导致的自身变化和地理环境的阻隔等，但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历史上移民导致的语言分化与聚合。比如，秦朝南伐百越，大量军人、官员移民两广，促成了粤语的形成。再比如，北方游牧民族内迁，导致了北方官话语音的变化。所以，每一种方言的形成都有它背后的历史原因。

    有湖北宜昌的朋友就跟我说过，他们在外地说话总被认为是四川人。四川话是西南官话的代表，西南官话是云、贵、川、渝等地的方言，湖北也有一部分地区使用西南官话。为什么湖北人要讲四川话呢？其实大家弄反了，并不是湖北人讲四川话，而是四川人讲湖北话。今天的四川人大部分并不是古代巴蜀人的后代，而是湖北人的后代。明朝时就有大量湖北人移民四川，更大规模的移民则是发生在清朝初年。明末有个农民起义领袖叫张献忠，据说他小时候随父亲在四川贩枣，被当地人欺负过，所以对川人怀有深仇大恨。他起义造反后，就带着军队从陕西进入了四川，开始大肆屠杀。岷江以北的四川人，被张献忠杀了大半，十室九空。所以清初康熙年间，清廷将大量湖北、湖南民众迁去四川充实人口。因为清初两湖地区是湖广省，所以历史上又称此次事件为“湖广填四川”。当时的湖广人讲的是当地的江淮官话，所以移民到四川后就将江淮官话带到了四川，慢慢融合成了今天的西南官话。所以不是湖北话像四川话，而是四川话像湖北话。

    四川地处大西南，而官话主要是在北方，为何四川话也属于官话呢？刚才说了，四川话来自于明朝的江淮官话，江淮官话的代表则是明朝初期首都所用的南京话。朱棣在靖难之役后将明朝首都从南京迁到了北京，同时将南京话带到了北京，慢慢形成了北方官话。所以，四川话和北方官话的源头之一都是明朝的南京话，二者都属于官话，四川也成为南方少有的讲官话的地区。只是经历了数百年的演变，四川话和北方官话听起来已有差异了，但两地的人彼此听懂是没有问题的。

    再比如说，有的南京朋友去云南旅行，感觉云南一些地方的方言和南京话很像。这又是为什么呢？难道云南官话也来自南京？还真是！云南最早的原住民并不是汉族人，也不讲汉语。虽然从战国开始就有大量内地人移民云南，但始终未撼动云南原住民占大比例人口的地位。在语言上，新来的内地移民被当地人同化，慢慢地也就不怎么讲汉语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明朝初年，朱元璋为了巩固在云南的统治，向云南大量移民内地人口。移民来源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军队，明朝在云南建立了很多卫、所，相当于军事驻屯区，所以不少军人和军属移民到了云南；另外一类移民就是南京人，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对南京人不放心，认为他们“政治不合格”，所以就强行将大量南京人移民到云南。今天很多云南人的家谱上就会写着，其祖上来自南京。明朝学者顾炎武就说：“初明太祖之下金陵也，患反侧，尽迁其民于云南。”明朝的移民政策改变了云南的人口构成，来自内地的汉族移民开始成为云南人口的主体。大家都是移民过来的，若各自用原来的方言彼此就没法交流了，而南京话使用人数众多，又有政治地位，所以大家就逐渐都用南京话了。到了清朝，又有许多四川和湖广的移民进入云南，新旧移民融合在一起，在南京话的基础上慢慢形成了今天的云南话。明朝的南京话，其地位就是那个时代的普通话，也是云南话的源头。所以，今天南京人听云南话会倍感亲切，毕竟五百年前都是近亲。

    有的朋友会产生好奇：中国这么多方言，古代又不能像今天这样大力推广普通话，那来自不同地区的人交流时岂不是得用翻译？是的，的确有用翻译的，特别是在对普通话一窍不通的闽语地区福建。文献记载：清朝时有个叫朱潮远的官员到福建办理一个案子，堂审的时候身边就得有翻译在场，否则真听不懂闽语。一国之内，不同地区的人得用翻译才能听懂对方说话，中华文化的确是太博大精深了！

    32 古人如何取名字

    一说到古人的名字，很多人都会蒙。尤其是在《三国演义》里，人物之间一会儿称其名，一会儿呼其字。古人的姓、氏、名、字、号都有什么区别？称呼的时候又该注意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详细讲讲。

    今天我们说的姓氏，在古代其实是两样东西，一个是姓，一个是氏。最先有的是姓，《通鉴外纪》解释说：“姓者，统其祖考之所出。”意思是说：姓是为了统一大家共同的祖宗而创立，实质上就是一个部落族群的族号。原始社会就已经有代表族号的姓了，一般取之于地名。早期人类都会住在河边，所以多用江河名为姓。比如说黄帝姓姬，是因为住在姬水附近。炎帝姓姜，是因为住在姜水附近。

    另外，原始社会早期是母系氏族社会，在当时的婚姻制度下，孩子只知道母亲是谁，不知道父亲是谁。所以，最古老的姓里面都带有女字旁或女字底，上古八大姓“姬、姜、姒、嬴、妘、妫、姚、姞”皆是如此。姓代表一个人的血统，所以同姓的人是不能通婚的。

    到了父系氏族社会后，生产力水平提高，人口迅速增加。这时，原始部落无法承载所有人口，有的人就从部落分出去独立门户。为了给子孙后代区别独立出来的家门，就产生了氏。《通鉴外纪》解释道：“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意思是说：氏是为了让子孙后代有各自的区别而创立，实质上是一个支脉的徽号。那时能独立门户出去的，多是部落里有实力的人物，所以有氏的，一般都是贵族，否则也不好意思给子孙后代起表家门的氏。平民和女人是没有氏的，他们只有姓。我们可以这样简单理解：一个老祖宗的所有子孙都有一个共同的姓，哪个孙子发达了就出去自立家门，为了和穷亲戚们“划清界限”，可以再给自己创个氏。

    先秦时的贵族男子，一般只称氏而不称姓。因为姓是一个血统共用的，高低人等都有，而氏更能体现其高贵身份。在《史记》中，司马迁称秦始皇为赵政，很少称其嬴政，因为嬴是他的姓，而赵是他的氏。司马迁的称法，较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况。嬴政为啥以赵为氏呢？因为秦始皇当年在赵国出生，故以赵为氏。

    到了秦汉时期，基本没人用姓了，所以姓与氏也不再区分了。今天我们说的姓氏，绝大多数情况仅是最初的氏，而并不含姓。

    今天我们说的名字，在古代也是两样东西，一个是名，一个是字，其区别在于“幼名冠字”。所谓“幼名”，意思是说名是幼年用的，一般是孩子出生三个月后，长辈给取名。所谓“冠字”，意思是说字是成年后才有的。冠在古代是成年的意思，古代男子20岁行冠礼，民间也有15岁行冠礼的，行了冠礼就代表这个人成年了。成年了就得取个供平辈和晚辈叫的称号，这就是字。

    古人都有名和字，一般来说，名和字的含义是相互呼应关联的，或者说字的含义可以用来解释名。比如诸葛亮，字孔明，亮和孔明意思接近。周瑜，字公瑾，瑜和瑾都是美玉。古人称呼名和字是非常有讲究的，除了长辈，别人都只称你的字。《岳阳楼记》里，范仲淹写的是“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子京就是字，他的原名是宗亮。平辈之间直呼名字是非常无礼的行为，所以古人骂人时才会“指名道姓”。即便是君主或上级，也不会贸然称臣下的名，除非是想表达不满。但臣下自称的时候，一般会用自己的名，表示恭敬和谦卑。所以，诸葛亮在《出师表》中的第一句就是“臣亮言”，而不是“臣孔明言”，这就是自称名以表示恭敬。

    至于号，则是人的外号，大多是文人给自己取的雅号。“东坡居士”就是苏轼的号，所以世人也称其为苏东坡。有时候号被使用习惯了，人们都忘记了他原有的名字，比如郑板桥，板桥就是号，燮才是名，今人只知道郑板桥，而不知郑燮。人们通常根据自己居住地的特征取自己的号，比如苏轼号东坡居士，估计他家东面有山坡。陶渊明号五柳先生，因为他家门前有五棵柳树。至于欧阳修号六一居士，并不是因为爱过六一儿童节，而是代表“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再加上欧阳修本人，合为“六一”，是为“六一居士”。

    33 古人如何计算年份

    所谓纪年方法，是指人们计算年份的方法。古人很早就意识到日子不能稀里糊涂过，特别是年份，要有先行后续的概念，以便我们“知远近、较长短”，于是各种纪年方法就应运而生。纪年的关键，在于确定一个起始年份，然后累计。古代中国是纪年方法最丰富的国家，那么都有哪些纪年方法呢？

    比较早的是“王位纪年法”，即以君主即位那年为纪年起始，累计纪年，又叫君王即位年次纪年法。这种纪年方法多见于周朝，周王室以周王即位年次纪年，各诸侯国也用自己君主的即位年次纪年。比如《左传》中的曹刿论战篇，开头第一句就是“十年春，齐师伐我”，这里的“十年”指的是鲁庄公十年。《左传》是一部为《春秋》作注解的史书，而《春秋》是鲁国的史书，所以《左传》里的纪年都是以鲁国君主的即位年次纪年的。

    中国历史上最早有明确记载的纪年年份是“共和元年”，这就是一个王位纪年法。共和元年是公元前841年，那一年周厉王因统治无道被赶下了台，共伯和摄政，代行天子事，于是那一年就纪年为“共和元年”。王位纪年法第一次被记载，居然是一个君主被赶下台的年份，这实在颇具讽刺意味。从共和元年起，中国历史的记载就从来没有中断过了，尽管纪年方法有很多种，但历史一年接着一年地被记载下来，直到今天。近三千年的历史记载，一年也未中断，这是我们中华文明的骄傲！

    古代最常用的纪年方法是“皇帝年号纪年法”。它与王位纪年法的区别在于：每个皇帝都有一个专门用于纪年的年号，以年号启用那年为开始，累计纪年。这种纪年方法始于汉武帝建元元年，即公元前140年。开始的时候，一个皇帝在位期间并非只有一个年号，用几年可能就换一个年号，这叫“改元”。老皇帝死了，新皇帝即位，又会启用新的年号，但这不叫“改元”，而叫“建元”。古代发生重大意义的事件时就会改元，以示纪念。比如汉武帝的“元狩”年号，是因为汉武帝在狩猎时获得了一只珍奇异兽，所以改元。卫青和霍去病北击匈奴大获全胜，这件事就发生在元狩四年，即公元前119年。

    汉武帝在位55年，共使用了11个年号，其年号数量在历史上排第三。排第一的是女皇帝武则天，她在位21年，共使用了18个年号。生活在武则天时代的人，真心不容易，有可能活着活着就忘记自己生活在哪一年。明清两朝的皇帝，多是一人一个年号，所以后世多以年号称呼皇帝，比如永乐皇帝、康熙皇帝等。年号的使用，还代表着正统与归化。清朝康熙年间，江南文人编纂“明史”，书中有些地方不用清朝年号而用了明朝年号，康熙皇帝因此震怒，处决了七十多人。

    年号纪年法对东亚文化圈内其他国家的影响也很大，古代的朝鲜、日本、越南也有自己的年号纪年。从唐朝开始，日本学习了中国的年号制度，至今沿用了一千多年，共使用了247个年号。本书出版的2019年，也是日本天皇年号的平成三十一年。日本选年号多从中国古典文献找出处，最爱用的是《尚书》和《周易》。就在王老师写这本书期间，日本公布了即将即位的新天皇的年号“令和”，这个年号打破了一千多年来从中国古典文献找出处的习惯，是第一个从日本古典文献《万叶集》找出来的年号。

    今天我们中国仍在使用一种古代纪年法——“干支纪年法”。干支纪年法是利用“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的排列组合来排序纪年，又名“天干地支纪年”。相传，天干和地支创立于黄帝时，最初用于祭祀与占卜。天干地支纪年使用的时候，先用第一个天干分别与12个地支顺次组合，然后再用第二个天干分别与12个地支顺次组合，以此类推排序纪年。天干有10个，地支有12个，10与12的最小公倍数是60，所以每60年天干地支就会轮回一遍。因为每个轮回中的第一个年份都是甲子年，所以古代又将60年称为一“甲子”。

    古人在记录历史大事件时，有的会以年号命名。比如北宋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庆历就是宋仁宗的年号。岳飞《满江红》里写的“靖康耻”，靖康就是北宋最后一个皇帝宋钦宗的年号。用年号纪年的好处是可以迅速知道大致时间段，但确定不了具体时间点。而干支纪年能够确定时间点，所以很多大事件都以干支纪年命名。比如甲午战争，甲午年是1894年；戊戌变法，戊戌年是1898年。但干支纪年60年一轮回，对于时间久远的事，就可能会弄混。所以古人也会将年号纪年与干支纪年组合使用，年号在前，干支在后，这样纪年就能更加准确无误。比如《核舟记》中的“天启壬戌秋日”就是这种组合纪年法。

    古代其实还有一种“大事件纪年法”，以大人物出生的年份或大事件发生的年份为纪年起始。比如黄帝纪年，即以黄帝创制历法那年为纪年元年。辛亥革命时，就曾以公元前2698年为黄帝纪年元年，使用了一段时间的黄帝纪年，随后被公元纪年取代。民国时期还用过民国纪年，就是以民国建立那年为元年，这也属大事件纪年法的一种。今天的中国台湾地区依然使用民国纪年，与公元纪年并用。

    因为这个纪年方法的问题，王老师还闹过一个笑话。当年读大学时，我接待过一个台湾大学生夏令营。接待时发现其中有一美女，遂暗中观察，发现她佩戴的名牌上写着出生年份为“76年”，我以为是1976年，当时就蒙了——难道她是老师？一问才知道，此“76年”为台湾地区的“民国七十六年”，也就是1987年。

    纪年方法的演变，体现了历史与文化的变迁，也体现着文明的传承。然而，近年听说有人提议要恢复中国传统纪年方法，更有甚者主张停用公元纪年，美其名曰是为了弘扬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但我觉得这种形式主义要不得。已经进入历史的东西，我们尊敬与研究是对的，但真要把作古的东西从历史尘埃里扒拉出来接着用，那就有点哗众取宠了。

    34 元旦与阴历、阳历的起源

    “元”，意为开始、第一。“旦”，意为早晨。元旦，就是新年第一天的意思。元旦作为节日，在我国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只是最初不叫元旦，而叫元正、元日、元辰等。“元旦”第一次出现是在唐朝。但是古代的元旦和今天的元旦并不是同一天，因为古代的历法与今天不同。

    中国古代使用农历，今天一般也称为阴历。这种称法并不严谨，确切地说，农历不是阴历，而是“阴阳历”。阴历是以月亮绕地球的运行周期为基础制定的历法。月亮一个阴晴圆缺周期是一个月，又叫朔望月。一个朔望月的精确时间为29日12小时44分2.8秒。阴历将12个朔望月定为一年，所以阴历一年是354天多一点。阳历则是以地球绕太阳的运行周期为基础制定的历法，所以又叫太阳历。地球公转一周即一个春夏秋冬轮回是一年，又叫一个回归年。一个回归年的精确时间为365天6时9分10秒。阳历将一年划分成12个月，大月31天，小月30天，2月28天。

    简单说，阴历以月亮为参照，先有月，后有年；阳历以太阳为参照，先有年，后有月。用阴历可以看月亮的阴晴圆缺，用阳历可以看季节的春夏秋冬。早期人类文明大多采用阴历，比如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希腊、古罗马。因为月亮比较容易观测，30天左右就能观测一个轮回。不像太阳，365天才能观测一个轮回。心疼古代那些阳历的制定者，一年不用干别的，就观测太阳了。

    中国古代最初也用阴历。但阴历有一个问题：12个朔望月是354天，比一个回归年的365天少了11天。这样的话，每过一个阴历年，时间就会提前11天。月份就会越来越提前，和季节对应不上。不过这难不倒聪明的中国古人，他们将阴历与阳历相结合——用朔望月来确定月，也用回归年确定年，二者差的天数通过设置闰月的方式补齐。比如说我们用农历时会出现“闰四月”的情况，就是过完了四月又再过一个闰四月。这个临时加入的闰四月，就是为了凑齐阴历与阳历差的天数。

    中国古代的各种传统历法都属于农历的范畴，其原理基本一致。但是，古代我们并不称这些历法为农历。直到20世纪60年代，“农历”的名称才出现，因其历史上长期指导农业生产而得名。农历结合了阴历和阳历的优点，实际上是一种阴阳合历。历朝历代有很多版本的农历，现行农历是沿用了清朝的《西洋新法历书》，它是四百多年前的欧洲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和中国天主教徒合力编撰的。

    中国古代的元旦就是按照农历确定的，农历新年第一天为元旦。秦朝时的农历，以十月定为一年首月，所以十月初一是元旦。汉武帝时，使用新的农历，将正月定为首月，正月初一就是元旦。此后的二千年，我们的元旦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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