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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是主张向来是一个政党纲领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在辛亥之后成立的那些政党，由于理论上处于幼稚状态，对国际、国内形势缺乏科学分析，也就无法形成正确的纲领。即便后来在历史上主导中国几十年政局的那两个大党，也是在苏俄帮助下才提出了各自的纲领，有了各自所尊奉的主义。
对于在25年成立的致公党来说，由于该党的总部和党的根基都在海外，对国内所发生的各种情况就更缺乏了解，加上该党又是一个从洪门会党改组而来的政党，缺乏有关政党的实践经验，也就难以提出明确的纲领。历史上，作为致公党总理的陈炯明，是在1927年冬天所发表的《中国统一刍议》中完整表述出致公党“三建主义”的。所谓的三建主义，是指建国主义、建亚主义、建世主义，其核心思想依然是陈炯明此前所倡议的“联省自治”。
所谓“联省自治”，是辛亥革命之后到1924年之间，中国国内一些政治人物所倡导的仿照美国历史上由“邦联”到“联邦”的一种治国思想。具体来说，它一方面容许各省自治，由各省自己制定省宪，依照省宪自组省政府，治理本省；另一方面，由各省选派代表，组织联省会议，制定联省宪法，以建立联邦制国家。
这种联省自治的主张，在辛亥之后，曾为很多人物所接受。孙文在1914年于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时曾坚持在党章中写上“督率国民，建设地方自治”。1920年的时候，孙文又特意撰写了《地方自治实行法》，提出了试办地方自治的区域范围，具体顺序和方法。也就在1920年，毛主席在湖南提出了“湖南自治”，甚至设想了一个“湖南共和国”的方案。只不过，孙、毛两人后来因为接触到其他思想而各自放弃了联省自治的想法。
在整个20年代的中前期，联省自治运动曾一度波及湖南、四川、云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西、奉天等省，可谓声势浩大。但随着北伐军的不断胜利，特别是1928年国民党形式上统一中国之后，联省自治也在中国彻底失去了市场。
正是因为国内局势的变化，陈炯明在27年底所完整表达的“三建主义”面临着失去核心思想支撑的局面，致公党的纲领也就显得有些尴尬。而赵振中的建议让陈炯明意识到，国内现今的局势致公党已经难以发挥更大作用，而南洋建国才是未来致公党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况且，如果南洋建国成功的话，致公党就有了领导管理一个国家的实际经验，也肯定能够丰富、完善该党的纲领，将来反而会扩大致公党在中国大陆的影响。
念及于此，陈炯明心中顿觉轻松不少，对有关致公党的整合问题也有了一定主意，便不再问有关政党的问题，而是问起有关南洋建国方案在执行方面的事情来。
“那赵兄弟认为我们实行南洋建国方案的话，在第一、第二阶段都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
“我此前也没有执行过这样的方案，同样缺乏经验。”赵振中说道，“我只能就我想到的一些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在整个南洋建国方案中，最重要就是对方案的保密。如果这个方案被泄露出去的话，特别是在方案头4年的准备阶段中被泄露出去的话，那整个建国行动肯定会失败，南洋各列强势力今后也势必会提高警惕，整个方案将再无实现的机会。所以，对于致公党来说，这个方案即便是高层也只能限于极少数人知道。而且，最好建立起一支专门的保密队伍，不但要严格控制南洋各个基地人员的进出，还要对知晓情况的有关人员建立相应的防范措施，以避免有关消息被泄露出去。至于华美投资公司这边，除了我们今天到来的三人知道这个方案外，其他人都不知晓，而且今后华美公司除了通过司徒老哥向建国行动提供物资外，将不与任何具体建国行动发生联系。我们可不能象孙文那样，一边让自己的同志在国内筹划起义，一边自己却在海外大肆宣扬什么革命计划，借此吸引列强和华侨的关注，结果导致国内行动功败垂成。”
“另外，保密问题，其实质也就是组织纪律问题。如果没有铁的纪律和严格监督措施措施来加以防范的话，那有意或无意地泄密很可能会层出不穷。同样，没有铁的纪律和严格组织的话，也很难训练出一支精锐武装，一群乌合之众是无法和列强对抗的，尽管是列强中相对弱小许多的荷兰。可以说，如果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南洋建国行动根本就无法实施。”
在座的致公党大佬们当年都曾对孙文大力支持过，自然知道孙文以前那有些荒诞举动，而作为曾执掌粤省兵马，屡经战阵的陈炯明更是明白组织纪律和保密对于南洋建国行动的重要意义，听到赵振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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