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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
1908年12月17日是中国新闻史上举足轻重的日子，这一天有一张新的报纸宣告诞生——这便是《帝国日报》。
中国虽然不像西方那样很早就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报纸，但也有自己传统的新闻刊载——邸报。自近代以降，随着欧风美雨的日渐侵蚀，租界商埠的纷纷设立，外国报纸逐渐到中国生根发芽，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本土报纸也日渐兴盛，到20世纪初叶，几乎所有省份都有报馆开办，有的甚至有10余家。
在这样的形势下，为应付日渐活跃的新闻界，帝国也尝试改变，在本年3月14日，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新闻法——《大清报律》宣告出台。在很多历史学家眼里，《报律》所承载的内容是可笑的，如最为人所诟病的那一条即是“不准刊登‘诋毁宫禁之语，淆乱政体之语，扰害公安之语’”，甚至讽刺其为“麒麟皮下露出马脚”。
可是，从无到有，从粗糙到精致，从不完善到完备，从小心翼翼到大大方方，本来就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硬要超脱这个阶段，用所谓的缺陷、弊端、保守、封建残余来进行概括，只能是评述者的无知——你见过有人讽刺学步儿童那跌跌撞撞的脚步么？
不过，《帝国日报》堪称是精品中的极品，常数中的异数——这是由皇帝亲笔题写报头名称，由康有为担任报纸总编、梁启超和杨度担任主笔的报纸，是唯一面向全国发行的报纸，也是唯一不需要新闻审查的报纸——发行前一天的晚7时，皇帝在上书房便能看到明日的稿样，便于及时更改。
报纸的投资背景则更为显赫，创刊号上赫然刊登有报纸的股份说明。本报社总股本100万两，其中：
皇帝50万两；皇后5万两；庆亲王奕劻2万两；醇亲王载沣2万两；肃亲王善耆2万两……几乎所有最显赫、最重要的大臣都列名其上——一句话，如果你没有在这个股份名单中找到某人的名字，那就意味着他还不是核心决策圈的人物。
几乎与此同时，各大列强在华开办的报纸都以醒目的标记祝贺《帝国日报》的开办，认为这昭示了帝国自我革新，顺应潮流的决心，“不独是中国新闻史的划时代里程碑，亦是中国政治发展史的重要基点……”
创刊号的内容同样震慑人心。
头版通栏是帝、后御容照，虽然是因黑白照片再经油墨印刷而显得不十分清晰，但皇帝的神采奕奕，皇后的雍容华贵却第一次深刻地留在中国普通民众的心里——任何一个出得起价格的小民，都可以掏钱买一张这样的报纸回去瞻仰。上面不仅有御书，有御容，甚至还有上谕——99%以上的中国人不曾有过机会进行观瞻，但现在却十分容易。
内务府和民政部曾担心有人会买回去对报纸大加损毁，会有大不敬行为，曾数次上书制止，但均为皇帝爽朗的笑声所拒绝：“即便是刊登朕照片的报纸，亦只是报纸罢了，小民阅后如觉不甚满意，可擦桌子，可包杂物，即便扔地上踩几脚也没什么了不起。”
皇帝显然低估了他在民众中的影响力，除了极少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人群外，大多数人对报纸以及报纸刊载的内容持有异常恭敬的态度，甚至还有士绅专门在家里成立了供堂，将报纸头版装裱在镜框里，以便每日瞻仰、请安。报纸的售价并不便宜，标明售价为大洋5分相当于2.5斤大米，但除了最初几张因报童不识货而原价卖出外，其余几乎每一张报纸都是溢价的。从1角，3角，乃至于喊到了1元都不愁销售。甚至几个月以后还有人从外埠赶来，不惜用30个大洋交换这样一份创刊号。
通栏以下，却是比御容更为震撼的内容——由张之洞拟稿，以皇帝名义刊发的《罪己诏》。
这是皇帝向天下认错的文字记载，就这样堂而皇之的展现在众人之前，取代了原先遮遮掩掩、欲说还休的姿态。皇帝的态度很诚恳，一方面回顾了过去34年来的治国历程，痛陈“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殇气运者在一莽字，害百姓者在一躁字”的严酷事实，对34年来帝国的大政方针进行了根本性检讨与道歉——虽然明眼人都知道绝大多数方针并不是皇帝所做出的，但他依然大度地将所有责任揽在自己身上——“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另一方面，《罪己诏》再一次宣示了“大权统于朝廷，万机决于众议，庶政公诸舆论”的决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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