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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爆发绝对不是偶然的,清王朝早就埋下了亡国的种子,区别只是在于何时、何地。当戊戌变法失败、预备立宪成为骗局后,形势已根本上不容挽救——“对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国的形势与法兰西革命前夕的局面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但对旧世界的摧毁是他们共同的任务。
10月12日晨,革命党用都督黎元洪的名义通电全国,宣告武昌光复。同时致电上海,催促居正、黄兴、宋教仁到鄂,并请孙中山速回国主持大计。
武昌首义并不奇怪,怪就怪在革命党的都督居然是谈谈新军协统、从来没有对革命表示过赞同或认可的黎元洪,这里面自然有革命党说不出的苦衷——由于起义前原定的起义首脑不是被迫流亡就是在搜捕中走散,剩余人物威望都不足,于是就用枪逼着黎元洪强迫他革命。革命党有三重考虑:一来黎是当时名将,用他可以震慑清廷,增加革命军声望;二是黎元洪在湖北新军中深得部下拥护,可以号召部属附和革命;三是推举一个以前并非革命党人做都督可以表现出革命党人不是贪慕权势之辈,可增加革命凝聚力。
“黎菩萨”果然是个福大之人。当年甲午海战,黎所在的广甲号不幸触礁,搁浅于茫茫大海。老黎随身带了件救生衣,在海中挣扎一番,漂泊了三个多小时,居然被海浪冲到岸边,奇迹般地活了过来。由于他出过洋,接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后来被任命为新军协统,以善于治军著称。平时,他注意笼络士兵,待人宽厚,故有“菩萨”称誉,而且老黎脸胖胖的,从外表来看确实有几分菩萨样。
张振武等人用枪逼着黎元洪做了都督后,武汉到处传言:“原来黎协统都是革命党!”,残敌纷纷投降或逃窜。但黎元洪本人却不情愿,面对既成事实,他真的做起了“黎菩萨”,任你怎么相逼就是不张口,甚至不吃不喝。别看他表面上如此做派,心里早就盘算妥当:革命的声势是越来越大,看样子似乎有成功的可能,但现在还没有定局,不适合发表意见,万一将来清军反攻也能有个回旋余地,等时机成熟再摘桃子不迟。
立宪派汤化龙原本是谘议局议长,现在也像模像样地参加了临时政府,还担任了政事部部长,年初口口声声要求立宪的人现在摇身一变,唱起革命高调来居然也不落于人后,在他的榜样作用下,一大批旧官僚、立宪派进入了革命政府,真正的革命党人反而只有孙武一人担任了军务部长。
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国,极大地鼓舞了人民,上海望平街报馆门前,每天都是人山人海,民众争相打探湖北革命胜利发展的消息。大家都认为满清必败、革命必胜,一次报上登了汉口革命军败退的消息,居然遭到一千多人的围攻,认为是造谣,破坏民心(有时候中国人就只愿意一厢情愿地按自己想法来估计事情的发展,至于真实情况究竟是如何反而很少有人关心了)。
坐镇京师的载沣明白大事不妙,急忙召集内阁商议派兵镇压。此时全国已编练成的新军共有14个镇、18个混成协(并非连续番号),分布在全国各地。议来议去,认为南方各省新军大都不太可靠,只有寄希望于北洋六镇。按照商议结果,载沣命令在永平参加新军秋操的第四镇统制王遇甲率领第四镇、第三、第十一混成协编为第一军,星夜赴湖北增援,陆军大臣荫昌赶赴湖北,节制所有湖北军队及增援部队;令海军提督萨镇冰率海军和长江水师,迅速开往武昌,协同作战,主要军舰有甲午战争后新购买的“海容”、“海琛”和“海筹”等;以第五镇、第五、第三十九混成协编为第二军,由冯国璋率领,迅速筹备,听候调遣;将京城禁卫军和陆军第一镇编为第三军,由贝勒载涛督率,驻守京畿。
这个调度还是很合理的,水路并进、两军依次开拔,梯度配置、形成钳形攻势,又有第三军保卫大本营,但纸上谈兵容易,真正执行起来只有一个结果——难!
消息传到河南,正在为袁世凯举办寿宴的袁府马上撤去酒席,转而变成时事谈话会。袁世凯下台后,原本与其关系一般或者只是趋炎附势的人物多半不再前来,现在能参加寿宴的大部分都是他的铁杆心腹,众人议论纷纷。有人说革命军不过区区数千人马,而且孙中山、黄兴都不在,缺乏领袖,必定难以持久。
老袁只静静地听着,一语不发,脸上露出常人难以觉察的笑容,议了半天,有人问他的看法,孰料袁世凯诡异地一笑:“局势难料,谁知道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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