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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就买通了世宗很信任的一个名叫蓝道行的道士。蓝道行在扶乩的时候，显现出“分宜父子，奸险弄权”的字样，世宗问：“上天为何不诛杀他呢?”蓝道行诡称：“留待皇帝正法。”世宗心有所动。就在这一年，皇帝居住的万寿宫发生一场大火，皇帝不知以后怎么办，向大臣询问，严嵩竟建议皇帝搬到南宫去住。南宫是旧时英宗被幽锢之所，这对喜欢祥瑞的世宗来讲，真是犯了大忌讳。徐阶迎合皇帝心意，主张重建万寿宫，没多久，新宫拔地而起，比先前更巍峨漂亮。这样，徐阶在世宗心目中的地位渐有取代严嵩之势。这件事成了严嵩晚年命运的转折点。
严嵩失宠，御史邹应龙闻风而动，上疏弹劾严嵩。嘉靖四十一年(1562)，在徐阶的怂恿下，皇帝夺去严嵩一切官职，勒令回乡，严世蕃谪戍雷州卫。严世蕃在谪戍雷州中途跑回江西老家，本性难移，继续作恶多端。嘉靖四十三年(1564)，他又被御史弹劾。世宗大怒，将严世蕃逮捕下狱。第二年案结，世蕃被斩，严嵩被削籍为民，家产尽抄。严嵩只得在祖坟旁搭一茅屋，寄食其中，晚景非常凄凉。嘉靖四十五年(1566)四月，一代奸臣严嵩在孤独和贫病交加中去世。他死时穷得买不起棺木，也没有吊唁者。临死前，严嵩艰难地写下“平生报国惟忠赤，身死从人说是非”，掷笔而死。
当年的十二月，明世宗也龙驭宾天了。奸臣佐昏君，这一对君臣还真是“相得益彰”啊。二人同年而死，一个时代落幕了。
严嵩为什么成了“奸臣”
从严嵩临终的留言可以看到，他是带着无尽的委屈、不甘心和愤懑到了另一个世界的。《明史》称：“嵩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严嵩肯定想不到，他所背负的“奸臣”骂名不但没有因他的去世而消失，反倒广为流传，他的名字成为奸臣的代名词。与此有关，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明代有名的史学家——王世贞。
王世贞与严嵩结怨，传说有一段公案。王世贞的父亲就是被世宗处死的王忬。一个偶然的机会，王忬得到了价值连城的国宝《清明上河图》，不久就被严氏父子得知，二人就向王忬索要。王忬迫于严氏父子的权势，就让一个画师临摹了一张送给严嵩，后来事情败露，严嵩对其怀恨在心。后借王忬戍边不力下狱之机，严嵩上奏本将其害死。因为这段积怨，王世贞在他所写的《嘉靖以来首辅——严嵩传》以及其他史著中，对严嵩多有诋毁，严嵩的声名就此更是一落千丈。
（1）关于严嵩“窃弄威柄”问题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取消了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一千五百余年的丞相制度；至明成祖始设内阁，《明史-职官志》载，内阁大学士的职责主要是“掌献替可否，奉陈规晦，点检题奏，票拟批答，以平允庶政。”可见内阁大学士不是政务官。《四库全书总目》卷58“嘉靖以来首辅”条称，“至嘉靖始委政内阁，而居首揆者，责任尤专……至世宗中叶，夏言、严嵩迭用事，遂赫然为宰相，压制六卿矣。”这种表述是大可商榷的。世宗执政的前期是很勤政的，自嘉靖十八年即不上朝，即便如此，也不曾出现权臣专政的局面。《明史-严嵩传》载，严嵩任首辅后，“帝虽甚亲礼嵩，亦不尽信其言，间一取独断，或故示异同，欲以杀其势。”这说明世宗虽居大内，却是紧握皇权的。因此，任何一位“权臣”在世宗朝绝无“窃弄威柄”的可能。关于此，从其他的记载亦可旁证。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世宗）晚年虽不御殿，而批决顾问，日无停晷；故虽深居渊默，而张弛操纵，威柄不移。”《世宗实录》称其“惓惓以不闻外事为忧。”《国榷》卷*引李维桢曰：“（世宗）斋居数十年，图廽天下于掌上，中外俨然如临。”又引范守已曰：“臣于徐少师阶处，盖捧读世庙谕札及改定旨草，云人尝谓辅臣拟旨，几于擅国柄，乃大不然。……揽乾纲如帝者，几何人哉！…以故大张弛、大封拜、大诛赏，皆出独断。”严嵩不可能窃弄威柄，于史比比可证矣。再如《宾退录》卷四载，欧阳必进（都察院左都御史），与严嵩为儿女亲家，嵩欲安排必进为吏部尚书，经嵩哀求再三，世宗仅让欧阳做了半年的吏部尚书即斥去。严嵩欲安排一下儿女亲家都如此不易，又何谈把持朝政、结党营私呢！由此观之，说严嵩“窃国柄政”不过空穴来风而已！
（2）严嵩与世宗的关系
世宗是个极难侍候的皇帝。世宗猜忌、多疑、嗜杀，不仅如此，他待人冷漠，对自己的妻儿、侍婢、臣僚无不无情无义，以至宫中一群弱女子要将他勒死。这就是发生在嘉靖二十一年十月的“宫婢之变”。《春明梦余录》载有因“大议礼”而受世宗器重的张璁一席话：“臣历数从来内阁之官，鲜有能善终者。盖密勿之地，易生嫌疑，代言之责，易招议论。甚非君臣相保之道也。”这番话是说，当首辅的要为皇帝的过失承担责任，要甘当替罪羔羊。当徐阶扳倒严嵩擢升为首辅时，他的朋友王维桢曾对他说：“夫宰相位绝百僚之右，至尊至重矣。然今时有三难称至苦焉：天子圣明，群臣莫能及而思有以裨益之，一难也；事下中书，责应于斯须，得失轻重关焉，二难也；造膝之言，廷臣不得闻，廷臣所得闻，远臣又不及知，而拟议转注，易动唇吻，三难也。此三难者又不敢以告人，故曰至苦也”（《王氏存笥稿》卷16）。由此看来，我们似应从另一视角来看严嵩了。
严嵩任首辅十五年，与一位脾性暴躁而又嗜杀的皇帝能相处如此之久，也是很不容易的。世宗崇奉道教，力赞玄修、进献青词几乎是任阁臣的要件，因此“谀”、“媚”是阁臣们的共性，严嵩并不见得比别的阁臣更谀更媚了。例如宫婢之变后，世宗避居西苑，所居西苑永寿宫发生火灾，世宗欲重修宫殿。严嵩考虑世宗久不视朝，营建又要花费巨额资财，故不同意重修宫殿。而另一位阁臣徐阶竭力主张重建。对此，时人“颇善嵩对，而微谓阶之谀旨”（《献征录》卷16）。这里所展示的则是严嵩刚性的另一面。《明史纪事本末-严嵩用事》在分析世宗宠信严嵩之由时说：“况嵩又真能事帝者；帝以刚，嵩以柔；帝以骄，嵩以谨；帝以英察，嵩以朴诚；帝以独断，嵩以孤立……猜忌之主，喜用柔媚之臣。”惟其如此，才能将世宗那暴戾的脾气平和下来，使朝政不致变得更坏。关于这一层，世宗应该是心中有数的。因此，世宗对严嵩亦多有褒奖，如赐严嵩“忠勤敏达”的银印，赐其藏书楼曰“琼翰流辉”，奉玄之堂曰“延恩堂”，赐字幅曰“忠弼”等。即是令其致仕时，世宗在谕旨里还是说“嵩小心忠慎，”致仕后的待遇，较其他首辅亦见优渥，“其致仕去，仍令驰驿去，有司岁给禄米百石资用”（《世庙识余录》卷22）。说明严嵩能真诚事主，并无二心，才能博得这位薄情寡恩的君主的善待。
那么，率意说严嵩为“奸相”，就匪夷所思了。
（3）关于严嵩“屠害忠良”
严嵩入阁后，弹劾他的大臣甚多。这些大臣中，有的被处死，有的被削职，其中在历史上影响较大的是杨继盛、沈炼等人。
沈炼，嘉靖十七年进士。《明史》本传载“炼为人刚直，嫉恶如仇，然颇疏狂。”传中未见记载沈炼有何才识。沈炼与他的上司锦衣卫帅陆炳颇善，与严世蕃过从甚密。沈炼嗜酒，“数从世蕃饮，世蕃以酒虐客，炼心不平，辄为反之。”区区小事，致生积怨，可见沈炼性格偏狭之一斑。严嵩曾说过沈炼不是好人，此话传到沈炼耳中，他怕前途无着，于嘉靖三十年正月上疏劾严嵩。疏中历数嵩十大罪状。世宗阅疏后，“大怒，廷杖之，谪佃保安。”沈炼在保安并不安份，常常詈嵩父子；当地不明就里的民众亦“争詈嵩以快炼，炼亦大喜，日相与詈嵩父子为常。且缚草为人，象李林甫、秦桧及嵩，醉则聚子弟攒射之。”这种“游戏”似不类君子所为。沈炼与地方当局常闹纠纷，被总督杨顺杀之。反对严嵩的人称是严嵩授意杀害沈炼的，这也是于史无据的，且杨顺亦非嵩党。沈炼罗列严嵩十大罪状，徐学谟以为“数嵩十罪，俱空虚无实”（《世庙识余录》卷15）。谈迁在《国榷》中论曰：“沈纯甫（炼）气吞逆胡，当庚戌（1550年）秋，怒目而斥严氏，其强直自遂，固己不可一世矣。投身荒塞，隐约潜晦，何必不自得，至于传檄京师，欲清君侧之恶，以视请剑咏桧，尤为过之。”可见沈炼之死，完全是性格上的弱点所致，这与忠奸有何关涉焉！
杨继盛，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据《明史》本传载，颇精律吕之学，此外不见他有甚所长。在国子监时，为徐阶门生；与唐顺之往还甚密。杨继盛性格与沈炼颇相似，我们不妨摘引唐顺之致杨的一封书信：“执事豪杰士也，……颇觉慷慨，激发之气太胜，而含蓄沉机之力或不及焉……”（《荆川先生文集》卷6）这是暗示杨性格上的弱点和才识不足。嘉靖三十二年，杨继盛上《请诛贼臣疏》，列嵩十大罪五奸。杨的指控，大多空疏无实，与沈疏无甚区别。如说严嵩没有把国家治理好，世宗可能会认为是影射他的，因为很多事嵩是按他的旨意去办的；又如杨继盛《疏》曰：“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这无疑是认为世宗昏聩，因此，“疏入，帝已怒…下继盛诏狱，诘何故引二王。….狱上，乃杖之百，令刑部定罪。”杨疏上后，嵩一再请求休致，世宗挽留再三，说杨“邀誉卖直”，该疏是冲他而来的。疏文空泛，此即为无才识也。因此，杨继盛必死无疑，或曰杨死是嵩做了手脚，此说是太过悖谬了。
另一个较有影响的人物是夏言。嘉靖二十四年言覆出阁揆后，都御使曾铣议复河套，言力主之，而嵩极言不可。于是吏部尚书闻渊等劾言误国，二十七年春罢夏言首辅。是年杀夏言、曾铣。《明史-严嵩传》说嵩借复套事件构陷夏言至死，《明史-夏言传》指称嵩与陆炳、驸马都尉崔元联手倒言。然而，谈迁在《国榷》中认为，“贵溪（夏言）不死于败而死于谗，又严氏之代为之受螫也。”可见严嵩是背了黑锅的。在严嵩的《奏对录》里，曾载有嵩再三为夏言求情免死的札子，亦见嵩未必是“心迹俱恶”之人。
被世宗杀掉的还有兵部右侍郎蓟辽总督王杼。王杼是位精通军事、很有责任心的将领，嘉靖三十六年春，因一时不察让入侵的数万北虏进入至三屯营，使不少中贵和宫人的家人财产遭受损失。这些天子身边的人难免不向世宗投诉。在调查此事时，又牵出王杼疏于练兵等情况。于是世宗震怒，手批“诸将皆斩”。三十七年王杼被杀于西市，时年五十三岁！然传末又指称王杼之死责任在嵩。是非曲直尚有公论，《世庙识余录》如是说：“杼恂恂长者，悉心体国，通州之役，不避死亡，划策守城，以全国储，帝眷日隆，洊登枢佐。蓟州边备久弛，整顿良艰，屡至失律，遂于极典。┅┅华亭（徐阶）乃予罪严嵩，至方秦桧之杀武穆。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对支大纶的判语谈迁是极赞同的：“王中丞坐疆事死，非死严氏也。”这些说明有人要使严嵩“恶居下流”，欲令严嵩背负沉重而可怕的恶名。
《罪惟录》有一段令人深长思之的话，“然上在位久，要威福自操，事事出上意。嵩承夏言之后，不敢有可否，间有所左右，直微引其词；至上所必欲杀，无所匡诤而已。….则凡上意所欲杀者，天下竞指嵩。”严嵩“屠害忠良”之秘藉尽在彀中矣。而严嵩恶名之远播，话本小说、传奇戏曲功莫大焉。写嵩陷害沈炼的“沈小霞初会出师表”（《今古奇观》），历数嵩陷害忠良的戏曲《呜凤记》、《一捧雪》、《丹心昭》、《狂鼓吏》、《出师表》等，在民间反复播演，此乃印证了戈倍尔氏的名言：谣言重复多次便变为“事实”！
（4）严嵩与抗虏御倭政策
自嘉靖十三年起，蒙古新首领俺答汗几乎无年不请求明朝“封贡”，然而，俺答求贡却屡遭明廷拒绝，俺答便率兵大举犯边，其中最严重的事件是嘉靖二十九年，俺答率10万精骑攻至北京，全国震动，史称“庚戌之变”。严嵩对北虏的立场如何？这里有二点是十分重要的。一是世宗欲效法成祖率军巡边。嘉靖二十八年二、三月，世宗两次召见严嵩谈到想亲率大军“巡边”的想法，均遭严嵩婉言反对：“皇上圣谟弘远，欲上法祖宗甚盛心也。但今时非前比，只严督将臣守御，自可无事，巡驱之典，似不必尽同于昔也。”（《世宗实录》卷346）可以设想，如果世宗率军巡边，其结果可能比英宗的“土木之变”还惨。作为首辅的严嵩在此重大问题上并未一味顺从邀宠，想必是予料到后果的严重性，故设法阻止之。二是世宗一直想以军事手段解决北方边患。例如嘉靖二十六年，首辅夏言、三边总督曾铣力主收复河套失地，得到世宗批准；而严嵩及翁万达、唐顺之等富有学识和军事经验的大臣，对“复套”是很不赞成的。二十九年八月上旬，边境形势十分紧张，世宗曾两次召严嵩讨论对策，严嵩曰：“目今虏患，但边臣戮力防御为守之计，令不能深入，即为得策。若欲驱扫远遁，恐力非昔比也。”又曰：“笫时势诚有不同于昔者，兵不素练，将未得人，馈饷屡乏，即无可持之资。当事之臣，自任其责，防守边疆，令不得患，虽犯不得利。此即御戎之策矣┅┅”（《奏对录》卷4）严嵩主张重在防御，这完全是从当时的国情出发。嘉靖二十九年吏部侍郎王邦瑞上疏云：“今武备积弛，见籍止十四万余，而操练者不过五六万，支粮则有，调遣则无。比敌骑深入，战守俱称无军。”（《典故纪闻》卷17）庚戌之变时京城的实际军力是“仅四五万，老弱半之。”（《明史-丁汝夔传》）至于军事装备，因主持军械制造的官员侵吞料价，以致造出的装备不堪使用。如甲“中不掩心，下不遮脐，叶多不坚，袖长压臂，全不合式”；“弓力不过一二斗，矢长不过七八把，平昔尚不能射远，披甲后，手不能举，射只过数十步而止。刀尤短小，亦无锋。”（马文升：《明臣奏议-修饬武备疏》）这样的军队和装备怎堪俺答10万精骑一击！曾任过兵部车驾司员外郎的杨继盛未必不了解此时的军情！他在《疏》中，将俺答犯京时严嵩不让兵部尚书丁汝夔出战，指为十大罪状之一，这也是令人匪夷所思的。
倭寇并非起于嘉靖朝，但嘉靖朝倭患最烈。倭患的直接起因是海禁。严嵩对倭寇的政策是与夏言是不同的。夏言重作首辅时，主张像对待北虏那样以强硬手段剿灭倭寇，嘉靖二十六年他推荐朱纨总督闽浙倭乱事。朱纨在闽浙大肆屠戮，矛盾大为激化，而利益受损的官宦交章弹劾，朝中又失去夏言的支持，他担心会受到惩罚和屈辱，而不得不含愤自杀。严嵩推荐赵文华督察军务，颇有建树。徐学谟《世庙识余录》称：“……文华一出，以贪狠故，督抚诸臣，皆畏之如虎，不敢不效命恐后，始问立战功。”在赵文华的整治下，军队已有了一定的战斗力，对平定倭患起了一定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赵文华认为海上贸易关系国计民生，应受到国家保护，使之合法化。严嵩对倭寇的政策在赵文华那里得到最好体现。赵文华又启用抗倭名将胡宗宪，先后又网罗了一批将才，如戚继光、俞大猷、刘显、谭纶、唐顺之、王崇古、卢镗等等，他们对平定嘉靖后期的倭患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说明严嵩对北虏南倭的政策于国是有功的，至少并无大错。
（5）关于严嵩之贪鄙
严嵩之“贪鄙”是令他声名狼籍的原因之一。
王宗茂《皇明经世文编-纠劾误国辅臣疏》：“嵩挠吏部之权，则每选额要二十员名，州判三百两、通判五百两，天下名区，听其拣择。┅┅嵩揽兵部之权，则每选亦额要十余员名，管事指挥三百两、都指挥七百两。┅┅自指挥而上以至总兵，┅┅果价或至千金。”
“如己酉（嘉靖二十八）年，因人论劾，自分莫逃，欲潜搬家属回籍，其他财物玩好，不暇殚述，但闻治装之时，有一家人请检点金银器皿以纪入库之数。前列数十桌，嵩坐于后，愈出愈奇，惟见桌之前增，椅之后退，尚无置处，盖不知其数目。”
邹应龙《皇明经世文编-贪横阴臣欺君蠹国疏》：“嵩父子故籍袁州，乃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无虑数十所，以豪仆严冬主之。抑勒侵夺，民怨入骨。”
《明史纪事本末-严嵩用事》：“永寿共和王庶子惟燱，与嫡孙怀熷争立，以白金三千赂嵩。”
赵善政《宾退录》：“严世蕃之籍，有金丝帐，累金丝为之……又有金溺器等物，执政者以为不可闻，令销之以金数报。”
严嵩之贪，正史稗乘中的那些似是而非、真真假假的记载比比可征。
严嵩家被籍没时的财产究竟有多少？《世宗实录-四十四年三月》条月：“金三万二千九百六十两有奇，银二百二万七千九十两有奇，玉杯盘等项八百五十七件，玉带二百余条，金厢瑇瑁等带一百二十余条，金厢珠玉带绦环等项三十三条、件，金厢壶盘杯箸等项二千八十余件，龙卵壶五把，珍珠冠等项六十三顶、件，府第房屋六千六百余间，又五十七所，田地山塘二万七千三百余亩。……”
陈弘谟《继世余闻》：“严嵩籍没时，金银珠宝书画器物田产，共估银二百三十五万九千二百四十七两余。又直隶巡按御使孙丕扬所抄京中家产，亦不减此数。”
世宗令将籍没的财产一半充边饷，一半入内库，而当时仅10万两入库，世宗问道：“三月决囚后，今已十月余矣，财物尚未至，尚不见。是财物既不在犯家，国亦无收，民亦无还，果何在耶？”（《世宗实录》卷519）当时主持籍没事的是首辅徐阶，徐阶是否故意虚报，以张大严嵩父子的过恶呢？从史料来看是有的，连徐阶主持编修的《世宗实录》也难掩其真相。卷544称：“比籍没严氏，赀财巳稍稍散逸，按臣奉诏征之，急不能如数，乃听孔（彭孔，被徐阶定为严氏‘逆党’）等指攀，于是株蔓及于无辜，一省骚扰矣。”万厉年间籍没张居正时，《明史-赵锦传》载左都御使赵锦曾上疏规劝神宗：“方圣祖肃皇帝时，故大学士严嵩，特受眷知首参机务，每不能仰体圣祖所倚毗之心，而专怙宠行私。其子世蕃，复大为奸利。于是中外切齿，言者四起。而圣祖方旋悟疚逐，命收捕世蕃。而言者犹忿恨不巳，至谓世蕃有谋叛状。于是正世蕃之罪而籍其家。时承勘者与抚按诸臣，惧无以上应明诏，重干不测，则虚上所当籍事，而其实不符，则又株连影捕，旁搜近取以足之。圣祖以为所籍之物，而不知其强半出于无辜之民、闾阎之间。”他还说道：“初抄没世蕃，命下仓卒，所得犹仅若此！”严氏巨额资财既不在犯家，国家亦未收，也未隐慝流失，这只能说明它根本就不存在，是被政敌徐阶恶意夸大了！如果说严嵩之贪“犹仅若此”，那么，我们对沈练、杨继盛、邹应龙等所指控严氏贪黩的真实性，就不能不大加怀疑了。
严嵩素有贪名，而徐阶素有廉名。而作为“廉吏”的徐阶却有田产四十余万亩。徐阶究竟有多少资财，虽是无法统计，却令时任应天巡抚的海瑞也叹为观止：“产业之多，令人骇异。”（《四友斋丛说》卷13）海瑞接到许多农民控告徐阶夺田霸产的诉状，即勒令徐“退之过半”，否则不予结案。其时徐阶致仕家居，慑于海瑞威名不得退还农民些许田产，暗中却行贿于给事中戴凤翔，弹劾海瑞“渔肉缙绅”，将海瑞罢官，保住了他庞大的田产。《献征录-大学士严公嵩传》载，严嵩降生于小家子，“其父不过小吏”；同书“大学士徐公阶传”载：徐阶家“世世受耕，不仕，至父蔽而补邑椽吏。”说明两人起步时家业相当，严嵩任了十五年首辅，而徐阶仅任了六年首辅，田产却是严家的15倍！仅以田产相比，孰贪孰廉岂不昭然若揭了吗！
（6）严嵩之为人
钱谦益《列朝诗集-严少师嵩》：“少师初入词垣，负才名，谒告返里，居钤山之东堂，读书屏居者七年，而又倾心折节，交结胜流，如杨用修辈，相与倚合，名满天下，以公辅望归之。”这说明严嵩是颇有文才的，诗文且典雅清新、深入浅出。李梦阳曾说：“如今词章文学，翰林诸公，严惟中为最。”（《四友斋丛说摘抄》）以这样的文才撰写青词，当然会受到世宗的赏识；《明史-严嵩传》称严氏“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看来，这也是不实之词。此外，严嵩待人也有度量，《罪惟录》载：“林一新者，以佥事分巡，嵩仆有不法，执笞之。一新入贺京师，嵩甚加敬礼，其能重贤大夫若此也。”约束家人，顾及大义，与徐阶纵恶子弟横行乡里，何啻天壤之别。
严嵩很注意奖掖擢选人才以为国用。《列朝诗集-唐顺之传》：“顺之于学，无所不窥，大则天文乐律，小则弧矢勾股，莫不精心究诘。既而受知分宜，僇力行间，转战淮海，遂以身殉，可谓志士者矣！”同书“尹耕传”：“分宜能用子莘，能用胡瓒宗，其识见亦非他庸相所及也。”崇祯年间做过大学士的黄景昉在《国史唯疑》中说：“徐华亭（阶）语张襄惠（岳）儿曰：‘严氏当国二十年，制阃不入一钱，没，得完其身者惟尊公一人耳’。犹使贤者得完身名，知此老未全毒乎！严嵩雅善诗文，收罗知名士，间能抑情沽誉，有可怜恕者。”事过数十年，当黄景昉路过袁州时，还听到当地人对严氏的好感和怀念之词，尤其是他的政敌在私下与相知所说的一席话，是否意味着严嵩还有一种人格魅力呢？这是颇值得治史者玩味的。
《列朝诗集-胡瓒宗传》：“家居数年，而有诗案之狱。户部主事王联，瓒宗在河南所笞贪令也，上书讦瓒宗‘闻大驾幸楚’诗，有‘穆天湘竹’之语，世庙大怒，下之狱。严分宜、陶恭诚力救之，乃得解。”事在嘉靖二十九年，朱国桢《皇明大事记》卷32载，因王联的诬陷而罗织成大辟，株连一百一十余人，“是时，上意不测，大学士严嵩为之申释，圣怒少解。”这类颇值嘉许的事，竟在《明史-严嵩传》中缺载。联系到严嵩曾颇为救解夏言、丁汝夔等，说明此老无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之恶。比起徐阶整死仇鸾、张经，罗织“严党”瘐死胡宗宪，以“叛逆”罪构陷严世蕃死罪等等要高尚得多。
《皇明大事记-严嵩》载有一些严嵩家事，如“嵩妻欧阳氏甚贤，治家有法，驭世蕃尤严，嵩亦相敬如宾，旁无姬侍。”沈德符《万历野获篇-内阁-居官居乡不同》：“严分宜作相，受世大垢，而为德于乡甚厚，其夫人欧阳氏，尤好施予，至今袁人犹诵说之。”严嵩在故乡的口碑，朱国桢《涌幢小品》中亦有记叙：“分宜之恶，谭者以为古今罕俪。乃江右人，尚有余思，袁人尤甚，余过袁问而亲得之。可见舆论所评自有不同处。”可见严嵩名节被“帝王家谱”诬之深矣！
（7）余论
世宗之初，对百年积弊和朝政是颇多革新的。谈迁在《国榷》（卷*）中予以很高评价：“世庙起正德之衰”，“厘正诸儒，严迪德之选；革藩镇之诸阉，废畿甸之皇庄，夺外戚之世封，抑司礼之柄用，┅┅”朝政为之一新。其最大成就莫过于果断革除镇守中官，正如《明史-张忠传》所言：“（世宗）尽撤镇守内臣及典京堂仓场者，终四十年不复设，故内臣之势，惟嘉靖朝少杀云。”嘉靖十年行“一条鞭”法，变革赋税，社会经济大有发展。如果说嘉靖初年君相有鼎革之力，那么，与世宗厮守了十五乃至二十余年的严嵩，岂能无守成之功？
先圣孔子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恶居下流和“善”居上流皆司马迁后史家笔法，遑论忠奸！是故读史大可不必以“史”来读，而应以“文化”来解读！其文化的意味难道不比历史的意味更有价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