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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文的地位反而越来越显得居于次要了。在这个历史阶段的文言小说,走着与白话小说并不相同的道路,远离了现实生活,远离了广大人民群众,变成了文人的趣味之作,犹如明末之文人小品,落后于时代的潮流,走向了末路,既缺乏白话小说的生命力,同唐传奇相比,相差也不可以道里计。
文言小说的衰落,到明朝已达极点,故鲁迅在讲“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时,一笔带过,批评多于肯定。“盖传奇风韵,明末实弥漫天下”,而能够予以肯定者,实在寥寥。至于清末的文言小说,虽“亦记异事,貌如志怪者流,而盛陈祸福,专主惩劝,已不足以称小说。”文言小说发展到如此境地,真是名符其实的“呜呼哀哉”了。
在文言小说的衰败之风“弥漫天下”的境况下,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却突然异军崛起,独树一帜,连当时鼎鼎大名的文人王渔洋,也不敢小看这位三家村的教书先生,究竟是为了什么?
二
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动机和目的,不是一般的传奇志怪,而是以传统的传奇志怪的形式和手法,来表现他长期郁积于心底的“孤愤”之情,是对当时社会的抗争,也是为重振文言小说所作的抗争。蒲松龄生活在一个激烈动荡的大变化的时代。他经历了明朝的灭亡,经历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经历了清朝入关前后的虏掠和镇压,经历了清初民族的和农民的反清抗争。在清朝相对稳定的统一和巩固以后,他又幻想着通过科举制度的途径出仕,然而初显才华以后,紧接着而来的却是屡遭挫折,最后也只得到了一个“岁贡”的虚名。他除了短期到江苏给人做幕僚外,终生在山东农村生活。他始终没有放弃高升的幻想,然而随着幻想的破灭,他这个处于下层的小知识分子,直接地广泛地观察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这种观察里自发地产生了“孤愤”之情,并且把这种“孤愤”之情自觉地体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上溯千余年以来的文言小说的发展,有哪一位作家象他这样?唐传奇的作者大都是有较高地位的知名文人,而且传奇的产生还与投献干谒有关,说得不客气点,还是一种求名的工具。蒲松龄写了《聊斋志异》,还抵不上科场中三篇八股文,而他自己却认为是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何所为也?他虽写传奇志怪之文,心中未必完全以前辈作者为同道的。他心目中追随的是“二十四史”的开山祖司马迁。《聊斋志异》中很多篇末缀以“异史氏曰”,议论横生,表面看是仿“太史公曰”的写作方法,究其底里,恐怕还是把自己的小说当“史”来看待,这是高出了以前任何一位文言小说家的。当然,他还不懂形象的历史之类的说法,可他反映的是历史的真实面貌,提出了尖锐的社会问题。
概括说来,《聊斋志异》突出地提出了几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在蒲松龄的笔下,当时的政治是非常黑暗残暴的,转别是中下层的封建官吏以及与之相勾结而受到庇护的豪绅恶霸,他们象一群恶狼一样吞噬着弱者的生命,用蒲松龄的话说,就是“花面逢迎,世人如鬼”,“官虎而吏狼者,比比皆是也。”《席方平》一篇就集中而典型地揭露了那种吃人的社会关系和官吏制度。蒲松龄幼而聪颖,却屡试不第,他虽然长期没有破除幻想,醒悟过来,但是从他亲身的经历和对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广泛观察中,看穿了科举制度是一种坑害知识分子的制度,这种制度不仅不能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反而培养出了各种各样庸碌无能的废物。在蒲松龄看来,封建社会提倡的所谓“学而优则仕”根本就实现不了,因为考场已经成了腐败的交易所,瞎眼衡文,无才得中而有才被黜,这也实际上回答了蒲松龄为什么没有通过考试关的原因。在蒲松龄的笔下,还多方面地反映了妇女问题,如父母包办的婚姻制度的不合理,由于妻妾制而造成的家庭不和,嫡庶之争。更可贵的是他创造出了众多的朦胧的渴望着自由的青年妇女的形象,如婴宁、青凤等,她们已经在幻想的形式中初步冲破了封建礼教的牢笼和束缚,向着另一个新世界探索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