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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灵到廖军长的窑洞去送一份密件。廖军长突然问：“大地方娃娃到沟岔里来，习惯不习惯？”廖军长总是开玩笑称她为大地方来的娃娃或同志哥儿，却从来不称她为同志妹儿或直呼其名。她说：“挺好。”廖军长皱皱眉，摇摇头说：“不好不好，你说有什么好？这儿的人除了放羊再弄不了啥。没文化，没麦子，没棉花，连水也缺得要命——你没说真话。”白灵笑说：“这儿有好听的曲儿。”廖军长赞成地点点头说：“这倒说对了，曲儿可以称得上再好没有了！我走过好多地方，包括你们大地方关中，都听不到这么好的曲儿。你说还有啥好哩？”白灵笑说：“男娃子一个个都漂亮俊俏！”廖军长突然说：“给你找个女婿怎么样？”白灵就在那一刻，从身底的暗袋里摸出一条纸绺交给廖军长。那是临行前兆鹏让她交给廖军长的。她进根据地时，没有交给廖军长，现在觉得有必要交出来了。廖军长看罢字条儿，缓缓站起来，久久地瞅着她，然后庄重地伸出右手。白灵和廖军长的手握在一起。廖军长说：“白灵同志！”白灵激动地说：“鹿兆鹏同志让我代他向你致敬！”廖军长说：“可是你……为啥到现在……才说呢？”白灵说：“我怕你太照顾我……”廖军长说：“好啦！只要我活着，就保你无事。以鹿兆鹏同志的名义……”
后来部队发生了揭露国民党潜伏特务事件，并因此而导致了一场内乱，使这支刚刚蓬勃起来刚刚形成气候的红军游击队又急骤直下陷入灭顶之灾。那个特务以投奔革命的名义潜入根据地时，也带着西安地下党的路条；他比白灵晚半年来到南梁，被分配给一位游击大队长做随身秘书。他在前几天突然逃亡，游击队的情报小组从获得的证据最终鉴定出这个人可怕的身份。紧接着举行了廖军长和毕政委的最高层密谈，内容不得而知。又紧锣密鼓似的在当晚举行了支队长以上的干部大会，内容依然不得而知。白灵开始预感到自己已跌入一种危险的境地。这并不是她过于敏感，而是凭她的常识。她平时能旁听各种重要会议，包括廖、毕二人的最高决策。凡这些会议或决策，都由他们两三个机要人员作出记录，形成文字，写成决议，整个根据地的重大决策和军政大事都对她不存在保密的问题。她没有被通知旁听廖、毕的最高会议尚可自慰，而支队长以上指挥官会议也回避她参加，她就感到了不正常，一种被猜疑、不被信任的焦虑开始困扰着她；尤其是支队长以上指挥员会议之后，整个根据地里陡然笼罩着一片沉默紧张的严峻气氛，白灵从那些指挥员熟悉的脸上摆列的生硬狐疑的表情更证实了某种预感。她晚上失眠了，这是进入根据地一年多来的第一次困扰。第二天晌午，她被通知参加全军大会，会议由毕政委做肃反动员报告，宣布组成肃反小组名单，紧接着就对十一个游击队员当场实施逮捕。白灵在惊恐里猛然发现，十一个被宣布为潜伏特务的游击队员全部是由西安投奔红军的男女学生，禁不住一阵哆嗦。
白灵被调出军部编入游击支队。游击队员们不再跟她学写名字，不再求她补缀衣服，更不给她唱动听的信天游曲儿，全都用一种狐疑，一种警惕戒备的眼光瞅她。白灵很痛苦却无法摆脱，整个根据地里迅速掀起一股强大的仇恨风暴，甚至比对国民党当局的仇恨还要强烈。这是对内奸的，她可以理解，却忍受不住被怀疑被仇恨的压迫和冤屈。她终于决定要找廖军长去说明自己，突然被两个女队员扯回窑洞，正告她不许乱跑乱找，这时她才意识到自己早已被专人监控着。七八天后，又实施了第二次逮捕，被拘捕的七个人仍然是从西安来的学生。白灵心里稍一盘算，全部从西安陆续来到根据地的二十一名学生，只剩下连她在内的二女一男了，这时她又感觉到，同样的下场已不可逃脱，而且已经为时不远。
第二次逮捕发生的前一天晚上，第一批被逮捕的十一个人中的五个被活埋。第二天，就有一张布告贴在各大队聚会的窑洞门口。白灵是在她做文化教员经常进出的那个窑洞门口看到的，五个人全部被判定为特务。到离第一次逮捕刚刚半月时间，头批被逮的十一个中余下的六个和二次被逮的七个中的两个又被处死，同样采取的是挖坑活埋的刑罚。这种处死的办法并不被队员们看为残忍，因为子弹太珍贵了。游击队员手中的枪和枪膛里的每一颗子弹都是从敌人手里夺来的，为此有许多游击队员牺牲了性命。这个时候，在根据地发生了更严重的一件事，第一大队的大队长被肃反小组下令逮捕。大队长在一次高层会议上拍着胸脯对毕政委喊：“我敢拿脑袋担保那些西安学生绝对不会全部是特务！你把他们一个个活埋了等于自己消灭自己！往后谁还敢投奔到咱们这杆军旗下……”会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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