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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运动，反对华北自治，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也包括上海的舆论对天津方面所产生的强大压力；还包括天津本地的报纸，天津《大公报》在1935年12月发表的社论，劝宋哲元万勿制造分裂，都起到了很大的警示作用。
若不是沸腾的全国舆论使其有“黄雀在后”之感，天知道这位后来的“抗日英雄”在日本人步步进逼面前还会干出什么事情来。
学生、报纸、记者、民意、商界，形成了非常大的压力，终于促使宋哲元下了抗日决心，与蒋介石站在一起共同反对华北自治。
这真是危难时刻救人的舆论。若没有这种舆论，不知有多少人会自觉不自觉地沦为汉奸。
到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宋哲元已经确定了一个非常明智的战略方针：坚决抗日。“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就是二十九军的军歌。当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的时候，二十九军对日本侵略军采取了坚决的抵抗措施。
中华民族，经历了多少次觉醒，而到了1937年是一次比较彻底的觉醒，整个民族的觉醒。至此，抗日已经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不是哪一个党派的问题，也不是哪一个权势集团的问题了，而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面临的根本问题了。
虽然抗日战争中产生了大量的汉奸，但在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中国社会各阶层都已被动员起来了，很多抗日态度不坚定的人，包括宋哲元这样的民国将领，甚至蒋介石本人，都在国内舆论和世界舆论的强大压力之下，走上了抗日的道路。到了那一刻，在中国除了汉奸，不抗日的已经没有几个人了。
板垣征四郎是东北汉奸之父，土肥原贤二是华北汉奸之父。到了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时候，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都作为东京国际战犯审判的甲级战犯被判处绞刑。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真正的历史，所以说历史它是荆棘而不是花环。
87.?土肥原贤二如何为日本侵华作准备
日本侵华军队中的重要人物土肥原贤二是1945年东京审判被判处绞刑的甲级战犯，他在中国所起的作用，不仅仅是个汉奸之父，同时也是个特务头子，当然还是个著名的日军指挥官。
从这个人身上，能充分地看出日本军国主义要灭亡中华的野心。
前面说过，土肥原贤二早年与阎锡山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那时他就与阎锡山结下了很亲密的关系。20世纪20年代土肥原贤二到山西去，当时阎锡山已经是山西的军阀，是山西王了，统一掌管山西所谓的党政军大权。老同学土肥原去看他，阎锡山待若上宾。
20世纪20年代中日关系还不是那么紧张，土肥原到了山西之后，他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要求到山西各地转转。老同学提出这个要求，这是人之常情，阎锡山便慨然应允。山西的任何地方，土肥原只要愿意去的都可以去，由阎锡山提供一切方便。
但阎锡山万万想不到，他的老同学土肥原趁在山西旅游的工夫，把山西的兵要地志作了详细的侦察和记录。尤其是走到晋北雁门关一带，土肥原一边看，一边详细地记录了路况，包括桥梁、道路和山路，重武器能不能通过，土肥原全都掌握了。
这个日本人是不是太有心了？当时日军的侵华计划还没有出来，但像土肥原贤二这样的人就已经开始行动了，不得不说日本军队内早就拥有这样一批极富侵略自觉的人，他们未雨绸缪，早在日本军部的侵华作战方案出笼之前，就抓紧作大量的战争准备。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向山西大举进犯。阎锡山事先在判断上犯了错误，他以为雁门关是天险，道路狭窄、地势起伏，桥梁的承重能力都很差，尤其是铁甲岭，根本没办法通过重武器，日军过不来，要过来也是小分队，大部队过不来。所以阎锡山对整个晋北的防备是忽略的，既没有构筑工事，也没有派适当的兵力把守，以致日军突然从雁门关这个空隙中钻了出来，而且是配备重武器的日军。
日军之所以从雁门关偷袭成功，凭借的就是将近十年前，土肥原在这一带所谓旅游时完成的兵要地志的详尽考察。最后，阎锡山的晋北抗战化为泡影，全线溃退。
从这个角度看，阎锡山在山西混了一辈子，自称山西王，结果对山西的地形还不如他的日本同学土肥原清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讽刺。它不仅仅是两个同学之间的关系问题，也不仅仅是一方是中国军阀另一方是日本将领的问题，从这两个方面可以看出来，虽然像阎锡山这样的人物最后也抗日了，但他在关注国家安全、关注国家利益方面——就算只关注山西的安全利益方面，也是太粗心、太马虎了。
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日本要灭亡中国，他们是非常有心的，是早作了准备的。所以说，为什么抗战的前期到中期，中国战场受到那么大的损失？一方面，可以说是日本的侵略成性、嗜血成性；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说，当时中国的这些统治者，在关注中华民族的利益和中国国家利益方面是太粗心了。大量的精力被用于军阀内战，或者各个势力范围的划分。而对于整个国家安全的经营，是漏洞百出、四处破绽，于是就被侵略者轻易击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