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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门已经遥遥在望。
一切都是如此巧合，现在是2009年12月14日。七十二年前的这一月，南京城里日本军人杀了30多万人。
天空中飞过一群乌鸦，它们在天空中盘旋，嘎嘎地叫着，声音因饥饿而变得尖利。如果是在1937年，它们将在这里遇到一支凶猛的军队，一堆巨大的用腐尸砌成的城市。历史不会重演，它们生错了时代。
一路上都是破破烂烂的事情，我的心情和这鬼天气一样阴沉沉的。我是从铜井镇坐上这辆陈旧的大巴的，车内到处贴着南京城内一家男性医院的广告，“再还男人雄风”之类的广告词和电线杆上江湖游医专治牛皮癣广告一样生猛而夸张。城里到处都是这样的广告。有次我在街上走着，突然起风，满城都飘着这样的小广告，淹没了整个城市。一脸清纯的年轻女售票员好像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态度恶劣，我问她到雨花台多少钱，她恶狠狠地瞪我一眼，不耐烦地说：“三元！”我把五元钱递到她手上，她把两枚硬币还没塞到我手里时就松开了，两枚硬币掉在车上。我还没弯下腰，她踩着我的脚就过去了。没一点动静。如果她踩着的是一泡牛粪，说不定也会惊叫起来。我的脚连牛粪都不如。高跟鞋扎在脚面上，我疼得小声地呻吟了一声，抗议了一下：“你不会注意点吗？踩着我的脚了，知道吗？”
女售票员很凶地扭过头，朝我吼了一声：“不想坐，下去！”
这真是奇怪了，我并没有说我不想坐啊。我也有点生气了：“你这是什么态度？”
女售票员毫不含糊：“就这态度，你受不了你下去！”
我被她彻底惹火了：“你还有理了？你把找我的钱扔在地上不说，还踩了我一脚，我就不能说两句吗？你给我道歉！”
女售票员冲了过来，嘴巴里散发着愤怒的气味，唾沫星子几乎要溅在我脸上了：“你想怎么着？你不想坐就滚下去，穷当兵的耍什么横啊？”
司机把车停了下来，扭过头来瞪着我，好像是在威胁我：“当兵的，你文明点行不行？”
我惊讶地看着那张蛮横粗糙的脸，我怎么不文明了？我刚要过去问问他，周围的乘客都冲着我叫起来：“吵什么呢？我们还要急着办事去，快开车快开车！”
“当兵的越来越没素质了，自己弯腰把钱捡起来不就行了吗？真是没事找事！”
“还穿着军装呢，看他那样子，是不是还想打我们老百姓啊？”
……
我在心里长长地叹了口气，算了，我穿着军装，受点侮辱没什么，不能让这身军装跟着受辱。我弯下腰，把硬币捡起来塞进口袋里，车上还有空座，但我宁愿不坐，你穿着军装，坐在座位上会让你浑身不舒服的。我都后悔穿着这身迷彩服了。部队工作很紧张，我没来得及把衣服换下来就跑去采访了。这真是失策。那个售票员不停地在我身边走来走去，仍旧紧紧地绷着脸，我们的目光偶尔撞到一起，她立即狠狠地瞪起来，就好像我强奸了她一样。恕我的比喻恶毒，我真的被她气坏了。
历史真是惊人地相似，1937年在南京的国军和2009年在南京的解放军的遭遇如出一辙。
这个城市已经遗忘了战争，遗忘了1937年。
我在雨花台站下来了。黄昏时的雨花台安静得吓人，路上没有一个人，他们像水一样从地上蒸发掉了。进入12月份，南京的天空像哭泣的小孩一样阴雨绵绵，讨厌的天空哭泣了半个来月，今天终于晴朗了。雨后的南京并没有迎来明净的天空，它永远都是灰色的。这几年的南京，雾霾天气越来越多，曾经有一个早上，整个南京都被悬浮在空中的微小颗粒所覆盖，一米开外就看不清了。我已经在南京生活了十六年，但还是不大喜欢它。
雨后的南京仍然浸泡在灰色的污染物中，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奇怪的硫磺味，有些甜腻和呛鼻。我抽了抽鼻子，不知道该不该喜欢这种味道。我很熟悉这种味道，我当兵时曾在一个弹药仓库待过，那里每年都要处理一大批报废的炮弹、手榴弹。我们就在一条山谷里引爆它们，那些天里，整个仓库的上空就漂浮着这种味道。对于和平年代的军人来说，这种味道是多么亲切啊，它让我们觉得自己好像亲临战场一样。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军人，能算什么军人呢？战争是军人的情人，不喜欢战争的军人不是军人。
我就在这时看到了苏宁电器。阴冷的寒风像个老人一样没有一点精神，它们撞在黄蓝相间的苏宁电器的墙壁上，纷纷呻吟着掉在地上，钢筋水泥建筑冷冷地注视着它们。我茫然地站在那里，苏宁电器门口的寒风中站着一个穿着旗袍的迎宾小姐，我充满忧愁地看着她，总觉得好像还有点什么事，但又想不起来。她的脸色苍白，身子簌簌发抖，进去一个人，她都忙弯下身子，露出机器人一样预先设置好的热情而又僵硬的微笑，而别人就像没有看见她一样昂首而过，或者说是看到了，却把她当做毫无知觉的塑料人，他们当然不用理会塑料人。
我想起来了，我需要买一个可以录音的MP3。我写的这个小说是个现实主义的小说，我要用老兵李茂才的回忆来写作这个小说。我讨厌那些打着现实主义的旗帜，但写得都很虚假的小说。亲爱的读者，你们所看到的每一行文字，你们读到的我的每一个小说都将是真实的。
我揉了揉肩膀，我还背着一个笔记本电脑，沉重而结实的松下笔记本电脑，闪着钢蓝的光芒，和这个自大而又自卑的岛国居民的矮小而结实的身子一样耐用，我已经用了两年，它连一丁点漆都没有掉。在此之前，我曾经用过国产的笔记本电脑，但不到半年，掉漆和频繁的死机，几乎让我扯光了头发。我心情一烦躁就禁不住要扯头发。这个习惯不好，但总比用头撞墙好。我有时真的都有用脑袋撞墙的想法了。
是的，我现在用的是台日本产的笔记本电脑，但我要用这台笔记本电脑写出一部和1937年南京大屠杀有关的小说来。这是一件很具讽刺意味的事情。
我现在还需要一个能够录音的MP3。老兵李茂才操着一口浓重的河北口音，九十多岁的年纪也让他的叙述支离破碎，我不得不竖着耳朵艰难地揣摩着他说的每一个字，但很多时候，我还是听不大懂。我需要用一个MP3把他的话录下来。这样的老兵越来越少，除了慢慢整理，还有纪念意义。
我走到苏宁电器门口，迎宾小姐带着讨好的微笑鞠躬，我有点窘迫，不知道是该给她回以鞠躬还是报以微笑，结果这两样我都没做，我和别人一样，把她当做了塑料人，慌慌地从她身边擦过，掀开沉重的棉帘子，一股热浪扑面卷了过来，暖气开得足足的。
我买了一个索尼牌的MP3，我当然也可以买个其他牌子的，但我偏不这样做，我就是要用日本货来帮我记录这个民族兽性发作的那一刻。我希望这个小说中的每一个字都是一颗射向这个兽性民族心脏的子弹。
我刚刚出了苏宁电器，这时就突然看到了他们。他们像是从地下钻出来的一样，突如其来地扑到我的眼前。那些穿着屎黄色军装密密麻麻的士兵，像一群扇动着金黄色翅膀的苍蝇一样覆盖了马路，他们身子矮小，背着三八大盖，脸上落满尘土，鼻尖上爬满像丑陋的蚯蚓一样的汗水，黄色的脸庞灰暗，显示着大战后的疲惫，但他们的眼睛闪闪发光，皮鞋踏出沉闷的响声，一步步地向南京挺进。这是一群日本兵。
我站在路边，空荡荡的地上野草枯黄，它们颤抖着身子匍伏在地，表情惊恐而不安。我摇了摇头，觉得有点好笑，又要拍和南京大屠杀有关的电影了。十多年前，我在南京东郊“临汾旅”当兵的时候，我和我的战友曾经充当群众演员参加拍摄一部叫《南京大屠杀》的电影。我现在还记得那个导演叫吴子牛，后来他就消失了，再也没听说过他拍过什么电影。那时我们整天都被关在军营里，难得有个机会出来。我和那些士兵兄弟穿着日本兵的服装，兴奋地在整个南京城里跑来跑去，我和一个叫左四满的战友还抽空趁人不注意溜到一家商场里买东西。我和战友嘻嘻哈哈的样子很快惹恼了那些南京市民，他们围在我们周围，把我们当做了真正的日本兵狠狠地骂了一顿，有个老头甚至举着拐杖追着要打我们，说我们穿着日本兵的军装到处招摇，不知廉耻，简直把中国人的脸丢尽了。我和战友这才醒悟过来，一边给他们道歉，一边抱头鼠窜，我们故意逃跑得跌跌撞撞滑稽可笑，用虚拟的日本兵的狼狈模样来讨好那些南京市民。请原谅我们那时年轻，只是觉得拍电影好玩，并不想刺激你们的神经。
你不能不承认，现在的士兵比我们那时有素质多了，他们没有乱跑，整个队伍很整齐，甚至很少有人东张西望，他们虽然也很兴奋，但兴奋的表情下是凶悍的模样，遮都遮不住，爬满了他们呆板僵硬的黄色面孔。凶悍的目光，冷酷的嘴巴，僵硬的面孔。队伍里偶尔有人把目光丢过来，像把寒冷的刀子一样刺在我的皮肤上，我仿佛听到皮肤被划破的声音，我竟然有点不敢和那样的目光对视了。这不是群众演员了，他们甚至比专业演员还要专业，就是真的日本兵在这里，也不过就是这个模样吧。这些士兵兄弟让我有点好奇，我很想知道这又是哪个导演在拍电影。我踮着脚向四周张望，到处是穿着屎黄色军装的人，没有摄像机，甚至也没有围观的群众。他们用的难道是袖珍摄像机？它们藏在那里？我皱着眉头，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冷战，牙齿格格地响了一阵。那一个个日本兵像一群野兽一样在死去的土地上行走，而这里只有我一个人。
我摇了摇头，告诉自己，这不过是在拍电影，那些不过是充当群众演员的人，他们和我一样都是解放军，是我的士兵兄弟。
整个大军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地仍旧向前走着。前面的十字路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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