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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父报仇，杀夫氏之党”。
“杀夫氏之党”，是说不止杀了一个人。外黄县令梁配打算杀了她。申屠蟠时年十五，进谏曰：“玉之节义，足以感无耻之孙，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时，尚当表旌庐墓，况在清听，而不加哀矜！”没碰上好官儿还该给她“表旌庐墓”，何况碰上您这个好官儿呢？梁配觉得他说得对，就没杀缑玉，“减死”。“乡人称美之”。
放走复仇者的不止有官吏，还有皇帝。“宁叔，字茂泰，广汉人，与友人张昌共受业太学。昌为河南大豪吕条所杀，叔杀条，自拘河南狱。顺帝义而赦之”。
最年轻的复仇者大概是绵竹少年左乔云，年十三杀了打伤他养父腿部的县吏，“以锐刀杀吏”，接着大概是夏侯惇，年十四杀了侮辱他老师的人，“人有辱其师者，惇杀人，由是以烈气闻”。
周澈想到此处，周仓昨天聊姜枫之事时说到一个光武皇帝时期名叫周党的远房族人，此人曾受乡佐侮辱，后去京师求学，读《春秋》，读到齐襄公九世不忘复仇，知道了复仇之义，“闻复仇之义”，便“辍讲而还”，回乡去找那个乡佐，约期决斗。
兵刃相交，他却打不过对方，反又被打伤。这个乡佐被他的“义”感动，“服其义”，就用车拉着他，拉到自己家里给他养伤。周党伤好后，“敕身修志，州里称其高”。这就是“九世复仇，《春秋》之义”。
周仓又说了一下复仇风气最烈的地方：前汉时是一在关中，二在颍川、南阳、河内、洛阳，三在太原、上党等地。
颍川等地在先秦时是韩、魏故地，战国时这里的复仇风习就十分盛行，孟子还专门讲过。西汉时不少为人复仇的侠者都是这里的人，如郭解、韩孺、剧孟、薛况。
时人对这个地区重报仇的民风是感受一致的，西汉中期的邹阳说：“韩魏时奇节”，奇节就是指为人报仇之风。两汉之际，寇恂也对刘秀说：“颍川剽轻”，复仇风盛，建议以精兵驻守。
东汉时，复仇风气的地域有所变化，太原、上党地区的复仇风习有所减弱，关中依旧保留了浓郁的复仇习俗，时内地复仇最烈的是颍川、南阳及邻近一带，见之於史的东汉复仇事例大都发生在这里。
周澈前世大学混学分的时候，补过历史课，想起越是战乱，复仇越烈。曹植《精徵篇》：“壮年报父仇，身末垂功名”，《结客篇》：“结客少年扬，抱怨洛北芒”。结客，就是结交宾客。
姜枫之事发生后，周澈在陪同陈松去办案的路上，询问了解了当前法律对复仇的定义和惩罚。
秦汉之际，复仇是被视为正义的。
西汉建立后，复仇是非法的。
新莽末至东汉建立，复仇是失控的。
光武帝到和帝九年，大约七十年间，对复仇的控制是松弛的。桓谭曾上书朝廷，力主严惩复仇者，但受到了光武帝的冷落，可能是光武帝受公羊学所倡导的复仇思想之影响。章帝建初五年制订了《轻侮法》，明确规定从宽处置为父母报仇之人。这条法律一直延续了十七年，到永元九年。
和帝永元九年到现在，处于对复仇的严格控制期，废除了《轻侮法》，为父母报仇也要受到严惩了。放走复仇之人的官吏也要受到惩罚，如前边提到的张歆就弃官亡命了。在这个时期，虽对复仇的行为严格控制，但权势之家在杀人后却可避免法律的制裁，如夏侯惇、如阳球。
对两汉的复仇之风，颍川大儒荀悦曾经做过一番论述：“或问复仇古义也。曰：‘仇，复仇可乎’？曰：‘不可’。曰：‘然则如之何’？曰：‘有纵有禁，有生有杀，断之以法，是谓义法并立’。”
荀悦认为既要靠法律来约束，也要通过避仇来防止复仇行为的滋长。
荀悦的这个论断，对后世中国古代法学，有关复仇的法与伦理的关系有着深重的影响。如唐代韩愈和柳宗元进行探讨，上疏朝廷的奏章，都是受到荀悦的启发。
周澈望着天空想着案子感慨万千，心道：“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放在太平年间，周仓所说的那些人，岂能建功立业？恐怕顶多也就是游侠之流，运气不好的，说不得，难逃法网。……，若在前汉武帝年间，落在酷吏手中，不是‘说不得’了，必死无疑。”
姜枫为父报仇、郅恽为友人报仇、阳球为父母兄友报仇、夏侯惇为师杀人，这些人或为乡中轻侠、或为城中豪杰、或为儒生文士、或为强宗地主、或为官宦子弟、或为天下名士，而行径却大同小异，并都能得到不同阶层人的仰慕和称赞。
周澈喟然叹道：“我知道为什么高祖能以亭长之职，结交豪杰了！”秦末、前汉的游侠风气比现在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