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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罗再次被清兵击败,慌忙遁入甘肃、青海地区,而李自成的主力部队,从蓝田经商洛途中,被清兵追杀,中八战皆败,元气大伤。
自此清庭通过这些大战,彻底在北方站稳了脚跟,成为中华大地上,军事最为强大的存在。
二月一日,王彦顺着黄河而下,在历经十天时间后,终于赶到了徐州城外,同日李成栋等人也进入了徐州。
高杰的尸体随同大军入城,邢夫人与高杰之子高元照,为其操办丧礼,王彦献许定国人头,为高杰祭奠。
邢夫人对能为高杰报仇的王彦,感恩戴德,王彦也从一个新投之人,逐渐融入了高杰军中。随着高杰下葬,另一个问题就显现出来,谁来成为高杰部的新主人呢?
从礼法上讲,自然是高杰之子高元照,继承他老爹的爵位和兵权,可他毕竟年少,威望不足,能否压住那些叔叔伯伯辈的老将,尚未可知。
有道是主少国疑,徐州城内顿时暗流涌动。
随着高杰身死的消息被传播出去,这股暗流也随之扩大,同为四镇之一的黄得功,见高杰余部乱成一团,便起了吞并瓜分高杰部的兵马和地盘的心思。
李成栋等人还没挣出个高下,黄得功已经提兵北来,整个徐州顿时风雨飘摇。
身为江北督师的史可法在下达大军东归后,终于在这个关键时刻出现,王彦也终于得见这位名臣。
史可法在王彦心里是个十分矛盾的存在,他敬畏他的名声和清廉,可对其能力却又满腹非议。
史可法都督师江北已经有些时日,可实际上却一事无成,他在定策问题上犹豫不决,致使弘光乞援于武将,导致四镇坐收“定策”之功,从此尾大不掉,使朝政为军阀操纵。
适逢东林党人与马士英党争激烈之时,他身为首辅大臣,理应坐镇朝中,居中调和,可他却爱惜自身名声,不愿参与,让党争趋于恶化。
他上奏请设四镇,却毫无远图,河南、山东之地置之不理,只是想保住江南。
张岱就曾说过“以史阁部之设四镇,不设于山东、河南,乃设于南京数百里之内,此则阁部之第一失著。”
曾任商丘知县的梁以樟也曾上书史可法说:“守江非策也。公今以河南、山东为江南屏蔽,仿唐宋节度、招讨使之制,于山东设一大藩,经理全省,以图北直;于河南设一大藩,经理全省,以固山、陕,择大臣才兼文武者任之,厚集兵响,假以便宜。于济宁、归德设行在,以备巡幸,示天下不忘中原,如此克服可期。若弃二省而守江北,则形势已屈,即欲偏安,而不得矣。”
对于他人的建议,史可法也听不进去,其固执可想而知。
在江北四镇的问题上,他也昏招频出。
四镇之中,他谁也指挥不动,除了四镇自身的原因外,不得不说史可法对待四镇的策略,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四镇因为拥立弘光有功,本就跋扈难制,史可法不设法限制也罢,居然还想出为他们划分地盘,许其自征钱粮的愚蠢之策,来换取四镇的支持。
殊不知,军队有了自己的地盘,可以自行征收钱粮后,谁还会听命于中央呢?
另一个时空,另一个时代,一群掌握地盘和军队的督军们,不就折腾了中华几十年嘛。
史可法经营江北大半年,耗费钱粮、物资无数,可却没有什么成就,毫无进展,足见他能力的平庸。
这次他在高杰军中待了一个多月,苦苦劝说,才促使高杰出兵,欲实现配合清军讨伐大顺的计划。
可是因为睢州之变高杰被杀,他的联虏破贼之策彻底落空。
既然已经失败,史可法身为督师,就因该乘势改弦更张,放弃与满清媾和的幻想,整顿兵马,要么攻击河北,要么收拾河南,整军备战,可他却因为计划失败伤心备至,匆匆东归,坐失大好时机。
东归后,他又不对睢州之变进行总结,直到黄得功率部北来,同高杰余部剑拔弩张,将要引发内战之时,才匆匆前来安抚。
(作者认为对于史可法的誓死不降的民族气节,因该给以充分的肯定,但他的贡献却不值得过分夸张。南明二十余载,死节者,全家义死者,不计其数。史可法之所以为人追捧,我想是因为他官大,可其在弘光朝中,几乎所有的决策都是错误的,身为掌握军政大权的督臣,作者认为弘光朝快速灭亡,史可法有不可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