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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仲,字夷吾,春秋时期颍上人。少时家贫,曾以经营小商为生,长期活动在社会下层,比较了解民众,后来因鲍叔牙的推荐,得到齐桓公的重用。他为了齐国的富强,以大半生的精力,从事改革,在历史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春秋战国之交是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分界线,是奴隶主阶级日趋没落、新兴地主阶级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转变时期。而战国时期则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动荡、人心思治的时代,也是竞相发展、急剧变革的时代。春秋时期的齐国,虽与晋、楚、秦同属强盛诸侯,但在管仲任政以前,危机四伏,公室腐败无能,情况十分严重。为了改变这种混乱的局面,使齐国转危为安,齐桓公不记私仇,唯才是任,在他即位后不久就恭迎管仲于郊外,任命他为宰相,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也是非常成功的改革。

    齐国春秋时期居“五霸”之首,战国时期为“七雄”之一,由初封时方圆百里的小国,发展到后来“膏壤二千里”“粟如丘山”的东方大国。

    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管仲提出了整治内政,实行“叁其国而伍其鄙”的行政区域管理改革。“叁其国”,就是把国都划分成二十一乡,其中工商乡六个;士(农)乡十五个。“鄙”指乡村。“伍五其鄙”,即在全国乡村设立为五属区,分别由五个大夫管理。为了有效控制全国居民,管仲还提出了“四民分业定居”的理论,即按照人口的职业划定固定的地域,把国家大体上分为三部分,划定界域,作为农工商地区,为群臣设立三卿,为工匠设置三族,为商贾设置三乡,为泽设立三虞,为山设立三衡。郊野可观察土地的好坏,定出赋税等级,百姓就不会迁徙。然后,以三十家为一邑,每邑设一司官。十邑为一卒,每卒设一卒师。十卒为一乡,每乡设一乡师。三乡为一县,每县设一县师。十县为一属,每属设大夫。全国共有五属,设五大夫来负责管理。每年初由五大夫将属内情况向国君汇报,督察其功过。这样,全国就形成统一的整体,使士、农、工、商各居其所,各司其事,各安其业,从而达到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

    管仲知人善用,在用人上,他注重三个原则:一是被任用者的德行与其爵位是否相称;二是被任用者的功劳与其赏禄是否相称;三是被任用者的才能与其官职是否相称。管仲把这三原则称为“三本”,认为能否把握这三原则是一个国家能否治理的关键。他在任相之初就向齐桓公提出任用“五杰”。他说,建成一座大厦,不是靠一根木材,茫茫大海,也不是只有一条流向它的河流,要实现霸业,必须任用能人。他从人的所长出发,量才善用,发挥其长。他推荐了进退有礼、动静有仪、善于辞令的隰朋为大司行,开荒辟地,充分利用地力多打粮食的宁越为大司田、勇敢善战的王子成父为大司马、公正判决官司的宾须无为大司理、敢犯言直谏的东郭牙为大谏官。管仲还推荐了卫国的一个农夫宁戚为大夫,与管仲一同管理国政。管仲说,不知道谁是贤能之人,会妨害霸业;知道了,却不能任用他们,会妨害霸业;给了相当的职务,又不信任他们,会妨害霸业;信任了,又让小人参与其中,会妨害霸业。

    制定官吏“三选法”。首先由乡长和属大夫荐举贤才,再经中央长官进行为期一年的考察,最后,国君面试,“訾相其质”,确认“足以比成事,诚可立而授之”官者,“升以为上卿之赞”﹙助理﹚。此法实施的结果是“匹夫有善,可得而举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诛也”,“民皆勉为善”,从而逐渐形成了安定的政治局面和良好的社会风气。“乡不越长,朝不越爵,罢士无伍,罢女无家”。人们不贪“一朝之便”,而“有终岁之计”,务立“终身之功”。

    在军事体制改革上,实行“作内政而寄军令”,也就是把军令寓于内政之中,寓兵于农,兵民合一,把军事组织和行政组织有机结合起来,平时生产,战时从征。以五家为一轨,轨设轨长,十轨为一里,里设司里。四里为连,连设连长。十连为乡,乡设乡良人。在十五个士乡中,每五乡设一军,每军一万人,作为国家的常备军。为了提高整体战斗力,在鄙野的五属五十个县也建立了相应的军事组织,每年利用农闲时间进行军事训练。这样既扩大了兵源,又增强了军力。经过军事体制的改革,齐国最终建立了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军队。为了解决铠甲兵器不足的问题,规定那些犯重罪的人用犀牛铠甲和一支车戟赎罪,犯轻罪的用带有花纹的皮盾和一支车戟赎罪,小罪处以罚金,宽宥嫌疑罪。要求诉讼的再三禁阻,如不改变,造成讼案,双方各出一束箭。收集起来的金属,好的用来铸造剑戟,在狗马身上试用,差一点的,用来铸造农具,这样,铠甲兵器就会充足。

    在外交政策上,管仲指出内政是外交的基础,内政不修则难以取得外交上的成功。他提出与邻国亲近的政策,管仲说:“审察我国边境,归还那些侵占来的土地,整顿边界,不接受领国的钱财,准备大量的毛皮布帛作为厚礼,常常聘问看望诸侯,使四邻安定,他们就会亲近我国了。派遣八十个外访人士,给他们提供车马衣裘,多带资财布帛,使他们周游四方各国,号召天下贤能的人来齐国做官。毛皮布帛,是人们喜爱之物,使人民卖给四方各地,观察一个国家上层人士和下层百姓的爱好,选择那些有过失的小国来攻打它,可以增加我国的土地;选择那些荒淫的乱国来讨伐它,可以树立我们的威望。这样一来,天不诸侯就会一起来齐国朝见了。然后,率诸侯来侍奉周王,霸主之名,自然就是桓公的了。不过称霸天下是件大事,切不可轻举妄动。当前的任务是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使国家富强,社会安定,同四邻搞好关系。”孔子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

    管仲通过“三选法”擢用长吏,“禄贤能”,五鄙之内,从属到邑,逐级隶属,层层对上恭职,最终统于国君。国君责令属大夫“各保治尔所,毋或淫怠而不听治”。丰功者赏,寡功者罚。管仲规定,属大夫必须年初向国君“复事”﹙即述职﹚,这首开战国时代官吏“上计”制度之先河。管仲确实是我国古代中央集权政体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管仲强调“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认为国家能否安定,人民能否守法,都与经济是否发展密切相关。在他看来,纲常名教,伦理道德,“国之四维”等意识形态,都是由经济的发展决定的。这是他经济改革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管仲对齐桓公说:“君若想成为霸主成大事,必从其本事做起。”齐桓公问:“何为本?”管仲说:“齐国百姓,是君之本。”

    管仲的民本思想,确立“予之为取”的政治原则为纲领,以人性唯利论为依据,以爱民、利民、富民、惠民思想及其措施为基本内容,从民“四欲”,去民“四恶”,以此来换取民心,政通人和,政权巩固。因此,他把发展经济当做治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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