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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站起来,打断关书记的讲话:“关书记,我要说话。”
关书记只好点点头:“钱主任,你说。”他认识这个人,就是原来的车间主任钱德阳。
钱德阳居然掏出几页稿纸,捧在手里,显然有备而来,有板有眼地大声朗读起来:“下岗工人为什么不去改善自己的命运?是他们安于贫困,喜欢享受贫困的快乐?还是……?有人说:幸福生活是要靠追求的,城市贫民和下岗职工的困境是由于自身的原因而造成,社会为所有的人都提供了公平的机会。懒惰才是造成贫困的直接原因……“我要说,说这些话的人是站着说话不腰痛,因为他们没有当过昨天的工人。也不了解新中国工人所经历过的一切。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中,工人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并不实际参与国家管理,那年月,最流行的口号是:一生交给党安排,党叫干啥就干啥。绝大多数人从进入工厂的大门开始起,就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从事繁重而重复的工作。个人理想都被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所淹没。在一浪接一浪的劳动竞赛和为国家多做贡献的义务劳动和加班中,我们失去了青春和个人理想,我们已将我们的未来与工厂和政府捆在了一起,因为政府许诺,我们有劳动的权力。当我们年老体弱时,政府会照顾我们的晚年。数十年低工资政策使我们微薄的薪水只能养家糊口,维持简单的一日三餐,我们哪有时间、精力和金钱去提高和充实自己?我们早变成了重复劳动生产的工具。
“当我们面临下岗的命运时,我们技能单一,年龄偏大,文化又低,数十年低工资政策使我们并无多少积蓄。40岁左右的人正是上有老要供,下有小要养,家庭负担过重的时节,离开工厂,我们一无所有。你说,我们用什么去拼?用什么去改变我们的命运?从昔日的主人沉沦为今天废人,你说,我们的心情能否舒畅?心态能否平衡?
“高昂的医疗费可使正常的家庭因病而负债累累。高昂的学费使穷人的孩子难入学校大门。为了每天的一日三餐,为了儿女的学业,我们托亲求友找寻就业的机会,但这时仿佛所有的大门都向我们关闭。嫌我们年龄大,学历低。
“我们无钱办厂开店,想摆个小摊,卖个早点,却被城管警察追得鸡飞狗跳,一不小心,箩筐扁担、小摊血本全被抓进了城管衙门。我们要工作,要生活,政府要政绩,要城市形象。不是我们不努力,而是通过正常渠道改变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困难重重,所以我们才对前途悲观和绝望。
“工人的大量下岗,工人的权益丧失殆尽。还美其名曰:这是改革的阵痛,是改革必须发生的牺牲。最后,为了减轻负担,干脆通过企业改制用2万元打发工人,一脚将工人踢出厂门。能得到2万元的也没有几个,大多数都是拍拍耳光什么都得不到。工人几十年的血汗和奉献,抵不住一个公务员一年的年薪。使年老体弱,技能单一,体能下降的40岁、50岁工人只能在寒风中无奈的哼唱:北风那个吹,心里那个凉……”
关书记严肃地说:“钱主任啊,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钱德阳说:“关书记,这就是我们下岗职工的真心话。”
很多职工代表都鼓噪起来:怎么,话也不准我们说呀?二十多年的工龄,两万来块钱就买断了,这是哪里的王法?反正我们哪里也不去,厂在我们就在,厂亡我们就亡。为国家建设做过几十年无私贡献,在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前提下,被无情地踢向了社会。如今拖着油灯将尽的老迈身躯,为填肚子和缴社保硬扛着四处打工。国家财富的积累有国企下岗职工功劳,国家应当统筹解决我们的生活、养老、看病问题……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气势汹汹,闹哄哄的。
吴兴隆说:“大家说的这些事情,我们能解决的问题,就是买断工龄的问题。不能解决的,说了也是白说,要由政府机关去处理。大家可以找市长对话,找市委书记对话。不过,全国都这样子,我建议大家,不要浪费时间和精力,讲这些废话。同意买断方案的,马上到财务处办理手续,直接领现金。不同意的,可以暂时不办,钱也暂时不领,等到最后,还是要来办理。全市企业厂矿全部是这样子改制的,我们不是第一家,也不是最后一家。”
钱德阳气呼呼地说:“那这位吴老板的意思,我们同意也这样办,不同意也这样办,是吗?”
吴兴隆冷静地说:“全国一盘棋,都是这样子的。到哪里,都还是这样子。我劝一句,闹下去能闹到什么吗?不如干干脆脆,大家把手续办理完毕,该赚钱去赚钱,该养家糊口就去养家糊口。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