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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小组，将我儿子急送上海治疗的前提下，我按照原定议程参加了招投标。三天后，当我取得中标资格并赶往上海看望儿子时，才得知我的儿子在送往上海的途中，未及时输血输液，大腿已失血性坏死，导致心脏、肾脏、肝脏功能衰竭，生命垂危。为保住儿子的性命，我只有听从医院的意见，同意为儿子做大腿高位截肢手术。
这个打击，无疑对我是致命的。当我看到截肢后在重症监护室生命危在旦夕的儿子时，当我想象着我的儿子如果活下来，将要坐在轮椅里或拄着拐杖度过悲惨一生的时候，我的心就在颤抖、在滴血、在撕裂！尤其是我咨询了数家权威医院，得到答复是：如果我的儿子不送往上海，而是就地进行远程会诊，寻求最佳治疗方案，不至于造成现在这样的后果。当时那种对孩子的愧疚和苦涩心理真是难以言表。很长一段时间，我陷入自责和怨恨的情绪中难以自拔。当时我完全可以与上海公司正面对话，商讨、分析我儿子延误治疗导致截肢的后果及责任承担。我也可以诉诸法律，采取法律手段维护儿子的权益。但是，我没有这样做。我只想到了自己的付出和获取的不公平，想到了儿子的一条腿必须要换取我需要的代价！
于是，我以扣押上海某公司50万元公款为筹码，要挟该公司主要负责人，索取儿子的赔偿以及对我的回报。当没有得到上海这家公司的答复之后，我继续扣押这笔公款，并带上所有的业务关系，主动与另一家同行业企业：日本某跨国公司取得联系，很顺利地获得这家公司国内项目代表资格。然后，我利用自己接触市场形成的良好关系，诋毁上海这家公司的声誉，冲击和阻扰该公司生产计划和销售计划的实施。导致上海这家公司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当检察院以涉嫌挪用公款罪逮捕我时，当人民法院依据《刑法》条款认定指控我的罪名成立并苛以刑罚的时候，意味着我的理想和抱负的中止，留给我的是心里永远的伤痛和悔恨！
纵观自己身陷囹圄的前前后后，是主观意识上的问题让我走上了不归路：当自己的付出和所得不成正比时，就摆不正自己所处的位置；当个人的痛苦超过了自身承受的极限，就迁怒于他人并泄愤于社会；当利益得不到满足，就铤而走险，视法律而不顾，哪怕以身试法在所不惜。我是在追求个人利益的烟熏火燎中迷失了方向，掉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吕乔的演讲不如说是一种痛彻心扉的述说，她居然看到台下人们眼里的泪光闪闪。
吕乔冷眼望着这些曾经决定自己悲苦命运的人们，没有因为他们的泪光而感动。但是，她依然礼貌待之，用简洁的几句话作了结束语：
“现在，我不仅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名节和声誉，也给国家、社会、家庭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害。每当我想起戎马一生的父亲临终前对我的眷念和嘱咐，悔恨的泪水就一次次滚落在脸庞；每当我想起年迈的母亲，仰望星空盼望我早日回家的时候，我的心就像刀绞一般的疼痛；每当我想起高位截肢一级伤残的儿子拄着双拐还要去寻找生活的来源，我已经在精神上就要崩溃！”
吕乔说到这儿，话锋一转：
“站在这个警示教育的演讲台上，我不仅需要问问自己，我的行为究竟是一种什么行为，也恳请在座的各位问问你们的心：
作为一个受党多年培养，在公务员岗位上尽心尽责的我，却又被认定为隶属企业主体被指控为企业职工判刑入狱，这个反差和其中的内在奥秘究竟出自哪部法典？我早已上交的50万元公款是否真的作为赃款上交国库？你们如果有时间可以把我的案例翻出来反复琢磨一番，比开开会，发发言要实际的多。”
台下传来一阵轰动！这个板上钉钉的案件瞬间成了台下人们的议论焦点！
高筱丹惊慌地望着宋斌，而宋斌镇定自若。
终于来了，这个意外中的不意外让宋斌松了一口气。从监狱长的角度来说，他没有必要管吕乔的案件，他只需要管好吕乔判刑入狱的教育和管理。而从一个自然人的角度，他认为吕乔的大胆是他极为欣赏的一个方面。吕乔的一吐为快已经发生，无法回避，接下来，监狱长宋斌只需要带着“看戏”的心情往下看，再不济翻不了案而被加刑，吕乔也就在他这里再待上个一年半载，没什么好惊慌的。于是，宋斌用眼神安抚了高筱丹，请她和其他警官们不用担心，顺其自然。
很快，当天下午的讨论，吕乔的演讲内容摆在了参与讨论的公检法三家领导的议事程序里。也很快，司法厅柳厅长就听取了发生在女子监狱的这件事情的汇报，并向组办方省纪委提出建议：由司法厅律师管理处和省社科院共同派出人员参加讨论。还有更快的一个步骤：省纪委责成省检察院介入吕乔案件，弄清楚两个方面的问题：一、吕乔判刑前的真实身份；二、吕乔上交的赃款去向。
宋斌也把这个敏感的信息传递给了张君毅和刘大强。一周后，方沁挺着大肚子和龚律师两人已经与司法厅律师管理处取得联系，书面向省检察院提出作为吕乔律师对吕乔案件的看法和意见。
当张君毅见到方沁因怀孕而体型走样的时候，笑着说：“终于把自己嫁出去了？祝贺你！”
方沁也笑了，说：“你怎么办呢？还有没有希望呀？”
张君毅仰面朝天，轻轻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