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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从而在短期内为大量的失业者提供了工作岗位。
除此之外，国会还在1935年通过了两部法律，这两部法律在以后的许多年中改变了美国工人的生活。一部是国家劳资关系法，这部法律强化了工人的权利，并给予工会更多的权力；一部是社会保障法，该法创建了一个为退休工人提供生活费的联邦社会保障体系。也正是因为这两项法律，富兰克林？罗斯福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受人爱戴同时也是最受人憎恨的总统。爱他的人认为他在挽救美国，并保护了普通人特别是劳工阶层的利益；而憎恨他的人则指责他赋予联邦政府太多的权力，劳资关系将限制企业的利润最大化，从而摧毁私人企业，而社会保障及福利体系也将成为联邦政府日后的巨大负担。
爱也好，恨也好，在全国一片狼藉的时候，爱或恨的评论似乎都不如现实情况的变化来得更具说服力。在罗斯福上任的头四个月，联邦储备委员会经过调整的工业生产指数已由59上升到100，股票债券爬出了沟底，小麦、玉米和其他产品的价格也都开始回升，饱受大萧条折磨的农民又多了几百万元的收入。
‘罗斯福已经挽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巨大危局，赢得了个人的大胜利。‘纽约时报如是评价。
向左还是向右
在所有人都向左的时候，他选择向右，在所有人都主张向右的时候，他选择向左。向左还是向右，对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全球各国的政治而言，这都是个问题，而对于罗斯福，左还是右的选择同样避无可避，美国政治上的左右力量同样也在相互较力，并极力拉扯、游说这位新上任的总统站到自己的这边。
然而对于罗斯福这位‘哈德逊河谷的贵族‘，让他选择以全美工会和知识分子支持的‘苏联‘社会主义乃至**的左侧红色道路，显然有悖他的出身。对于罗斯福而言，他支持工人阶级，主张制定最低工作时间和薪资标准，加强工会的权利，目的是要消除你死我活的竞争和对女工童工的残酷待遇，在罗斯福看来，让老百姓过得好一点，生活有基本的保证，人人有活干，人人有饭吃，这是一个美国总统应该干的事。但为此走上红色道路似乎走得太远了。
然而让他选择右派们鼓吹的意大利或者德国的法西斯**模式，同样有悖于他的信仰。虽然，在上任初始，在他向议会要求广泛的行政权时，就有人惊呼：**统治快要出笼了。虽然，在他初任总统的百日之中，国会自觉自愿授予总统的权力，是何等庞大，何等空前，何等凌驾一切，那时的罗斯福如果想搞**，是何等地易如反掌，就是当时德国国会赋予希特勒的权力，也不过如此。然而罗斯福没有那样做，在面对巨大又充满无限诱惑力的权力时，他依旧选择禀信美国的先贤们曾经确立的宪法，在他心里，他更希望自己象他的那位本家远亲西奥多？罗斯福那样，做一个‘热心布道的总统。‘
想成大事，就得既有理想，又讲实际，不能走极端——罗斯福曾再三地告诫美国人。
1933年2月27日，柏林发生‘国会纵火案‘，媒体的注意力全被吸引了过去。凯恩斯写给泰晤士报的关于‘通向繁荣的手段‘的系列文章被推迟发表了。
希特勒上台的梦魇终于变成了现实。尽管不是一个亲美派，而且像大多‘有教养‘的英国人一样对美国人赤luo裸的物质主义追求表示不屑，凯恩斯心里很清楚，保存世界文明的钥匙已然转到了美国人的手中。
文明的赛局
早在1933年初，凯恩斯就把通向繁荣的手段的一套文本送给了美国当选总统罗斯福。此时，罗斯福尚未正式接管全球最大市场经济体的权杖，但人们已经看到了变革的曙光。
坚持按照教条的货币主义原则，等待市场‘看不到的手‘发挥自我纠正作用的胡佛总统已经遭到了选民的唾弃。股市崩溃及随后的经济萧条已经有4年了，人们受够了。虽然在古典经济学派的推演中，下降的工资和利率最终会刺激生产部门的产出，最终达到新的均衡。但是，让这个远在天边的均衡见鬼去吧，人们需要的是就业，就业，还是就业。那一年，苏联贸易机构招聘6000名技术工人，在美国，有十万人应聘。在这个一向只接收移民的国度里，引发了种种心灵上的震撼。
‘如果在暴风雨的季节，经济学家们能告诉我们的只是当风暴过去很久以后，海面又会恢复平静，那么他们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太简单、太没用了。‘凯恩斯深知，在这个事关西方文明命运的赛局中，与时间赛跑的不仅仅是大众的耐心，还有西方精英们对自身制度的信心。
193第一个五年计划收工的年份，由于**，外人无从得知高涨的经济指标背后有着什么样冷酷和血腥的投入，更多的人醉心于苏联模式在促进经济‘有序‘增长和充分就业方面所发挥的魔力。喜剧家威尔？罗杰斯感叹道：‘苏联人颇有些绝妙的发展经济的主意想象一下，在一个国家里每个人都有工作可做。‘英国作家约翰？斯特雷奇在其1933年的新书力量的竞争中也对苏联模式顶礼膜拜：‘从资本主义世界来到社会主义世界好比得到重生。‘
在西方知识界群起与苏维埃这一‘新宗教‘**的时候，凯恩斯却从骨子里认为苏联不可能成为西方文明的真正知识源泉。相反，他认为苏联在行政上管理无能，而其强迫集体化和强制工业化则‘要人们牺牲差不多所有使生命值得生存下去的东西‘。除了智识和气质所导致的他对苏维埃体制本能的抵触外，凯恩斯的夫人莉迪亚1932年底在苏联的探亲之旅中所见所闻更强化了他对苏联的反感之情。莉迪亚发现她的亲戚们大多生活在贫穷和恐怖的阴影中，访苏归来后，莉迪亚劝说凯恩斯收敛对苏联的言论——他对苏联体制肆无忌惮的批判很可能会给莉迪亚的亲人们带来灭顶之灾。
同样令凯恩斯感到厌恶的是咄咄逼人的纳粹分子和他们野心勃勃的经济复兴计划。柏林方面曾邀请他去为一些经济学家和工业家们发表演讲，被他礼貌而冷淡地拒绝了。纳粹经济学家们所采取的通过国家开支的巨大增长来走出萧条的做法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说与凯恩斯的主张有不谋而合之处。但希特勒不加掩饰的帝国主义诉求和为实现复苏不惜诉诸恐怖手段的嘴脸令凯恩斯感到深深不安。凯恩斯所钟情的是拯救自由社会而不是摧毁它，他所鼓吹的政府支出是为了创造反商业周期的需求，从而为市场机制重新发挥作用奠定基础。他不能忍受坐等市场机制慢慢恢复效用，但更无法忍受从根本上颠覆并取代市场机制。
1933年，最吸引凯恩斯目光的不是柏林，不是莫斯科，而是华盛顿，在那里，一场大规模的**即将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