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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三年注定是一个多事之秋，一月一日，日军蓄意制造“榆关事件”，突袭临榆和山海关。东北军六二六团激战一周，死伤逾半，其中一营官兵全部阵亡。战至一月八日，临榆和山海关陷落。
三月三日，日军第八师团向承德进犯，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率部不战而逃，日军兵不血刃进入承德。据说，首先进入热河省首府承德的日军只有一百二十八名骑兵。前进速度之快，进展之顺利，连他们自己都感到莫名其妙，以至于进占承德之时都来不及向上司请示。
日军主力占领承德后迅速扑向古北口，企图一举拿下这一通往京、津的咽喉要道。三月五日，张学良召开紧急军事会议，急令加强古北口防线。唐峻耀团就是在这时候奉调开往古北口，划归东北军一一二师节制的。
古北口关处于密云平原的最北端，南北狭长，左右两山对峙，东侧是蟠龙山，西侧是卧虎山。蟠龙山一端山势雄伟，最高峰是三七零高地，再往东则是著名的长城将军楼。该处视野开阔，地势险要，控扼承德——北平大道，在古代就是长城防御的重要指挥阵地，将军楼也由此得名。明朝诗人唐顺之曾写诗赞古北口关：“诸城皆在山之坳，此城冠山为鸟巢。到此令人思猛士，天高万里鸣弓绡。”
至一九三三年三月十日，中国军队在古北口一线布防的有三个师的兵力。其中东北军两个师零一个团，一零七师和一一二师加唐峻耀团。一零七师是什么部队？其实就是“九？一八”事变那天晚上，驻守北大营完全不抵抗，大家躺在床上等死的那个第七旅。如今番号一变，升了一级，旅变成了师。旅长王以哲丢了北大营无罪有功，不降反升，而且是连升三级，一零七旅旅长变成了六十七军军长。“九？一八”当晚王以哲不在北大营，他正在奉天城里赴宴。无独有偶，此时的一零七师师长张政枋也不在古北口，他正躺在北平的医院里，真是前有车后有辙一脉相承。
东北军后面是中央军一个师，即以关麟征为师长，杜聿明为副师长的二十五师。
一一二师是张学良的嫡系部队，师长张廷枢是吉林督军张作相的次子，时年仅三十岁。全师人数在七千人左右，唐峻耀的四十团两千余人，加上已经打残了的一零七师四千余人，东北军投入古北口防御战的兵力大约有一万三千余人。这是东北军自“九？一八”之后对日军进行的第一场像样的大规模作战。
进攻古北口的日军是第十六旅团，旅团长川原侃率领本部兵马组成“挺进队”，乘汽车长途奔袭数百里，十日早晨六点抵达长城脚下，不待后续部队赶到，七点就开始进攻。霎时间，枪声炮声飞机轰鸣声炸弹爆裂声打破了山谷平素的寂静，震耳欲聋地响起来。
率领部队几乎和日军同时赶到古北口的唐峻耀站在三七零高地上观察日军动向，半小时后他把连以上军官叫到身边，说：“弟兄们，从日军开始炮击到现在已经半个钟点了，根据日军的炮声判断，这次日军的主攻方向一定是我们三七零高地和友邻六三四团防守的将军楼。”
卢招子说：“不大像呀，四周围到处都打得热闹，唯独我们这疙瘩冷清，连飞机也他妈的像抱空窝的母鸡，光在头顶上转悠就是不下蛋。”
唐峻耀问关安轩说：“关营长，你的看法呢？”
关安轩手指着潮河西岸卧虎山方向说：“听炮声，六三六团防御阵地遭遇的炮火最猛烈。”关安轩又指着龙王峪口方向说，“听枪声，二十五师一四五团的压力最大，但是我判断这些都是假象。因为，六三六团防御阵地在整个战线的最西边，地势相对我们较低，日军即使占领卧虎山，对其他方向守军也难以构成威胁，龙王峪也是同样道理。反之，如果日军占领了我们三七零高地和将军楼，我军其他阵地，特别是二线阵地将全部暴露在日军的重炮火力覆盖之下，对于此战胜败具有决定意义。可是日军偏偏放着我们不攻，只以零星火力应付，日本飞机来回盘旋却不投弹，这些假象充分暴露出它的真实目标在我而不在其他。”
唐峻耀点头道：“关营长分析的很有道理。退一步说，即使日军不以我为主攻目标，我们也必须做好战斗准备，只要三七零高地在我们手里，日军就休想打通进逼平、津的通道。所以我命令，严密监视敌人动向，一旦日军进攻，就把它坚决歼灭在阵地前沿，打出我四十团的威风，血洗东北军的耻辱。”说到这里，唐峻耀突然激动起来，挥舞着拳头对身后的士兵们喊道，“这口恶气在咱心里憋了一年多了，现在出气的时候到啦。小鬼子敢上来，你们就给我揍死他个王八操的。不抓俘虏，一个不留，给我往死里揍。”
“奶奶的！揍死他个狗日的！”士兵们纷纷挥舞着拳头喊叫起来。阵地上顿时吼声震天，排山倒海一般。（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