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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交,朝廷两税要欠。
万历四十六年朝廷开战,每亩增税三厘五毫;万历四十七年,朝廷再增税三厘五毫;万历四十八年,朝廷再增税两厘,前后共每亩加税九厘。
其实跟每亩产粮比起来,交九厘银不多,真的一点都不多。
多的是连年大旱的陕北,粮食歉收后的九厘。
后来天启年旱灾又来了。
人人咬牙度日,绥德卫的军户越来越少,山里的贼子也越来越多。
先是一家家存粮告罄,随后饿急了的人们三五成群百十成团的抢过路、吃大户,很快城外大户家也吃不到了。
人们把山上野草、路边树皮和白石头混捏成饼子蒸着吃,但这撑不了太久。
这个时候没有贼了,所有人都可能是贼。
这一年白鹰子没招了,前后欠了官府好几年的税,加上一年摊派,人又生得健壮有力,也不知是出于畏惧还是好欺负,他成了杀鸡骇猴故事里的那只鸡。
往年好说话的税吏弟兄都不见了,差役把他拿到官府,当着上百个欠税百姓的面用杀威棒断了左腿,为保住右腿,咬牙去借了高贷。
白鹰子瘸了、婆娘没地也没牛,拉扯不起这个家,治安也在变坏,大女儿跑出去就没了,为养活儿子,婆姨把自己卖掉换了三斗糜子,白鹰子也成了乞丐。
后来他的好婆姨啊,他的好婆姨被一起乞讨乞丐发现,躺在城外护城河的干壕里,光着身子连张席都没给卷。
急疯了的白鹰子去讨要过说法,可他一个乞丐,家奴连门都不让他进。
辗转打听,才知道婆娘是从主人家偷了馍馍,想拿到外头给娃吃,被发现折磨死了。
他俩剩下那一个娃没被饿死,是白鹰子自己下手掐死的,说活着受罪。
后来,断他腿的衙役解手时被勒死在茅房;买他婆娘的主人家小少爷被摔死在假山、掌厨的脑袋被塞进灶台、大老爷被绑了扔在城外死人堆活活吓死。
瘸腿的白鹰子落草做了匪,劫客商杀旅人,没武艺傍身也没从军背景,被官府从绥德打到清涧、从清涧撵到山区,走到哪都是破家灭门,不留活口。
不讲道义,也不劫富济贫,撞上富人要杀、撞上穷人也要杀,跌跌撞撞好几年,手下有了好手帮衬,在绥德州打家劫舍闯下偌大凶名。
如今白鹰子的贼窝正规划许多,虽说还是部下有多少人他自己也不知道,手下有时多、有时少,全看年景。
年景好,山上贼人就回家乡种地去;年景坏,百姓就上山投奔山寨,在山上也垦地种点菜,平时和百姓没什么差别。
只是山下百姓来报信,山寨农夫就放下农具拿起刀棒,下山大掠一场。
搁过去,这种组织松散的贼窝活不过当年,只是如今朝廷地方日趋崩溃,百姓成群结队背井离乡成为流民,官府尚无力阻止,更别说为仍旧留乡的百姓提供防卫保障了。
这种时候,有闲心招惹山贼的只有山贼。
其实曹耀猜得对,白鹰子早前确实随王左挂聚起的大军南下,倒不是他想与叛军汇合,实在是王左挂不讲半分道理,大队夹裹而来,如他这般小贼头儿根本没拒绝的机会。
白鹰子发出准备转移的命令,几名亲信管队就凑上前来:“掌柜的,咱是往南,还是……回北边?”
“往他娘什么南边,左挂子监军都杀了,去南边找死么?那破木头不禁用,咱不欠他啥。”白鹰子摆手道:“拉上粮车,回绥德。”
听到这话,左右管队各个面露喜色之余也不免担忧,有人问道:“左挂子若打回来怎么办?”
“回来?”白鹰子肩膀一耸一耸的发出冷笑:“西安府左近,朝廷哪儿能由着他闹腾,他娃多半回不来咯……有人!”
顺着他的目光,村西口仍在燃烧的民宅中间,一队人披挂赤甲、头顶盔旗,手持刀盾、弓矛,结二龙出水两路纵队而来,人还未至,阵中十余支利箭引强而来,将转身欲逃的贼人一一射翻。
“官军!官军来了!”
山峁上一面露出半边的红旗摇动,就连贼首白鹰子也生不出抵抗心思,呼喝左右推起粮车,下令东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