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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蜷缩着躺在炕里，头朝外。先是父亲，之后好几个人来看我，问我吃不吃饭，那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觉得自己被在乎，被人关注的感觉。也是从那个时候我似乎喜欢上了生病，因为只有生病的时候才能得到别人的关注和关心。只要是感觉自己有点头痛加上特别冷，那就一定是快感冒了，我就特别期盼着能感冒，会不会有人注意到我，会不会说上一两句关心的话。然而在从那以后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几乎都没再有过关心。
或许成长就只是一瞬间，我总说我不知道一个九岁的孩子在干嘛，因为我从九岁开始就开始和大人一样地去担当。
九岁，恐怕还需要家长看着、管着、约束着的小孩子年纪，我只是觉得我足够大了，我足够懂得爸爸妈妈的话，我也知道我所说出的话一定会对他们有所安慰和帮助。
这一年的春天，天气还是微冷。哥哥拿着我和妈妈还有姥爷去B市的时候给他买回来的那只老鹰风筝，我和哥哥一起去放风筝。
哥哥穿着他那件上半部分是深红色，下面是灰色的棉袄，戴着小耳包，还有他那双已经漏了洞的黑色针织手套。我觉得哥哥真的是了不起，可以一口气就把风筝放起来不掉下来，整个下午都是不停地放线，我敢说那永远是我见过的放得最高的风筝。哥哥从兜里掏出钱来，记得不是两块就是三块钱。我跑到小卖店去买了两瓶五毛钱一瓶的橙味汽水、两毛钱一根的蓝色包装的小个儿冰棍，还有一毛钱一块的香蕉味儿奶糖。
我敢说，那是我难得的幸福指数特别高的一天。从那以后即便是哥哥不在家，我领着妹妹们拿着蝴蝶风筝再怎么玩儿，也再也没有像这一天玩儿的这样尽兴。
后来哥哥上学忙，又出远门，我好多次和他说再陪我放一次风筝，都是由于各种原因忘记了。我后来也想了，或许只有那一次最珍贵最难忘，可能再去刻意寻找的感觉就不对了。
我和哥哥在他家后面的空地上放风筝回来，妈妈在舅妈家等我。她和舅妈正商量呢，看我感冒一直不好，痰的颜色也不对劲就决定第二天带我去医院看看。
做个透视，是肺炎，必须要打针才行。所以，那段时间，我总是会请上两节课的时间去医院打针。大概一共打了一个星期左右，记得打最后一针的那天天很冷，爸爸正好那天不用干活就陪着我和妈妈一起去医院输液。我血管本来就细，那天或许是冻着了，我的手到屋里还没缓过来，还是冰凉的。每次我都是担心新手的护士找不到我那么细的血管，针扎进去我的心都是忐忑的，就看见那天针扎进去之后回到输液管里的血是紫色的。护士还念叨着这血怎么这么紫呢！
父亲说“这家伙，挺有派头啊，还我们俩一起来陪你打针啊！”我不应该觉得这句话有什么问题，但内心最本能地反应还是相对沉默。后来我感觉不舒服，记得好像是恶心、头晕，医生就把针拔了，剩下的半瓶药水带着输液管被丢进了输液室套着大黑塑料袋的竹筐里，随着起身站起来，就听见了一声很清脆的声音。
每个学期邮局的工作人员都会去学校统计，有没有要订课外读物的，那个时候最平价，几乎每个家庭都差不多能够负担得起的一款读物就是《作文与考试》，一个学期24块钱，按月发到学生手中。
不过，也有一小部分的家长觉得给孩子花这个钱没必要，所以就不给孩子订。这学期老师问都谁不订，我跟着班里少数的几个同学举了手。因为我看见家里高高的衣柜上面的那只有点落灰的绿色鞋盒了，家里的钱都放在那里，有一次妈妈把它拿下来的时候，我看见那里面只有几张绿色的小票子，好像是两毛钱。
等到别的同学都发了新书，中午放学美哒哒地抱着书回家，互相看着的时候，妈妈问我怎么没有，我说我没有订。她问我为什么？
我说：“妈，我都看见咱家衣柜上鞋盒子里头的钱了，咱家都没有钱了！”从那以后，妈妈告诉我，什么都可以省，就是和学习有关的东西不能省，家里怎么没钱，就哪怕是借钱，也要满足我。
大概是这一年，我喝到了电视广告里的“露露杏仁露”，父亲从姑姑家揣了好几罐回来，说那玩意烧着喝好喝，罐子被烧得滚烫，倒出来喝上一口，甜甜的，香浓香浓的。从姑姑家拿回来的几罐钙片，父亲说那是补钙的，是那种大大的玻璃瓶，盖子是塑料的，瓶子里密密麻麻的有很多片。八九岁大概是人体发育成长的高峰期，也大概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只要一跑起来就感觉腿疼、骨头疼，没跑上几步就会开始喘，上气不接下气。
我还是特别特别懂事，什么好吃的、什么好玩儿的我都不要，因为我不想让妈妈为难，妈妈已经够累了。从记忆里，我也几乎没有吃过两碗饭，真的一碗饭就饱了，无论是什么菜我也只吃一碗饭。
后来听闻母亲说，父亲在老姑的木工厂打工，姑姑每个月只给父亲几百块钱的工资，而父亲也有家需要养。父亲总是哀怨生活的无奈，总是和我们说，小时候十二三岁就出去和大人干活，不想干奶奶就会拿着柳条追着他，追到父亲的姥姥家，然后使劲儿地抽父亲。而父亲的几十块钱工资也只会留下够买最差烟的几块钱，其余的全部交到家里。而奶奶可以给姑姑买许多好吃的，好玩儿的，而且姑姑还比父亲大三岁。
姑姑给几个孩子一人买一瓶小洋人牛奶饮料，其中也包括我。小卖部大量卖一种叫“傻妞”的牛奶糖，一毛钱两块。哥哥姐姐们说这一定是我不知道的吃法，把牛奶糖放在饮料瓶里，晃一晃再喝。他们嘲笑我什么都不知道，大概是没吃过吧！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嘲笑我，我总是对他们特别真诚，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给他们，他们让我做什么、帮什么忙我也很乐意。我问妈妈他们为什么是那样的，妈妈说他们都瞧不起我们家，我只需要做好我自己，我不可以像他们学，嘲笑别人是不对的。
他们每家不是开着商店就是工厂，每次逢年过节，三辆摩托车都整齐地停在院子里，而父亲的那辆破旧的二手自行车，没有车筐、没有刹车、后车座也是后来焊上去的，就在狗窝旁靠着。
每年过年，三十、初一那两三天，家里人都会回来住。奶奶家有一铺大炕，我家的是铺小炕。每年都是爷爷去我家住，然后妈妈要回姥姥家住。妈妈说，有的时候大门锁早了，她要么跳墙出去，要么第二天一大早需要跳墙回来。
外面的大红灯笼映射到屋里，红色的光斑闪耀在铁皮水桶里，冻柿子和冻梨在桶里变成了一个个水晶晶的冰球，需要使劲儿把冰捏碎才有可能吃得到。长辈们比较钟爱大柿子，咬开之后甜甜的，不知道为什么从小我就不大喜欢冻柿子，我比较喜欢冻梨，吃起来清清爽爽的。
晚上爷爷睡得比较早，而爸爸还在和大爷们打牌，我就先领着爷爷回家了。二大爷家不用的茶几被妈妈放在了炕边上，寻思着能放点儿零碎的小东西什么的。炕边儿就是窗帘，电视被放在了地下的一个木头柜上。因为冬天太冷了，只有这样把炕用窗帘围严实了，才会感觉暖和一些，若是想要看电视了，那就把头从帘子里伸出来，而且只露个头。
我趴在炕上，咬了一口已经完全化好了的冻梨，使劲儿吸那里的水，特别甘甜，剩下的肉一开始觉得特别好吃，吃到最后不知怎么就不爱吃了。爷爷叫我看电视我不想看，就喜欢把窗帘的一脚系在茶几的腿上，然后我就蹲在那个小的只能蜷缩着的那个角落里，不知为什么自己就是喜欢这样，在里面哪怕就是发呆，只要在里面待着，怎么都好。
过年的时候，虽然偶尔长辈会给个三十五十的压岁钱，但那不属于我，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都是习惯性地交给妈妈。偶尔妈妈会给我十几块二十块的，算是压岁钱、也算是零花钱，总之就过年这几天给我花的。我会去家旁边的小卖部，买上两包糕点，一包是烤得干干巴巴的小方块形状的“炉果”，没什么太特别的味道，现在回忆起来，吃着比较扎嘴，但偶尔能吃到芝麻的香味。另一包就会贵一点，这种糕点在东北被叫做“牛舌头饼”，因为长得像牛舌而得名。是那种雪白雪白、特别柔软细嫩的板状薄蛋糕，上面沾满亮晶晶的晶糖，每一对脸对脸地贴好，整齐地码在袋里。一开始刚拿到手里的时候，甚至不会把两只分开，大口大口地直接抓出来吃。吃了一会儿就会想着把两只掰开来吃，但有时因为比较黏，沾得比较紧，掰到一半就从中间断了。后来，没有几年就几乎看不见有卖这种糕点的了。上高中的时候，县城里连锁的糕点店里曾有一季推出过“小牛舌头饼”，个人头不大，被整齐地码在纸盒里，外面的塑料包装上系着蝴蝶结。
过年的时候，妈妈说想要给我做一件唐装，就是电视里那些主持人主持春节节目的时候穿的那种。妈妈选择了一种红色的薄棉布料，这种衣服过了年开春的时候在里面穿一个毛衣正合适。可是很多成衣店都没有做唐装、旗袍用的盘扣，妈妈带着我，去了和她特别要好的一位阿姨家，那位阿姨也是学过裁剪的，没有在街里开什么店，只是在家偶尔有人找她做点衣服。
黑色的裤子，也是妈妈给我做的，做的衣服和买现成的衣服是不一样的，一眼就能看出来。我穿着这一身，生怕哥哥姐姐们说我土，揪着衣襟也不敢进屋，一想到他们张口大声讥笑的样子我就会瞬间呼吸困难、十分紧张、无比想哭。尽管紧张到不行，手心里都出了汗，身体里的血直接顶到脑瓜壳，胸口里的气管似乎被拉扯得越来越长，呼吸也显得更加漫长和吃力，尽管我拼命地希望它正常，这种无比难受的感觉也没有办法避免，它就像是一种疾病，来得迅速，但又救治不了。还是要进屋的、还是要过年的、还是无法逃避的。
有些意外，他们这次没有指指点点我的衣服，还有少数几个人说衣服好看。
还是和往常一样，吃饭的时候不说话，吃完饭了就赶紧下桌、拍拍屁股回家。在饭桌上他们总是聊着无比庸俗的话题，“谁家的二小子爹妈不给钱”、“谁家的大儿媳妇真是该死”、“谁家闺女结婚给了几万块”，而无论我张口说什么，他们都会反驳我，无论对错、无论真假，他们都觉得我说的不对，觉得我懂得东西少，接下来又是一顿讥笑。
吃完饭，天空微暗，空中微冷，伴着炊烟的味道，我揪着衣袖，走在去姥姥家的路上。明明知道路上不会有人盯着我的衣服看，也不会有人说我的衣服土，但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依旧紧张到不行。
张大娘看见了，说“胡杨这衣服真好看呐！在哪儿买的呀！”
“不是买的，是我妈给我做的。”
“艾玛！是吗？那你妈手还真巧！”边夸，我边开心地笑着。李爷爷见了我“大杨子，这美呀！”
推开姥姥家的大门，我就开始活跃起来，吆喝了起来！
“我！来！啦！”
“知道你来了，自打听见你开大门儿，咣当一声儿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来了！”姥姥和舅妈边说还边朝我嘻嘻地笑着。
“走，小妹，咱俩放炮仗去，你看大哥新买的！在刘二小卖部，一共就进十盒，我买来两盒就没有啦！”
“我不玩儿，我害怕（不敢玩儿）！”
“哎呀！大杨子来啦！快吃冻梨！”姥姥家的炕永远都是特别干净、特别整洁，穿着衣服我就和小妹们打起滚儿来了。
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变得越来越胆小、也越来越敏感。我学着妹妹泡菜汤吃饭，结果剩下半碗没吃完，我说吃不了了，就自然地放下筷子了。结果奶奶就用特别特别凶狠的眼神看着我：“吃不了，用擀面杖往里塞！”我特别特别害怕，满脑子想的都是擀面杖被塞进喉咙的样子。我跑到外面、再跑到院子外，去小卖部转角的墙根下，我一不小心踩空了，瞬间滑进小雪爸爸的正在行驶的驴车下。那车就从我的双腿上压过，大家都过来扶我，小雪爸爸赶紧问我要不要去医院。后来也没什么事，我也就拍拍屁股回家了。后来，听大人们说那一小堆的土是那种黄黏土、下点雨就会特别光、特别滑。从那以后，每次去小卖部，走过那里的时候我都会小心地走过。不过，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用菜汤泡过米饭了。
平日里若是见了人，就哪怕是自己熟悉的人在对面向自己走来，短短的几秒钟时间里，我都紧张到万分。我到底要不要开口和他打招呼呢？万一他不记得我呢？那我岂不是要尴尬死！
从那之后，我一直都是，路上见了认识的人，一律不敢说话，除非对方和我说话，我会特别特别热情地和对方说上几句！
过去老人都会给孩子做老虎鞋、老虎帽、老虎枕头什么的。家里的几个姐姐都没有这个待遇。记得奶奶给哥哥做了一只老虎枕，用的都是当时罕见的金黄毛绒面料、做工也特别精细、针脚匀称。奶奶把这只老虎放在电视柜下层的玻璃柜里，整个一层里面只放一个内衣的包装盒，把老虎放在上面。平日里我若是说想要拿来看看，奶奶都是瞪着眼睛，一脸的不耐烦:“不给看！看埋汰了咋整！这还没用过呢！都是新的！”时间久了，我会去开电视，会趴在旁边的窗台写作业、也会去电视柜的上层找东西，但我唯独不会开下面那个柜子的门。其实，我也想有人为我做一个那东西，但是我又告诉自己：我才不稀罕呢！不过也有极少数奶奶和爷爷都不在家的时候，我拉开下面的玻璃门，把那只金灿灿的老虎抱出来，好好摸几下再原封不动地放回去。
奶奶每次出门看病回来，都会或多或少地带回来一些吃的东西，不过那些东西也不属于我，而我也从来不会主动去翻袋子什么的。我去厨房喝凉水，向屋里瞟了一眼，她正在给一个又一个的桃子扒皮儿。听见有人进来的声音就赶紧叫我:“胡杨！快，来吃桃儿来，再不吃就烂了！”童年记忆中，那桃子上面会有一些褐色的斑点，但吃起来真的很甜、还水灵灵的。
平日里无论与谁接触或者是说话，只要对方的脸上没有微笑的表情，我就会十分的紧张，说每句话都不知道该何去何从。瞬间就会开始各种猜想，对方在想什么?因为什么而不开心?或者是我的哪些地方做得不好有问题呢！整个人也是极度紧张到无法呼吸、脑壳微疼。
年纪小不懂事也不记事的时候没什么感触，在我开始“懂事”之后，那种紧张的习惯持续了几年之后，我偶尔总会感觉自己有上不来气的感觉，需要特别使劲儿喘一下才能感觉舒服一些。
2005
这一年的春节，和往年一样，父亲一起干活儿的工友、妈妈的同学或者是一些亲戚会送给我家一些礼品。那些礼品和现在的差不多，一箱水果、一箱牛奶或者是酒。然而，这些东西几乎都不能被留下来直接享用，而是被转送给其他人。印象特别深刻的一只装桔子的箱子，那是表叔送的，上面刻出两排圆形的洞（这个设计很科学，是便于人们直接从那些小洞取桔子，而不用费力地开箱），整个箱体印着的都是深绿色的竹子，印着只特别可爱的正在舔食竹子的大熊猫。上面印着一只火箭，写着大大的“神舟五号”，之后的好几年里，那只箱子用来装家里杂七杂八的东西，现在回想起来，那样式虽然已经过时，但那却是童年最美好的回忆。
和往常一样，我在一旁漫不经心地玩儿着，二娘和妈妈就坐在床上聊着天。
“卖这玩意，也不像是卖吃的，不用怕它烂了、坏了啥的，就是卖不出去，啥时候货都在那儿，它也丢不了。”这是二娘对于开五金商店的描述。
这年夏天，妈妈才算是正式的创业。在街里租的门市，家里的一些积蓄，再从亲戚朋友那里借了一些。不过，创业远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第一次进货回来，把货品摆在屋里的时候，一眼望去货看起来是那么得少，准确说是没进来多少东西。
之后就是不停地添钱，到了季度还必须要进货。我对生意不懂，但是每天盼着的就是能够多卖一些钱，营业额的数字能够更多一些才能够安心一些。
那一年的时间，三口人住在阴面的房间里，再往里面是库房和厨房。那个时候我才比铁架子高一点，几十斤重的铁架子，每次我都是一步一步地挪。每到春秋季还有就是春节的时候都要进货，提前一个多月，甚至是更久就要准备资金。
我总是承受不了哥哥姐姐们的讥笑声，也总是最为敏感。姥姥邻居家秋秋姐穿小了的衣服，时髦的大娘总是会一包一包地拿给妈妈，她家的条件也好，秋秋姐比我大五岁左右，也全部都是时髦的衣服。或许是潜意识里，他们都觉得大花过得困难，所以他们有什么东西就都会想着妈妈。一件套绒式条纹夹克衫，颜色又是我不应该喜欢的褐色，实在话那件衣服放到之后的十年二十年也都不过时。可能那个时候人民刚刚富裕起来，农村种地的收入多了，外出打工的工资标准也高了，所以鲜艳的衣服多了起来。我穿上那件夹克衫，真的没有人比我穿着更合适的了，本身我就细瘦的身材，妈妈说我穿上之后像模特。为此我还叉着腰扭着屁股高兴地在屋里走了两圈，但发现父亲下班回来了，我就立刻冷脸变得严肃起来、立刻坐好，把刚才惬意的喜悦瞬间掐断，立刻烟消云散。
上学的时候穿上这件衣服却还是十分地紧张，生怕见了哥哥姐姐，二姐会不会拽着衣角说我这衣服是旧的，然后又被讥笑声淹没、窒息。在李老师给我批改作业的时候，她发现了我的“新衣服”，批改完我的作业抬头看我说“咦！胡杨换新衣服啦！新买的啊？真好看！”我一句话都没有说，拿着我的作业本扭头就回座位上去了。
大概是从小学四五年级开始，我的气质开始凸显出来。班主任和其他老师在一起总是会说：“你们看胡杨多像大家闺秀”。虽然没有一点点心机和心眼儿，但也不自觉地在日常生活中注意优雅，注意细节。若是遇到紧急的大风大雨天气，同学们在疯跑，我宁愿跑得慢一点也要走着走，实在太着急的时候才会迈开腿，腿抬得很低地跑上那么几小下。尤其是老师发什么东西，或是抢着买东西，我宁愿最后买不到也不会去挤。偏于农村的孩子喜欢在上下学的路上，边走边吃着零食，妈妈也从来没有刻意地告诉过我，可是我就真的从来没有在室外的大马路上吃过东西。
天变凉了，妈妈给我换上了长袖长裤了，和同学们一起去厕所的路上。那么一瞬间伴着灿烂的夕阳吹过来一阵凉风，阳光还有它温暖的热度，但我还是感觉到了深深的、不可扭转的凉意。季节告诉我夏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是莫名的难受、莫名的忧伤，此后的好几年一到这个季节我都会有同样的反应。看着同学们澄澈激昂的目光，我确定这感受就我自己有。
也就是在这一年，母亲三次拜访石老师，希望她能收我做学生。石老师是那个时候镇上仅有的，学历资质最深的老师。也是在这一年我认识了涵涵还有章鱼哥。
开始的“魔鬼式”训练，完全是美式课堂，起初老师还是说一句之后随后立刻翻译过来，到了后来就全部都是用英文。老师说，哪怕是在大马路上的广告牌上有不懂的英文也要去查。
我心底里是不情愿去补课的，觉得还是多一点玩儿的时间好。我们的成绩都很稳定，几乎每次都是那个名次，我一直是倒数第二，少数的时候不小心就会当了“第一”。
那年去了两次公园，一次是姥爷带着大哥，我和妹妹。再一次是妈妈带着我和小哥。
哥哥打枪赢了一只蓝胖子的钥匙圈，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喜欢一切有关哆啦A梦的主题。和姥爷一起去的那一次，让我第一次体会到被忽略，被“抛弃”的感觉。那天我们想要去那个好多层的古楼上去，后来工作人员说只能到二楼，因为上次的事故封了以上的楼层。
当我转过身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没了踪影。那个时候小小的我害怕极了，站在高处，望见姥爷和那几个孩子已经走到了山脚下。我知道我根本就追不上他们，我只能直线穿过这片树丛。我那天穿的是一件半截袖和一条裙子，我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植物，像是树又像是草，很细的枝条相互交错着。我特别特别害怕自己会丢，会找不到他们，我不停地拨开树丛，枝条划过我的胳膊，手臂，划出一道道长长的痕迹，有的深的地方可以依稀看见血。
我终于走到了山脚下，他们正穿过一条河流，我风一样地飞奔过去。我刚想说我刚刚经历了什么，还没等我张开口。
“咱们一会儿......”姥爷回头和我说，几乎是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我刚才不在。
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被抛弃的感觉，我没有其他孩子一样的大吵大闹、大喊大叫。下了客车回到街里的店里，妈妈也没有发现我胳膊上的伤，我说我很困，就躺在海绵垫上睡觉，我侧着身子把胳膊压在下面。
石老师就只带出了我们这批学生。一个大圆桌子上，我们七八个学生围坐成一圈。那是年画的背面，贴在墙上就是一块白板了。
我们好多孩子是第一次看见白板笔这种东西，觉得真的好神奇，竟然可以用抹布擦掉。
我觉得石老师教会我们的不止是专业知识，还有更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我们是每周二、周四和周六周日上课，也就是说上完一节课之后可能好几天才能再次见到老师。
我回来之后就开始背单词，我坐在商店的后屋里，就只有我一个人。老师说了，一定要大声地读才能更好地发音，才能记得牢。单词dictionary，我实在是记不住是怎么读的了，但我觉得必须要把它记下来，后来我是硬记下来的。
等到了老师家，老师考单词的时候，我写在纸上了，我还庆幸她读的是英文dictionary呢，我就在纸上把那个死记硬背的单词写下来了。老师无意间问我，这个单词怎么读？我当时就懵了，回答不上来。
老师很生气，整个晚上什么也没有讲。不会读就开始背，这个是不对的。老师说我们是花着父母的钱来的。那个时候每个孩子一个小时是五块钱，但是每周上的课还是挺多的，对于每个家庭来说也是一笔开销。
了解一种语言，那就从了解这个国度的国情和风土人情开始。从小母亲就希望我能够去美国，基于从小所受的西式教育，让我越来越喜欢这种语言。
我会帮妈妈忙活，有一次五一放七天假，我两天就把所有作业都写完了。写完之后，我每天白天帮妈妈卖货、晚上帮她收拾，记得那几天我过得特别充实。
二堂姐和大堂姐家都是干这个的，记得有一天二堂姐看见我穿着旧衣服戴着破手套，带着特别骄傲的语气说：“我从小到大这么多年都没帮我妈收过摊儿。”我得帮我妈呀，我多帮她干一些，她就少辛苦一些，她就能早个几分钟关门进屋吃饭。
创业是苦的，什么钱都舍不得花。
父亲不在家，我和母亲都是不做菜的。她总说对付一口，每天晚上关门之前，我会在电饭煲里放一碗米。等到母亲收拾完，她会给我拿一块钱去买两包乌江榨菜，再或者是一块钱三根的鸡肉肠。我一直都特别喜欢那个米饭纯纯的香气，就着香肠。
我什么也不会做，我只会用电饭煲焖大米饭吃。爸爸不在家我和妈妈就是对付饭，剥了两根葱，我把葱切成一片一片的，摆在盘子上一圈一圈的，然后在最中间的地方放勺大酱上去，只是我唯一会做的东西。
那天妈妈太累了，心情也不好，收拾完外面的东西进屋的时候，就开始发脾气，说我干嘛去了。我知道她不是故意的，结果我就特别委屈地哭了，我和她说我是在屋里焖饭做菜了，我给她指着我切的那一盘大葱和准备好的热饭。
她连声和我说对不起，把我搂在怀里，给我擦眼泪。
放寒假妈妈就把我遣送到姥姥家，让姥姥把我送到李老师那里补语文。告诉我补课期间就住在姥姥家不准回家。
可是我根本就不愿意，我根本就离不开妈妈。即便妈妈开出条件说每天给我多少零花钱我都不愿意。我就躲，往哪儿跑呢？往奶奶家跑。妈妈到奶奶家找我的时候，我还蹲在后屋不想出去呢。
虽然每天我可以买什么吃都行，可是我还是想妈妈。晚上我坐在姥姥家的炕上的时候，拽着姥姥家灯绳上的那只粉色的塑料小猴子，望着窗外，十分十分地想妈妈，那种想念的滋味，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无论我买什么好吃的，我打开袋子自己再怎么想吃，都要先拿给姥姥尝一口之后自己才能开动。
这一年，在小卖部第一次看见有卖鱿鱼丝的，是那种很小很小的一包，每一包都被订书钉订在了纸壳条上，然后挂在了货架旁边。一包是一块钱的售价，但我每次只会买一小包，几乎很少有买两包的时候。打开包装，拽断一小根细丝，嚼在嘴里特别鲜。把那一小袋用手捏着，走到家，揪出来一大块递给姥姥：“姥儿，你吃！”
“这是啥玩意啊？”姥姥还没反应过来，眼神有点迷茫地回头。
“姥儿，这是鱿鱼丝，你尝尝，可好吃了！”我赶紧把鱿鱼丝塞到姥姥嘴里。姥姥吧唧了一下，看她的表情感觉味道还不错！
父亲从姑姑家带回来几根粗木条，一大张表面光滑的纸箱板（就是用来装修的那种）。父亲在前屋的商店里开始用锤子叮叮当当地钉着。钉好之后，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架子，它更像是一个桌子，在它的侧面用图钉把原先家里炕上的小短帘按在了上面，把这个“家伙”放在炕上真的解决了不少问题。可以把被子和衣服都放在里面，柜子的上面还可以放些小玩意。炕上有只小窗户，和后厨房相连，冬天的时候，厨房是没办法取暖的，所以那只窗户也就一直没有开。
母亲叫父亲去弄几块木板来，给窗户打上隔断，让我把从小到大的书，甭管是教材还是课外书都统统都码在那上面。我记得房东阿姨来串门儿的时候还夸赞了一下：“这书这么多呢！”
“是啊！从小到大的书都在这儿了”
家里有个小炕桌，唯一不足的地方就是，桌子腿儿的一根小铁管断了，但也不影响使用。只要是父亲不在家，妈妈就会给我拿两块钱，去对面的食杂店买两小包榨菜，剩下的一块钱让我买三小根鸡肉肠。
所以，我经常是从食杂店里出来，一手拿着榨菜一手握着那三根肠，然后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再迅速地跑回对面的家里。有的时候，若是赶上下雨，尤其是过往车辆比较多的高峰期，街上全部都是车轮碾压过的黑泥巴，跑过去之后雪白的脚趾上都是黑泥巴，甚至还会崩到大腿上。到了家门口就赶紧叫妈妈快拿水来，妈妈或是拿着水瓢、或是拿着脸盆，朝着我的脚泼上来，立刻就干净了。
抖抖脚上的水，还是潮湿冰凉的，盘着腿坐在小炕上。妈妈打开地上的小电饭煲，拿出三个小饭碗，一人一碗热腾腾的饭，把榨菜倒在另一个空碗里，就着亮晶晶、粘乎乎的米饭，吃上一口咸菜。米饭在嘴里是甜的，很甜很甜的，它不光甜，还解饿。我也喜欢鸡肉肠和米饭的融合，没什么味道，但却好吃至极。
妈妈又在为秋天没有钱进货而烦心，嘴角又开始起泡、溃烂、结痂，可是她不敢和父亲诉说，更不敢和父亲商量。母亲满脑子想的就是可不可以向老姨、向表舅借上两千块钱。我也整日为这些事而发愁，在农民收割庄稼的旺季，这么关键的时刻要是没有钱，进不来农用工具和新货，那么好不容易积攒的那寥寥无几的客源会不会彻底失掉呢？
即便我从早愁到晚，我也是帮不上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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