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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又不被当时西方兵学家“极端的主张攻击”的思想所左右，而是根据中国军队、军费、交通等情况，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设想。他说：“中国数年之内若与他邦以兵戎相见，与其孤注一掷之举，不如采取波亚战术（指游击战术），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歼除之。”从这一点讲，蔡锷对中国的国情的了解是相当精到和独特的，丝毫不亚于蒋百里，或者说是蒋百里后来理论的补充----毕竟蒋百里提供了中国在大方向上必胜的论证，而蔡锷则指导了中国如何胜的难题。两者的结合，大概便是后来毛爷爷的《论持久战》、《论游击战》的主要思想。
对于自己和蒋百里孰高孰低的问题，还真不好回答，也从来没做此比较。自己年纪轻轻就执掌一省军事，于军事理论上也颇有研究，而蒋百里则多在军事理论和军事人才的培养上有建树，两者严格意义上讲是军事学的两大分支。蔡锷当得上军事家，而蒋百里则只能说是军事学家。
蔡锷是正人君子，说自己强于蒋百里的话是万万不会讲出来的，毕竟做人要厚道；但要说自己弱，又心有不甘，又怕张汉卿阅历浅会真的认为自己略输一筹。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嘛，这面子还是要争一争的。
想了一想，蔡锷道：“我与你蒋世叔都毕业于日本陆大系，算是系出同门，但后来各自发展专业领域不同，机缘也不尽一样，怎好比较？”他微微一笑，平静下来，指着张汉卿的鼻子，笑着说：“汉卿，你怎么会想到问到这么奇怪的问题？”
张汉卿肃容回答说：“奉天部队一直存在战斗力低下与指挥能力落后等问题，学良临来之时，便和父亲讨论过关于重开奉天讲武堂的事----现在想来恐怕已经大张旗鼓地开始了罢。只是学良始终存在一个疑点：鉴于练兵时间与财政限制，是作战与指挥能力优先还是政工优先，学良仍在推敲。练一支百战精兵，费用肯定不小；而政工优先，则奉天可用投入教育的资金来满足政工部分的投入，费用较小。只是在提升军队战斗力方面是否有不足的地方还未可知。蒋世叔在战略方向上的造诣自不必说，在保定陆军学校教导中也有不俗成就。学良想亲自讨教这个问题。”
蔡锷点头，微笑着说：“政工，是什么意思？”
张汉卿不好意思地说：“这是小侄想出来的新词。政工就是用政治教育的手段来使官兵知道，他们是为何而战。学良私下也认为，军队的战斗力不单单在于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士气。另外部队的政工人员也要改变策略，要官兵一体，要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学良曾经对世叔的波亚战术略有心得，用另外一个词来概括就是打人民战争。只要获得人民拥护，进可以从人民中源源不断地获得后勤、物力、人力的支持，退可以融入百姓中间寻得保护。学良认为，现代部队需要大批这样的专职人员，这样的人员应该是有文化、有思想的知识分子，这样的人教出来的兵，才是有精、气、神的。”
蔡锷不再微笑。他凝视张汉卿许久，徐徐道：“这个问题是你父亲的想法还是你自己的认识？”
张汉卿郝然道：“只是学良自己的揣测。”
蔡锷静静说：“汉卿今年15岁？”
张汉卿说：“虚岁满15了。”
蔡锷忽然拉起张汉卿的手说：“吾道不孤。我现在就带你见见蒋方震。”
这番话能引起我们蔡大将军的共鸣，不是没有原因的。除了一些新式名词外，张汉卿的见解结合了蔡锷、蒋百里多年的研究成果，又解开了他多年以来的疑惑，怎不令他失态？（张汉卿：废话，已经被实践证明了的符合中国特色的建军与强军之路，又怎么会错？）
当时，国内正掀起编练新军、改革军制的热潮，把练兵作为救国的“第一要义”。而蔡锷等爱国青年则认为尚武不仅需要刀剑，而且更需要精神，御侮不仅需要枪炮，更需要国魂。提出对全民进行军事教育、军事训练，以提高国民素质。张汉卿提出的政工人员教出精神的想法，正合他意。
而且张汉卿“官兵一体”的提法甚得他心。蔡锷也一直提倡官兵之间“和辑”相处，使士兵把军营视为“第二家庭”。他特别欣赏曾国藩“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这句话，认为带兵者若“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可付之一炬”。张汉卿小小年纪能有这种认识，不能不让他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