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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薇拉办起了家庭服装厂，实行社会主义工资原则，一切看来似乎并不坏，但不久薇拉和吉尔沙诺夫都深深地爱上了对方。吉尔沙诺夫不再登门做客了，薇拉要求自己以更大的主动来爱丈夫，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将敬爱提升为亲爱，三个“新人”皆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怎么办？对于病入膏肓的俄罗斯，除了期待“新人”的救治别无他法。“新人”面临人类最自私的情感纠葛又怎么办？罗普霍夫作出了完全利他的选择--“投河自杀”，以断薇拉和吉尔沙诺夫的挂牵。而实际上，他赴美参加废奴运动去了。多少年以后，他与不仅仅敬爱他且对他亲爱有加的妻子回到俄罗斯，与吉尔沙诺夫夫妇成为好邻居……
伟大的社会民主主义先驱，为老俄罗斯所接生的“新人”确乎在人性品质和人格原则两方面影响了以后几代的俄罗斯青年。
回忆起1974年春季，“文革”中的中国批判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久，一位复旦大学的三十多岁的而且不是学中文的老师，仅因在《兵团战士报》上读了我一篇小说《向导》，便从佳木斯到哈尔滨到北安再乘十小时左右的长途汽车到黑河，最终住进我们一团简陋的招待所，迫切约见我这名“政治思想有问题”的知青，关上门与我小声谈论《怎么办》，仍感慨多多。
雨果的《悲惨世界》其实也为法国塑造了两个重要的“新人”，即米里哀主教和冉·阿让。联想到年轻时的雨果曾在《巴黎圣母院》中力透纸背地刻画了一个虚伪的教士福娄洛，竟然自己在晚年塑造了比孔繁森还孔繁森的圣者型主教米里哀，这说明什么呢？
非它。雨果以他的睿眼看透了一种国家真相--如果善的种子在一个国家的文化土壤及人心中大面积干死，那么什么办法都难以改变一个国家的颓势。
而在这一点上，宗教的作用比文学巨大。故雨果在他最后一部小说《九三年》中大声疾呼--“在革命之上，是崇敬的人道主义！”人道主义即主义化的善原则。
那是一头与专制主义战斗了一生的“老狮子”的最后低哮。如果以“传统现实主义”的“可信”原则来评论，不但米里哀那类好到圣者般的主教是“不可信”的；冉·阿让这名后来变得极为高尚一诺千金的苦役犯更是“不可信”的；而沙威之死可信度也极低。现实生活中即使有类似的主教、苦役犯、警长，那也肯定少之又少，“不典型”。
但人心的善，在“不寻常”年代往往更加感人至深。随着《悲惨世界》的读者增多，米里哀、冉·阿让、郭文这三位文学形象，越来越引起全欧洲人沉思--那些小说中的好人的原则，难道真的不可以植入到现实生活中吗？如果植入了，现实生活反而会变得更不好了吗？由是，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开始“化”人。而在英国，狄更斯比雨果在善文学即“好人文学”方面走得更远，也更极致。暴动与镇压；一方开动了分尸轮，一方赠送绞刑架。在如此残酷的背景下，狄更斯讲述了一个凄美的三角恋爱情故事--法国贵族青年查尔斯·达雷与身为律师助手的平民青年卡登，都深深地爱上了一个叫露茜的美丽姑娘。达雷因暗中向起义者提供枪支而被关入监狱，等待他的将是死刑。卡登清楚，露茜爱的是达雷，给予他自己的却是纯洁的友谊。为了成全达雷与露茜的爱情，也出于对法国大革命的同情，卡登毅然潜入狱中，营救了达雷，第二天顶替达雷从容踏上断头台……
这故事的利他主义倾向当年使中学时代的我讶异万分。世上怎么可能有卡登那种人啊！然而正是在“文革”中我理解了雨果和狄更斯--他们将极善之人性置于血腥时代进行特别理想主义的呈现，乃是为了使人性善发出极致之光！
至于王尔德，这位主张“为文艺而文艺”，并且放浪形骸的文化知识分子，也满怀真诚地为欧洲的孩子们写出了《快乐王子》那么动人的童话！它像《海的女儿》、《卖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鸭》一样，滋润过几代欧洲少年儿童的心灵。
以我的眼看来，启蒙时期的欧洲作家及文化知识分子们，不遗余力共同肩负起的文化自觉无非体现在这几方面--坚定不移地反对王权专制及其专制下的暴行与丑恶；坚定不移地主张并捍卫思想自由的权利，同时为新时代接生“新人”；以饱满的热情呼唤善的人性与正义之人格。（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