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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罢序名，不禁一笑--昨晚与“梁燕同志”通过电话后，睡前想了几个序名，都不甚满意。清晨半睡半醒之际，又在想，头脑中忽然冒出了以上六个字。起初自嘲江郎才尽，什么年代了，那么六个字岂做得序名的吗？未免太陈旧了呀，有一下子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感觉嘛！然而那六个字，偏偏像是每个字皆有了点儿魔力，胶着在脑海中赖着不去了。
一边穿衣服一边寻思，究竟好还是不好？及至下床，竟决定了--便是“我和梁燕同志”吧，明明白白，也挺好，尽管有种“从前”的气息，但我却渐渐喜欢起那种老物件般的气息来。何况，我俩都一眨眼似的，无可奈何地老了。并且，也都多多少少地，与眼下的时代有些隔膜。
梁燕同志1926年生人，屈指算来，已85岁了。
他怎么就会85岁了呢？这真是我没法接受的事实！然而正如常言所道，事实就是事实啊！
从前的他，我最初认识的“梁燕同志”，说起话来语速是很快的，习惯说短句。我俩在一起讨论什么事时，他常说的是“好”、“听你的”、“就那么办”、“一切你做主”、“没问题”……
如同不分彼此的“铁哥们儿”。
而他大我23岁，按年龄，是我本该尊为父辈“级别”的人。可我却一向视他为“铁哥们儿”。因为我们曾是同事。当年那一种特别友好的同事关系，将辈分意识冲淡了。反正在我这方面是的。又因为，昨晚前，我一次也没问过他的年龄，不清楚他竟大我23岁。偶尔也会想到我们之间的年龄差距，但即使想到了，“哥们儿”关系已先入为主，成“主流意识”了，只不过再涂上层“老哥们儿”、“老铁哥们儿”的意识色彩罢了。“忘年交”这种很文气的说法，不太能表明我们之间曾经的友好关系。
曾经吗？
是啊。自从他退休后，凡25年间，我们见面的次数是越来越少了。他常住甘家口，有时到北影厂领工资，想我了，会顺便到我家看我，聊会儿天。后来北影也发工资卡了，我们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然我是常挂念他的。他也必常挂念我--这还用说！
我于1977年从复旦大学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后，编辑部于是有了三个姓梁的。年龄最长的是梁彦同志，是位“老三八”，很正直，在编辑部极受尊敬，那时他已快60岁了，人称“老梁彦”。
由于有了位“老梁彦”的存在，当时才50岁左右的“梁燕同志”，便被叫做“小梁燕”。而我，则被叫做“小梁”。
我们“三梁”之间关系很好。非是自诩，我们都视自己为正直之人。
“老梁彦”退休后，“小梁燕”的关系地位在我意识中“升级”，便开始称他“老汉”。这一叫，竟叫了30多年，真的将他叫成了85岁的老汉，我自己也不再是当年的“小梁”了。当年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编辑部分为三个组。外稿组是负责审阅每日从四面八方寄来的剧本投稿的。我曾是外稿组编辑，“老梁彦”曾是我组长。1983年我调到了组稿组，就是定向与较成熟的作家编剧进行联络的一个编辑组，“老汉”是我的副组长。两年后，“老汉”到了编剧组任副组长，不久我也调到了编剧组。
我们的关系，由是更好。大学毕业后，我的工作分配指标是归在文化部的，当年的北京电影制片厂属文化部直接领导的单位。我可以留在部里，也可以选择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一则是因为心理上排斥机关氛围，二则是因为喜欢看电影。当年我才二十八九岁。我们这一代人，爱看电影的欲望比现在的年轻人强烈多了。在当年，中国青年人的精神享受内容少得可怜，看电影算是很高级的精神享受了。到了北影后，自然萌生过创作电影剧本的念头。但很快便意识到，要想实现心愿，那是“难于上青天”的。
北影几位资深的老编剧，尚且屡屡失败，哪儿轮得上我呢？于是一门心思写小说。即使哪篇小说被北影或其他电影制片厂相中了，自己也不想亲自改。
于是在我们北影，“老汉”成为“梁晓声小说”之“改编专家”。除了《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是由长影的导演亲自改编的，后来几篇当年适合于改编成电影的小说，几乎皆完成于“老汉”笔下。
“老汉”出马，一个顶俩。基本的情况是，一稿定江山。推翻重来的事，从没发生过。
“老汉”改编我的小说之前，看得认真，想得也周到，然后约我一谈。我们那种原著和改编者之间的合作，默契到像是一个人的程度。相互之间的交流，也很少超过一个小时。
通常我一听完他的改编想法，往往根本无须补充什么，提醒什么，只说：好哇，老汉，就照你的想法改呗！
于是一个星期后，最多两个星期，我便见到了改编剧本。字迹工整，几无涂抹。
读后，我照例只一句话：满意，就这样了。不是不负责任的敷衍，是确实满意。如果是将要投拍的剧本，自然会再加一句：听听导演的吧。而到了导演那儿，往往也只不过这儿那儿小改几处罢了。以至于后来北影厂的刊物《电影创作》缺剧本了，主编就找到我或“老汉”的头上，交代任务：有没有合适的小说可改？如果有，尽快进行，等米下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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