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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60度的烈性酒。我此前一滴酒也没沾过。我父亲从不饮酒，似乎连闻到酒味都会微醉起来。我分明继承了父亲的基因，注定是个酒精过敏的男人。
但当时我豁出去了。
一大口酒咽下，胃里像顿时燃起了熊熊大火，仿佛要从嗓子里冒出一股浓烟似的，连眼窝里都感觉被烟火烤热了--我赶紧抓起一把雪塞入口中。
往家走的一路上，我左手握着酒瓶的细脖子，右手攥一团雪，不时地扬头咕嘟灌一大口酒，紧接着吞一口雪。
那时是下午三点多钟，中午吃的一个窝头已被胃肠消化掉了，腹中空空如也，烈酒对胃肠的刺激是那么地凶猛，好像每一口咽下的都是镪水儿。倘不一口一口地吞雪，第一口酒后我是绝不会再喝第二口的。冰凉的雪麻痹了我的口腔和胃肠，使酒精的刺激似乎暂时变得还可以忍受。
那对于我纯粹是一种自虐。如果说喝下第一口第二口时我还没丧失理智，只不过企图通过那种自虐般的方式对母亲的“错误思想”、“错误路线”表示抗议，那么第三口第四口酒喝下去之后，我的理智渐渐丧失了。
我不仅想一醉方休，还进而想醉死拉倒。并且，我的抗议心理，由起先只不过是对于母亲而转向对于贫穷对于“文革”年代了。
我当时已在中学时期参加过几次下乡劳动了。从城市到农村，我的眼见到了许许多多的贫穷现象。仅以我家住的那一条脏街为例，如果不是由于我的哥哥疯了，我家的生活还算不上最困难的呢。我的男同学中，有人不享受几元钱助学金是根本上不起学的。街头街尾有些人家的屋子，简直就形同土坯垒的一个窝。而在农村，广大农民每个工分才合几分钱，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反倒欠下生产队的钱，那是一点儿也不稀奇的事。有的农民家，穷得十几年换不起一领新炕席，每年发的布票那根本就是白发，因为穷得没钱买新布！人民的生活已是如此这般，却还要整天听高音大喇叭喊“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几乎所有的工厂都停产了，却还要由全国所有的报纸来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乱了敌人，壮大了革命派！”--而所谓敌人，与“造反派”们相比，又令我感觉反而可能是好人，起码不比凶恶的“造反派”们对社会具有危害性……是的，在1967年，我不但对治好我哥哥的疯病绝望了，对我们这个国家也几乎彻底绝望了。它十几年没给我的父亲涨工资了；它使我哥哥之复学成为破灭的幻想；它使我既升不了学也找不到一份哪怕只能挣少得可怜的钱的工作；它使从城市到农村贫穷景象随处可见；现在它又使工厂停工，农业生产遭到人为干扰，一部分中国人将另一部分中国人置于死地而后快……
那会儿，丧失了理智的我，竟心生决绝一念，想要通过一瓶烈性的酒与它了断一切关系。
那会儿我想到了“鱼死网破”四个字。想到了一条“最高指示”--“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纲”就是网纲，“目”就是网眼。好大的一张网，一个不漏，将全中国从城市到农村不分男女老少全都收入网中了，而网纲攥在几个掌控全中国人命运的半神半人的具有绝对权威的人手中。那网眼又是那么的细密，连小学生都难以从网眼逃掉。
而18岁的，对个人命运完全寻找不到方向的我，仅从年龄说是一条不大不小的“鱼”。我对于那张将我收入其中的巨网是无可奈何的。既然不能破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那么我这一条不大不小的鱼起码还可以选择死！
我不知我是怎么回到家里的。总之我趴在炕上，头耷拉在炕沿前呕吐不止。腹中空空，吐出来的只不过是一大口一大口的胃水。后来吐出的胃水发绿了，那是因为连胆汁也吐出来了。
哥哥事不关己地依旧喃喃着疯话。弟弟妹妹们吓哭了。母亲泪流满面却不知所措。
来了几位好邻居，往我口中灌积酸菜的水，用雪擦我前胸后背……
我第二天醒来时已近中午，弟弟妹妹们一个也不在家，只有服了安眠药的哥哥睡在炕另一边，发出轻微的鼾声。还有母亲，她斜蜷双腿坐在我和哥哥之间，面朝我，背对哥哥。
母亲脸上毫无表情，一夜之间她更瘦了，几无血色。以后，母亲当时那张脸，深深地刻印在我记忆中了。
母亲说“：我将你弟弟妹妹打发到邻居家去了，单等着你醒过来。”我闭上了眼睛。
“绍生，你想怎样？”母亲的声音很小，但是在我听来，似乎被扩音器扩大了一百倍，以至于我的耳膜都被震得起了回声似的。良久，我才讷讷地说：“想死。”我的声音也很小，由自己听来，如同一千里之外的老旧电话中的耳语，伴着某种杂音--我的中耳炎被烈酒烧得复发了。又良久，我听到母亲一字一句地说：“大儿子那样，二儿子这样，你父亲又远在几千里之外，半夜的时候，我也起过想死的念头。”我的心咯噔一下。母亲语调冰冷地问：“如果我真的死了，你怎么打算？”我眼角淌下泪来，信誓旦旦地说：“那我就挑起咱们这个家的担子，照料哥哥，带大弟弟妹妹。”“听你这话的意思是，我死了对于咱们这个家也不要紧啦？”--是生气的口吻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内心产生了莫大的冤屈。“知道我为什么改变了想死的念头吗？”--母亲的话又恢复了平静。
“妈你别问了行不行？”--母亲的话每一句都使我难受极了，我几乎叫喊起来。
“因为你的行为说明你是个忤逆之子！我要是将你哥将你弟弟妹妹抛遗给你，那就害苦他们了！”--母亲的声音突然大了，听得出她情绪失控了，她一边谴责一边劈头盖脸地打我，而我用被角蒙住了头--“全中国就我们一家有一个精神病患者吗？还有人家妈妈疯了的呢！还有人家爸爸疯了的呢！还有一家出了两个疯子的呢！全中国就咱们家不幸啊？小红楼里有户人家父母双双自杀了，人家还是初中生的女儿也没想死！你这么经不住事，哪里配是我的儿子？！……”
小红楼是马路边几年前盖起的一幢六层小楼，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简直就是丑小鸭。可在当年，它出现于我们那个贫民区附近，引起了多么普遍的羡慕甚至嫉妒实属必然。“文革”一开始，它成了造反派们的众矢之的，几乎每天都有人被从家里拖出去挨批挨斗，被游街。因为住在小红楼里的，十之八九是各文艺单位的中青年人，大抵是重点培养对象。在“文革”前，那体现的是优待性的关怀，在“文革”中，当然就成了“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罪证。我曾在小人书铺认识了一个家住小红楼里的女孩，还到她家去借过书。她家其实也不算大，两室一厅六十几平米的面积而已。但给我的印象，却如同冬妮娅的家最初留给保尔的印象。我和她之间的关系虽然并不属于保尔和冬妮娅的那么一种关系，虽然我压根儿就没幻想过那么一种关系，但母亲的话还是立刻使我替她担忧了。我猛地掀掉被子，一言不发就匆匆穿鞋。
“你要哪儿去？！”母亲严厉地瞪着我。我说去上厕所--话一说完，人已冲出了家门。那女孩家的门外，大字报大标语将所有的墙壁都贴严了，而且已经不知是第几层了。门也被粘上了一张大白纸，几行拳头大的墨字写的是“罪该万死！死有余辜！死了活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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