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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不久就要分别，我跟他们四个更加依依不舍，他们几乎天天都来我家。没什么事也来，没什么话说就陪我一块儿沉默。他们因为没报名和我一块儿下乡，都挺内疚，仿佛愧对了我们之间的友情似的。我就安慰他们，各家的具体情况不同，没人逼到头上，何必非走？何况，树起、云河、松山，他们学习都特好，考高中、考大学是手拿把掐的事。他们的家长也都有意培养他们，那为什么要放弃志向呢？至于玉刚，他只有姐妹，是家中唯一的儿子，父亲又长年生病，不走也有不走的原因，万一不久能分配工作了，那不是更好吗？
我这么劝慰，他们也就释然了。和我同一批下乡的只有杨志松。那一批全校才走了12名学生，我们班就我们俩。志松也来过我家一次，恰巧树起他们四个在。志松家住学校附近，所以此前他与我们接触较少。但在全班男生中，我们都觉得最与我们性情投合的，非他莫属。
树起郑重地说：“你来得正好，有头等大事托付你。”志松愣愣地问：“什么事？”云河反应快，立刻就明白什么事了，朝我翘翘下巴说：“我们把他托付给你了。没我们在身边，你一定要多操点儿心，别让他哪天被打成‘现行*************松山附和道：“对对，这可真是头等大事！别的方面我们对他没什么不放心的，就是他这里边太复杂了。”他边说边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只想不说还行，万一不该那么想的还偏要那么想，还要忍不住说，后果可就严重了！”
玉刚最后说“：我们授你权，他一胡思乱想，你就替我们敲打他。”志松乐了，指着我说：“你听到没有？听到没有？他们几个把你交给我了！如果到了广阔天地你还胡思乱想，想了还说，看我不收拾你！……”
当年的我们，不过都是贫家子弟，又都是中学生，哪里谙知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又怎么能参与什么国家大事？于我，实在是由于耳闻目睹太多的冷酷乱象，厌恶之极，也压抑之极。每欲一逞少年之勇，以图释放罢了。偶有反抗的意图，却枉有此心，并无此胆。顾及家境，于是顾及自身，学做一个隐忍之“愤青”。于树起、云河、松山、玉刚四个，实在是怕他们的情义册上，哪天不得不划掉了我的姓名，痛心不已。
树起是一心要做“革命人”的。但“革命”在他那儿，是被充分理想化了的。他想做的是完全符合人道主义甚至足成楷模的“革命人”。“革命”一表现出凶恶，他内心就挣扎了，郁闷了，认为那是“革命”的耻辱，不屑与之为伍了。
而云河、松山、玉刚三个，只想本本分分做人，什么“革命”不“革命”的，都当成是“专门好那个”的人的事。何况那样的所谓的“革命”，在他们看来就是“集体演戏”。他们做“逍遥派”做得心安理得。志松也是那样。
当年倒是他们比我和树起都活得超然，活得明白，活得纯粹。志松的父亲和树起的父亲一样，也是拉车的，当年也快60岁了。
志松上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他当年下乡的想法也和“革命热情”无关。那一年他父亲病了，不能再干拉车运货那么辛苦的活儿了；而大姐、二姐、大哥都已成家，各自小家的日子也都过得很拮据，二哥刚参加工作，每月仅18元工资。仅以学习成绩而言，他也是那类升高中考大学不成问题的学生。但考虑全家今后的生活，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决定下乡了。
有同班同学跟我一块儿下乡，真是我的幸运。知青专列一开，车上车下一片哭声，我俩却是微笑着向同学们挥手的，仿佛只不过是很短暂的离别。志松在哭声中对我说：“到了地方，咱俩都得要求分在一个连队啊！”
我说：“当然。树起他们托付你管住我的嘴嘛！”他乐了，又说：“明白就好，那以后就得服管。”事实上，到了北大荒以后，我并没太让他操心过我的思想和我的嘴巴。远离了城市，“家愁”不用每天直接面对了，令我厌恶的现象也看不到了，心情便豁然开朗了。不太习惯的是每天三顿饭前必得正儿八经地“敬祝”一番。以前都是在家里吃饭，完全没有这般经历。但到了连队，别人都这样，自己不习惯也得习惯！在食堂吃饭的老战士们原本也是不做这番动作的，见几名女知青带头，其余的知青们也都贯彻这一“革命”的日常仪式，也只得效仿了。志松倒是很适应，甚至还有几分喜欢。当然，他也看出了我的不情愿。某日，他背着人问我：“敬祝的时候你怎么像是被迫的？”
我告诉他，我读过一本法国人写的关于宗教的书。那本书里说，一日三餐是每人每天最重要的事，三餐不保，人心发慌。而宗教规定的餐前祈祷，其实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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