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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是文学体裁发生重大变，格的时代，许多重要的文学样式都在这个阶段孕育产生，形成丰富多彩的文学景观。
赋是汉代文学最具有代表性的样式，它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可以说是诗的散文化、散文的诗化。汉赋对诸种文体兼收并蓄，形成新的体至。它借鉴楚辞、战果纵横之文主客问答的形式、扑张恣肆的文风，又吸取先秦史传文学的叙事手法，并且往往将诗歌融入其中。仅从所采用的诗歌形式来看，既有传统的四言，又有新兴的五言和七言。汉赋的文体来源是多方面的，是一种综合型的文学样式，它巨大的容量和颇强的表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枚乘的标志着新体赋的正式形成，司马相如的作品代表新体赋的最高成就。西汉后期新体赋的主要作家是扬雄。班固的、张衡的，是东汉新体赋的两篇力作。同时，张衡的突破旧的传统，开创了抒情小赋的先河。
楚辞体作品的创作在汉代没有新的发展，许多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有意摹拟屈原的、，有些则只是袭取楚辞体的形式。西汉刘向曾编集屈原、宋玉的作品和汉，人摹拟之作，署名。其中被收录作品的汉代作家有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刘向。东汉王逸作，又附加了自己的。除此之外，扬雄、冯衍、蔡邕、赵壹等人也有楚辞体作品传世。汉代盛行解读楚辞的枫气，许多文人对屈原一往情深，因此，许多楚辞类作品都依傍于屈原，和新体赋形成了大体明确的分工：新体赋主要用于正面的赞颂讽谕，而楚辞类作品重在咏物抒情，而且抒发的多是抑郁之情，格调和相近。在发展过程中，楚辞类作品逐渐与新体赋合流，总称为辞赋，楚辞类作品称为蚤体赋，有时也以赋命名，贾谊的即是如此。
两汉叙事散文在文体上有较大发展。司马迁的以人物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创立了纪传体史书的新样式，也开辟了传记文学的新几元。继承的体例，并且使之更加完善。则进一步强化史传作品的文学性，是历史演义小说的滥觞。东汉时期大量出现的碑文，是在品核人物的风气的推动下走向成熟的新文体。至于马第伯的，可视为现存最早的较为完整的游记。汉代正论文承先秦诸子散文的余绪，在形式上没有大的突破。以主客问答形式构制的设辞类作品，在风格上和赋相近，后人往往把它归入赋类。
先秦的主要诗歌样式是四言，这种体裁在汉代继续沿用，但已不再居于主导地位。汉代产生了新的诗歌样式——五言诗。这种诗体西汉时期多见于歌谣和乐府诗，文人五言诗在东汉开始大量出现，班固、张衡、秦嘉、蔡邕等人对五言诗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都有这类作品流传下来。东汉的五言诗已经成熟，叙事诗有这样的长篇巨制，则是五言抒情诗的典范，乐府诗也有许多五言名篇。西汉时期，七言句子大量出现在镜铭、识字课本等载体中，有的已是标准的七言诗句。汉代辞赋中往往参杂七言诗句或七言段落，有些已可视为首尾完整的七言诗。附属于汉赋的七言诗通常是句句用韵，反映了早期七言诗的特点，后来魏文帝曹丕的采用的就是这种诗体。
汉代文学的发展，大体可划分为四个时期。
自高祖至景帝，是汉代文学的初创期。多种文体基本上沿袭战果文学的余绪，同时又有新的因素萌生，出现了像那样为汉赋体至垫定基础的作品。汉初正论受战果说辞和辞赋的影响，大多气势磅礴，感情激切。楚声诗歌广为传播，并且用于宫廷记祀，成为庙堂之曲。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家是贾谊和枚乘，他们的辞赋和正论都有较高的成就。
从武帝至宣帝，是两汉文学的全盛期。代表汉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新体赋在此期间定型、成熟，出现了以司马相如为首的一大批辞赋作家。史传文学也发展到高峰，不朽的传记文学名着由司马迁撰写完毕。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逐渐定于一尊。因此，正论散文也由越世高谈转为本经立义，在风格上向深，广，宏，富，醇厚典重方面发展。乐府的强化，使大量民歌被采集、记录下来，宫廷文人也竞相创作乐府诗。
从元帝到东汉和帝，是两汉文学的中兴期。辞赋创作掀起第二次高chao，相继涌现出扬雄、班固等着名的辞赋作家。班固的在此期间问世，成为继之后又一部重要的传记文学作品。由于经学的日益深入人心，文坛的模拟风气日趋严重。王充的却以其“疾虚妄”的批盼精神，和当时陈陈相因的不良倾向形成鲜明的对照。
从安帝到灵帝是汉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也是汉代文学的转变期。张衡集中体现了汉代文学的历史转变，从他开始，抒情短赋陆续出现，京笃大赋也发展到顶点。赵壹、蔡邕、祢衡等人的辞赋更加贴近现实，批盼精神很强。
五言古诗也进入成熟阶段。
东汉文人诗有四言的旧形式，也出现了五言的新形式。由于秦汉以来社会和语言的发展，西汉泯谣即有整齐的五言形式。东汉乐府民歌中保存了更多的五言形式。东汉文人的五言诗是在乐府民歌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的，代表了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作家在诗文中对人的生命、命运及价值的重新发现、思索和追求，创造了“怨而不怒”的含蓄的风格，成为所谓“温柔敦厚”一派诗风的源头之一，诗文的日趋整饬华美，预示着一个文学自觉时代的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