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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0月，英国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出版斯诺的英文初版《RedStarOverChina》--《红星照耀中国》首先在英国出版，一问世便轰动世界，在伦敦出版的头几个星期就连续再版七次，销售10万册以上。世界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一个杰作，标志着西方对中国的了解进入一个新时代。美国历史学家哈罗德?伊萨克斯的调查说明，作为美国人对中国人印象的主要来源，《红星照耀中国》仅次于赛珍珠的《大地》。《大地》使美国人第一次真正了解中国老百姓，而《红星照耀中国》则使西方人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代美国人对中国GCD人的知识都是从斯诺那里得来的。
对于一个新闻记者来说，象斯诺这样写出产生轰动效果的报道，正是一生梦寐以求的事情。什么摒弃功利求发展，这样才能坚持理想，做最好的自己，象这样的理论对于西方记者根本就是嗤之以鼻。为名为利的自私和贪婪，自始至终贯穿于人类的发展，这是恒古不变的事实。
“布尔什维克党有他们自己的信仰，可他们不能强硬地把他们的信仰强加于人，不能强制剥夺别人的信仰。俄罗斯‘十月革命'之前，莫斯科只有一座清真寺，建于1813年，是当时沙皇政府对鞑靼人参与对抗拿破仑入侵战争感激的表示，也是对驻莫斯科鞑靼贵族的优待。而‘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确认所有宗教都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敌人，苏联宣布是彻底无神论国家，带头消灭一切宗教，生活在莫斯科的***，就被剥夺了宗教信仰的权利。从斯大林开始执政时期，全苏联四千多万***，都必须接受改造洗脑，***教被定为最反动的宗教。当时的莫斯科，不知道有多少***，因为没有人胆敢暴露宗教信仰。斯大林时期，苏联政府决心消灭***教，如果发现谁家私藏一本阿拉伯文***经书，必然全家到古拉格劳改农场判刑。”余飚很是愤慨的说道，当然，这种表情与其说是内心感情真正的体现，倒不如说是为了增强效果而故意装出来的表情。
“噢，Mygod，真是太可怕了。”詹森的表情比余飚真诚多了，反正他是看不出什么虚假。
“还有更可怕的事情。”余飚加重了语气，“在外蒙古，苏联人和他们在外蒙扶持的伪政权在逼迫所有牧民献出他们全部的牛羊，让外蒙成为苏联‘肉库'的同时；还强迫外蒙古的所有喇嘛必须还俗，违者全部杀死。要知道，外蒙古的成年男子中，每七个人就有一个是喇嘛。苏联人还强迫外蒙古人改变他们使用了千百年的文字，改以类似斯拉夫文的所谓‘新蒙古文'。”
詹森现在只剩下震惊无比的点头，手里的笔刷刷记录着，连话都没时间说了。
“如果说这还是信仰上的分歧也能容忍的话，那**裸的侵略、杀戮和掠夺呢？在二十年代的中国，苏联顾问挑拨了中国国民党和中国GCD的关系，并用金钱、物资来加剧着中国内战的破坏。因为苏联人既不希望国民党统一中国，也不希望GCD统一中国，他们需要的是一个不断内战分裂的中国。这才方便他们把东北、外蒙古、新疆都‘独立'出去，最后都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余飚喝了口水继续说道：“1935年，共产国际派到西班牙的苏联顾问秘密地把西班牙国家银行里的三百多吨黄金全部运到了苏联，这可是西班牙的国家财产，全运到苏联去，经过了西班牙人民的同意吗？这和强盗有什么区别？在苏联人口口声声‘独立自由'的同时，他们绝对没忘了向真正‘独立自由'的芬兰举起屠刀。苏联的轰炸机轰炸了芬兰的所有军用和重要民用目标，轰炸了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美国罗斯福总统給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写信‘希望苏联不要轰炸芬兰人民'，莫洛托夫的回答是‘我们不会而且从来也没有轰炸过芬兰人民，我们只是给芬兰的贫苦大众投下了面包篮。'看看，这就是苏联人的强盗逻辑和无耻的嘴脸。”
“嗯，嗯，确实是强盗，确实很无耻。”詹森深有同感，头也不抬的应和道。
“让我们再谈谈所谓的列宁主义，列宁主义高度突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并赋予无产阶级独裁的精神内容，这是错误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原意。无产阶级专政只是马克思偶然提到的一个‘词儿’，是在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的地方，由‘纯粹’的民主所必然发生的一种‘状态’。俄国是个农民占大多数的落后国家，根本不具备马克思论述社会主义实现的条件，如果俄国强行实现社会主义，就是超越历史发展阶段，并违背修正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不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理论。现在看来，苏联的苏维埃政权是‘克伦威尔式’、‘拿破仑式’的独裁政权，布尔什维克党实行一党专政并扼杀民主，凭借暴力建立不加掩饰的残暴的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只给政府的拥有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以自由，这不是自由。”余飚缓和了下语气，对詹森说道：“在十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犯下了残酷、恐怖的罪行，并指岀布尔什维克只是一味诉诸暴力的雅各宾恐怖主义，布尔什维克违反了人道主义这一潮流，这是历史的倒退！布尔什维克迷信暴力，把单纯的权力看作是世界上决定一切的因素，无产阶级中最缺少修养的分子被放到运动的最前列，十月革命实际上完全是一次政府组织的、遍及城乡的公开抢劫。所谓苏维埃，只不过是独裁和专制的一种组织形式。枪毙－－是苏维埃政府的全部智慧；在反革命这个名词下，把所有不顺从他们的人，和他们看不顺眼的人都包括进去，加以枪毙或监禁。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这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这种情况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这是极其强大的客观规律，任何政党都摆脱不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