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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人们为了某种利益而互相残杀的怪物。然而，不同的战争却有着不同的意义、不同的影响，也为后人提供着不同的借鉴和警示。然而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其参战人数之众，伤亡人员之多，破坏程度之深，耗资之巨，影响之久远，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余等深信，这场战争，也将是中华民族第一次以胜利者姿态出现在历史法官面前的战争……”
“……对于民族反侵略战争，要夺取胜利，无疑要首先依靠本国的军民，这是胜利之源、之本。然此次战争不同于历史上曾发生过的民族自卫战争，如中日甲午战争、中英鸦片战争等。这场战争一开始就具有国际性，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就得到了很多国际主义者的支持和援助。随着战争的进行，随着日本侵略军的豺狼性人格的大释放，必将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上的援助和支持。从长远来看，中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必将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凤凰涅磐，浴火重生，这场强加于我们身上的残酷战争，也必将使中国的全民族民族意识觉醒，空前的团结，与敌血战。对日战争必将胜利，这是毫无疑问的，胜利必将结束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屡遭失败，备受屈辱的历史，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实力不是保存出来的，而是打仗打出来的，血战磨砺出来的，百个经验丰富、身经百战的勇士，胜似千、万个听见枪声就打哆嗦、各怀心思的新兵蛋子，这是余等与日寇血战多场的教训和经验……”
好文章是清香苦涩的绿茶，让人细细品味。好文章是意境深远的油画，让人惊叹不已。好文章更是号角、更是历史，令人奋进、发人深醒。
由余飚和李如萍合作，用笔名“余萍”发表的文章，不仅在根据地的小报上登载，更被余飚利用职权，不仅发给了保定军统站，更是用明码电报反复发送。
接着借助于后世的研究和观点，“余萍”似乎又成了资深评论家、战略战术分析家。对中日大战的几次战役进行了精僻的分析和评述，包括淞沪抗战、台儿庄大战、武汉战役、南京保卫战等都有独到新颖的见解。并对中、日两国军队本身的优缺点及作战特点进行了详尽的论述，提出了很多以巧补拙、以长补短的方法。其中特别陈述了国军抓壮丁充军的危害，以及很多军队训练时间太短、思想教育不足的重大缺陷。
当然，余飚也对国军各部派系重重，各自为战，很少精诚团结，合力作战，以致被日军各个击破予以了批评。并指出很多国军高级将领思想呆板，战术单调，虽有热情却敌未歼，身先死。特别是各次重大的会战，好是好，壮烈，可惜却无法阻止日寇的铁蹄南下西进。
一开始，余飚只是照顾新婚妻子的情绪，空闲的时候与她谈天说地，可是李如萍却是兴趣盎然，每每追问不休，或与之辩论争执。到后来，余飚突然醒悟道：连李如萍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对中、日之战的很多问题都搞不懂，更何况那些普通人了。肯定会被那些他们不懂的政治、理论、战争搞得晕头转向。
在抗日时期，民众思想的混乱也确实很厉害，思想的混乱引起国家凝聚力的分化甚至是矛盾。最怕是在应该一致对外的非常时刻，思想的混乱和矛盾，也可以使国家不堪一击，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的乱象，就是很好的说明。特别是汪精卫降日后，他是国民党副总裁，有一定的号召力，其“和平建国”理论也颇能迷惑一部分民众。
而日本则不同，在侵华战争中，日本军国主义实施“文坛总动员”，除极个别的以外，绝大多数日本文学家积极“协力”侵华战争。他们中，有些人作为“从军作家”开往中国前线，为侵华战争摇旗呐喊；有些人应征入伍，成为侵华军队的一员；更多的人加入了各种各样的军国主义文化和文学组织，以笔为枪，炮制所谓“战争文学”，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他们或煽动国民的战争狂热，把侵华战争说成是“圣战”；或把战争责任强加给中国，为侵华战争强词争辩；或把日军的残暴行径加以诗化和美化，大书“皇军”的“可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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