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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静在杨庄当起小学教员来了。由于自己养活自己的理想实现了，她的心情逐渐安静下来，并且对教书生活和孩子们也渐渐发生了兴趣。唯一使她讨厌的是：还要时常看见余敬唐。他那窄瘦的黄脸和那不断眨动着的薄眼皮带着狡猾的微笑在她面前一出现，她的身上就感到一种说不出的不安和厌恶。
学生们告诉林道静：她表哥张文清就是因为不满意余敬唐干涉教员的自由，而被余敬唐解雇走了的。他是村里的大地主兼绅士，又是县里的红人，人们都管他叫“笑面虎”。不过，余敬唐见了林道静还是很客气，他照例地哦哦两声，然后向道静笑着招呼：“林先生忙吧？敝校设备可是简陋呵，受屈！受屈！”
道静冷淡地点点头，不愿跟他多说话。
可是余敬唐还是笑容满面。他一边眯着眼看着道静，一边点头“哦，哦……”真不愧称为“笑面虎”。
一天，道静在学校外面的高台阶上又碰见了他。他向道静点头，鼻子几乎碰到道静的脸上，笑着说：“林先生，恭喜呵！永泽媳妇刚刚死啦。您可真是有福之人不用忙。”
“什么？”道静猛地把身子向后一退，激愤地盯着余敬唐：“我不明白您说的是什么话！”
“哦，哦，没什么，没什么。永泽媳妇刚才死啦。碍道的破车搬走啦。病媳妇没咽气，媒人就上门，这是敝县的风俗。哦，哦，没什么，没什么。”
余敬唐说着，笑着，走掉了。
道静回到屋里，气得趴在桌子上半天没有动。
过了两天，下午下课之后，两三个教员正坐在教员休息室闭聊，余敬唐捏着一叠子信，口里哼哼唧唧地走了进来。一看见道静正在翻着报纸，他走到跟前喊了一声：“林先生，信！邮政局要搬到咱杨庄小学校里来啦，看，好大的一搭子啊！”
没等道静站起身来，他把信高高地举到头顶上，冲着所有其他的教员笑嘻嘻地说：“林先生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开个邮政局啦。一来信就是一大搭子--全村的人也没有她一个人的信多呀！”说到这里，他脸色一变，眨动着眼皮，板起面孔，一字一板地说：“林先生，我可不能不劝劝您，村子里可早有人说了闲话。您明白么？为人师表必得注意风化，男女……”
道静猛地夺过余敬唐手里的信，愤怒地打断了他的话：“余校长！我是来教书的，不是来听您讲烈女传的！我是教员，我有我的自由！”说完，她头也不回径直回到自己的寝室里，立刻倒在床上蒙起了头。
掌灯以后，她才抑制住自己，点起灯来读那包信。一气接到的这十来封信几乎全是余永泽一个人写来的。这个瘦瘦的青年大学生被爱情燃烧着，每天每天他都要写一封甚至两三封热得烫人的信寄给她。因为乡村邮局好几天才送一班信，所以邮差不来便罢，一来就有她一搭子信。这就叫余敬唐抓住了把柄。他正因余永泽打破了他的如意算盘--他不仅打算拿道静给鲍县长送礼，他自己也想沾一手呢--因此他对余永泽是不满意的。这正像一口肥羊肉刚刚要入口，忽然叫一只敏捷的手轻轻抓了去。他不能不感到懊恼。但是余永泽的父亲和余永泽本人是不可得罪的，大学生呀，这是村里的圣人，知道他将来要做多大的官。于是只好迁怒于道静。这年轻的、流浪的女孩子毕竟是手心里的物件，摆布摆布还不好说。
道静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一封封读起那些热烈的、缠绵的信，渐渐脸上有了笑容。她被信中洋溢着的温柔情意和热烈而又含蓄的告白深深感动了，年轻的心沉浸在爱情的喜悦中，忘掉了一天的疲劳。看完信，她立刻提笔给余永泽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信中说到的一段话可以看出她不像一个天真的少女的、而仿佛是一个饱经忧患的老人的心情：……永泽，我憎恶这个万恶的社会，我要撕碎它！可是我像蜘蛛网上的小虫，却怎么也摆脱不了这灰色可怕的包围。家庭压迫我，我逃到社会；可是社会和家庭一样，依然到处发着腐朽霉烂的臭味，黑漆一团。这里，你的堂兄和我父亲是一样的货色--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我真像一只孤独的骆驼，背着沉重的负担，跋涉在无穷尽的苦难的沙漠中。永泽呀，何时才能看见绿洲？何时又才能看见那渴望的甘泉呢？
告诉你，你不是总嫌我对你不热烈甚至冷酷吗？不，从今天起，我爱你了。而且十分的……你知道今天我心里是多么难过，我受不了这些污辱，我又想逃--可是我逃到哪里去呀？所以我非常非常地爱你了。
夜深了，她太疲倦了，睫毛调皮地打起架来。写完了，还没容得再看一遍，她就穿着衣服倒在床上睡着了，这时她手里还紧紧捏住那一包信。
平淡的乡村，平淡的生活，甚至连瑰丽奇伟的大海，在道静暗淡的心目中，也渐渐变得惨淡无光。在她给余永泽和王晓燕的信中充满了悲天悯人和郁郁寡欢的情绪。余永泽和王晓燕虽然都写信劝她不要这样消沉，劝她快活起来；她自己也有时惊异自己小小年纪怎么竟有了这种可怕的衰老的心境。可是，人生--展示在她面前的人生，是那么阴惨灰暗，即使和余永泽的初恋，也没有能够冲淡这种阴暗的感觉。于是，她依然陷在忧郁的情感中而无力自拔。
突然，晴天一声霹雳，惊醒了麻木的乡村，也惊醒了林道静麻木、衰颓的心。
一九三一年的九月二十四日，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从山海关外开进关里的火车忽然一辆辆全装满了哭哭叫叫逃难的人，靠近北戴河车站的杨庄群众，听说这个情况，已经有点儿惊奇了；接着又听说日本海军占领了秦皇岛，杨庄村里就沸腾起来了；从秦皇岛和秦皇岛附近村里逃到杨庄来的男男女女和小孩子再一拥塞在街头，杨庄的群众就更加人心惶惶。学校停了课，家在附近的教员回了家，就是本村的教员也不到学校来。关帝庙里冷清清地只剩下道静一个人。
午后，道静一人坐在教员休息室里。秋日的斜阳无力地照在东窗外面的葫芦架上，给黯旧的窗纸投上斑驳的叶影。她拿着一本小说，心不在焉地读着。她人虽在关帝庙里，心却不能不飞到乱糟糟的街上，飞到相离不过二十里、被日本海军占领了的秦皇岛上。
工友拿着报纸进来了。这就是道静刚来那天把她关在庙门外的醉老头。他蹒跚地哼唧着什么走进来，一见道静就喊道：“林先生，糟啦！日本人占了东三省！”
道静吃惊地一把抢过报纸来。果然，赫然大字载着日军占领沈阳和东北各地的消息。她读着，读着，最后她捏住报纸跌坐在凳子上。
关帝庙里静悄悄的，教员休息室里静悄悄的，世界好像突然静止了。
“林先生，啥消息呀？国家大事怎样啦？”
道静吓了一跳。抬头一看，醉老头不知什么时候早就走了，站在她面前的是四十多岁的本村教员李芝庭。他悄悄走进屋来见林道静一个人捏着一叠报纸在发呆，不禁这样问了一声。
道静站起身把报纸递给李芝庭。她清澈的眼睛变红了。
李芝庭捧着《世界日报》，把头条消息看过几行，摇头叹气道：“不好！不好！咱中国岂不眼看就要亡国了吗？唉，亡国！亡国！”
“李先生，您别这样说好不好？听着叫人怪难过！”平日很少讲话的林道静这时打断李芝庭的话，含着眼泪说，“我想：中国怎么也不会亡国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能叫它亡吗？”
道静的话还没有说完，一个高个青年迈着沉稳的步子走进门来。他站在门边随便向道静点点头微微一笑：“您说的很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您是这儿的教员吗？”
“是呀！”道静一边回答这人的问话，一边惊异地看着李芝庭，仿佛在问他：这个坦率的青年人是干什么的？
“介绍介绍！”李芝庭笑着说，“这是我内弟卢嘉川，北京大学的学生。因为我岳母病了，他回家探母顺便来看他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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