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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帆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之后，细细回味着鲍勃刚才对他说的话，再联想到之前跟总部接触的那些高层人物的一言一行，心里总算明白整件事情的大概了。
其实飞马集团总部也有制造部门，他们生产的产品跟中国区分公司做的产品是一模一样的。如果一直维持着中国区分公司业务的快速增长，在集团销售总量没有大幅度增长的前提下，集团必然要缩小在总部的制造部门的规模、削减他们自己的预算，这种情况实际就是总部跟分公司的政治角力。身在总部的那些高层们，其实每个人的利益和考虑问题的角度是不一致的：激进派倾向于在中国区分公司继续投资来获得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保守派则更倾向于在总部内部投资，来维持总部员工的工作量和福利。当总部某些人物扮演着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双重角色的时候，有些对分公司不公平的判定就很容易理解了。
大背景下，与欧洲国家不景气的经济相比，中国欣欣向荣的经济发展趋势真是一个天一个地。张帆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到国外去出差。张帆觉得欧洲的一些老牌国家他们的经济发展几乎处于停止状态，几年前去的时候是那样、几年后再去的时候也是那样：狭小的街道、稀稀疏疏的行人、懒洋洋的员工、慢悠悠的工作节奏，年复一年没有一点点的变化。
而中国则完全不一样，尤其是张帆所在的东部发达地区，日新月异的变化速度让亲眼目睹者惊讶不已。可能是短短的几个月，再去一个相同的地方都不认识了。用了解中国的老外的话来说：整个中国都处于工地状态。很
多来中国工作过的老外都不想再离开这里了，他们喜欢上中国的快速变化与机会、喜欢上中国的生机勃勃与希望、喜欢上中国与时代的完美接轨与包容。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不应该狂妄自大，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妄自菲薄，当今中国所取得的成就让世界为之震惊。
但是，很多没有到过中国的老外并不了解中国，他们依然固守着自己的那些顽固的意识，觉得中国还处在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状态。有一次张帆在欧洲出差的时候，某个老外听说他是从中国来的，甚至很好奇地问他：“你们家里安装电灯了吗？你这么流利的英语是不是教会的神父教的？”
张帆认识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跟他们密切接触之后才发现，外国人跟中国人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了解得越多，对问题看得越清楚，张帆非常反感某些“小资派”说与老外相比中国人 “素质差”、“没有教养”、“不文明”之类的说法。与其谈素质问题，不如来谈谈资源问题：试想一下如果公交车的座位充裕，谁还会去抢座位？把一个特定的场景由中国人换成一个老外，互换一下身份和生活条件，他做来的行为可能是一样的。
有专家如此分析为什么中国人说话普遍嗓门大：在农业社会，田这头的人跟那头的人说话必须靠喊，于是身体里就有了嗓门大的基因。这些来自农村的劳动人口到了城市公众之后，从小养成的习惯很难一下子就改变得了的。这只能证明了中国人脱离农业社会不久，与素质、教养无关。
“三文钱逼死英雄”这句话一点都没错，当一个人穷得
连饭都吃不上的时候，如果跟他谈修养、文明或者高雅，还不如直接告诉他哪里可以抢到饭吃来得更实际一些。这个道理到处都适用，不管他是老外还是中国人。中国正处在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如果很好很地把握好这个机遇，假以时日赶上、甚至是超过某些发达国家绝对不是痴人说梦。当国家经济发展好了，资源充裕了，很多困扰着国人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张帆觉得鲍勃的思路非常清晰：千万不要让总部找到任何借口来否定中国区分公司,要把可能出现的借口堵住。而产品质量问题是飞马公司中国区分公司的软肋，总部某些别有用心的高层管理人员经常利用这个来攻击中国区分公司，然后借题发挥说中国这边很难做出优质的产品：“便宜没有好货”，既然中国区的原材料成本这么低廉，肯定没有好的质量；而且低廉的价格还有可能是由于供应商偷工减料，或者是“血汗工厂”，或者是违法偷税漏税造成的。他们标榜自己是“文明世界”里面的“文明人”，不管是哪一个因素，哪一个都不能接受！
“叫醒装睡的人是最困难的事情”，张帆深知道这个道理。如果他们不愿意深度了解现实状况，那么跟他们讲再多的道理也是没有用的。这是总部跟分公司在利益上的博弈，而博弈的精髓是只有利益、没有道义可言。张帆觉得自己要快速行动，在对方没有出招之前，自己要先想好招数，否则如果反应太慢就会处于被动、满盘皆输的状态。想到这里，张帆拿起内线电话：“小美，请帮我把王安王经理请到我办公室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