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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
北京接连打出的“喷嚏”，不光触动了上海的“神经”，这一下连全中国都“感冒”了。
后来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姓资姓社”的大批判”，实际上就是“批老人家”。只不过，这次“批老人家”是出现在改革开放12年之后。
这样一来，老人家去年春节上海之行及发表的讲话，不但没有起到该起的作用，两种改革观和反“和平演变”的调子却越来越高，改革开放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倒退。
王建浦语气深沉很多，说：“这就是我的第一个担忧。”
沉默了很久，王建东问：“那第二个呢？”
“另一个，就是前苏联的819事件。”王建浦说道，“你们应该都知道的，去年的8月19日，苏共党内的强硬派发动政变，企图废除时任总统戈尔巴乔夫的权力，并取得对苏联的控制。”
苏联“八一九事件”就是苏联的左派，传统势力把戈尔巴乔夫赶下台了，我们国内第一个发消息，还准备派代表团去支持他们。当时报道尽管没有直接表示，第一个报道嘛，当时字体房间有明显地倾向性，倾向政变那一方，左派，但是也不要喜形于色，不要露出来。
结果左派没站住，几天就垮下来了。尽管戈尔巴乔夫很快便控制了局势，但苏联内部的权力平衡已被打破。
之后短短数天内，不少前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四个月后苏联解体，这个庞大的红色帝国正式走入历史。
苏联巨变以后，我们党内有危机感。对危机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就是苏联没有改革，才出现这种危机；另一种认为苏联没有反“和平演变”才出现这种危机，加强反“和平演变”主张再重新强调帝国主义的威胁，外面的威胁。
就是因为苏东的巨变，无形中给左派提供了所谓理由。
“时态发展到而今，已经有些匪夷所思。”王建浦说道，“广东的人到外省，听说是广东那边来的都回避，来自资本主义复辟的地方来的人。北京出差的人到广东都要两三个人去，不然回去说不清楚。”
王建浦的说法，他和以前考察广东时结识的许多朋友现在还经常有联系，总体的感受，广东人的那种压抑着的深沉感觉马上就要爆发了。
想想也是，经历了整个八十年代特区跌宕起伏的风起云涌，珠三角地区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鲜花和荣誉自是纷至沓来，但也是身处非议责难的漩涡，在风口浪尖上踯躅前行。而今随着大环境的风云突变，原来意气风发的特区走到了失意，甚至绝望的边缘，本该温暖的南方陷入了严冬。
“臭得很呐，现在的广东。”王建东接话，说道，“我有同学在广东，说广东人现在正个个背负着沉重压力，自认‘臭到不行’的。他们经常这样自嘲：香三年臭三年，香香臭臭又三年。”
王建浦长叹一口气，感慨道：“是的呀，内忧外患。所以讲，那接下来我们上海到底该哪能弄，浦东开发开放到底该哪能弄，现在还不知道，或者说是看不清爽这样的局面要持续多久啊。”
场面一下子冷清。火锅里的水已经烧开，剩下的菜已不多，“咕咕咕”有气泡顽强地不停冒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