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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绝不可以长期糊涂，若长期糊涂就会象被烟熏醉了似地，头重脚轻，不辨南北，而且这感觉远不比熏醉了那样短暂，渐渐地就成了一锅粥了。
现在细辨起来，当初我与领导之间的关系虽或许不过是自我感觉良好，但至少有一点儿可以肯定：那一段的领导与领导之间似乎还是团结的，或者之间都有大的气量或者有一方占有绝对的优势，就会有难得的平静。
平静的环境对人是有益的，我那个时候是绝对平静不存任何非分之想的，典型的表现就是对于自己的工作从不挑肥拣瘦，只怕工作做不好。
或许这样的环境本就不易滋事，也或者与我的勤奋兼而有之，而让我的碎话不惹人注目或者能够轻松地获得谅解，但绝非不说碎话。典型的自我感觉良好，颇有点儿自恋的味道。
但待领导们之间发生了分歧，境况就大不相同了。这个时候日子最好过的当数一般干部和高层副职，如果不想介入其中，尽可以游哉优哉，不过，到分羹的时候自也轮不上，哪里只有只吃桃子而不摘桃子的理儿？甚至有的高层副职会被斥责为缺少政治敏锐性，既混同于一般干部不作斗争，此时亦不妨混同于他们游哉优哉做个清净闲人了。
当然参与其中者还有更惨的，一时间声名狼藉，赌上了一生的前途。这类人或者有极深的背景或已然看不到了前途才放手一搏，但共同的特色就是赌，过高代价的赌徒。
话又说远了，原本提这事的目的是说一般干部或高层副职至少在表面上还有回旋的余地，而首当其冲日子最难过的要数部门负责人了。
倒非指工作有怎样的难做，只要有一个好心情，曾被人极力渲染难办的事咱也见识过，不过要尽力，累却累不着，难做的是汇报。
偏又那一阵子县里的会多，隔三差五就要开会，而且都是至关重要的非要党委政府许可才能完成的任务。
我不妨这样讲当时的窘态：最害怕接到开会通知，应该说，从接到开会通知的那一刻起就开始考虑会后到底要向谁汇报，若是向镇长汇报吧，书记必定是要知道的，倘若他知道了以他的脾气肯定雷霆万钧，一怒之下指不定就能摘掉你原就不大的乌纱帽。这事不是没发生过，有谁还敢不战战栗硬拿热脸往冷屁股靠？
若是向书记汇报吧，镇长肯定不同意，又要一二三四地列出许多意见，意见多倒无所谓，怕就怕这些意见与书记的不一致，而且镇长是负责抓落实的首长。
县里的领导当然不会顾念镇里的情况，虽然他们只负责业务领导，但他们所压下来的任务还是必须要完成的，否则，年终考评落到了全县的后头必又会是一通责任追究了。
两难之下就不得不应付了，尽管我知道应付是无法完成任务的，但我谁也不想得罪，反过来说谁也得罪不起，只好杂耍收银员似地四处打躬作揖了。
这或许还是过多顾及工作的缘故，也曾见个别人甚至连钟也不撞年终照拿大红证书。若是那样的话，或许就不会出现咱们前面讲述中曾提及的那一段。
若论起私交，我与镇长之间的关系显然要比书记更紧密一些，不仅因为镇长来得早，而且作为分管领导的镇长无疑比书记更会笼络人心——他坚强中时常流露出因不满而产生的悲观失落的情绪，那一刻，他似乎是无助的软弱的甚至比不过一般干部的日子好过。
我当初还不具有把这种情绪的流露当成一种处世技巧的水平，人都有同情弱者之心，我因为同情所以更乐意接近他。
人在不少的情况下还是该信一点儿报应的，待在文化局再次相聚时他对我的表现就不能不说是这一段情的回照。
至于我们之间的闹僵，则完全可以说成是一次偶然。当然，也有人认为是因为书记的缘故，或许书记对我的好是出于与镇长对立的策略，但我更相信书记更多注重的是工作和人品，因为书记从不肯沾公家一点儿便宜，不止我一个，有不少自封为诸侯的小部门都吃过他的闭门羹。
说起这次偶然居然改变了我的一生实在让人闹心，尽管这种改变也说不上好歹，如果没有这次改变，或许我会经不住诱惑而进了监狱也说不准，所以有不少事经不得假设，最好别假设，徒劳。而且即使再闹心也闹不过当初，当初我或许已达到了闹心的至高境界：浮躁、坐立不安、脑袋如同麻醉了似地没有一丝创意。
当时，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我认为就是喝酒，中午喝，晚上也喝，喝醉了，任尔东西南北风。
喝酒需要找对象，可我偏偏找错了对象——我知道他是镇长的嫡系，而实践证明他却是反复多变经常背叛的人，尽管这种人经不得时间的推敲，但他在极短的时间内绝对能够成为一个虔诚的信徒。这或许是这类人共同的特点。
那一天，有这么一位找我办事，恰逢我在陪县里业务部门的领导就没有听清他的问话只敷衍了他几句，他居然跑去镇长那里告我，兴许因为心情的缘故，镇长训斥了我。
在这里还是要多啰嗦几句，长时间哪怕是自以为的政绩往往也会让人产生切不可有的傲气，而且这种傲气往往不是故意的而常常于不自觉间滋生。
我显然沾染了傲气，沾染了傲气就听不进不同的意见，哪怕是善意的批评也能够产生对立。
镇长的训斥无疑让我愤怒，尽管镇长意识到自己的失态立即暗示了歉意，但还是让我难以释怀。所以，当镇长让我尽力为告状人办事时，虽然我也觉得此事可办，但还是想方设法推脱。
镇长这次真的恼了，迫于压力我只能勉为其难，心情却可想而知了。
事后才了解到这人居然在顶名替镇长办事固然是最根本的原因，但也不能忽视我非拽着喝酒的这位的原因：酒间免不了牢骚，尽管这些牢骚酒后连我自己也记不清了。
问题就出在了这些牢骚上，因为镇长很快就知道了这些牢骚的详尽内容，我原以为我的酒量早已喝醉了这位，岂不料这小子居然把酒全倒进了我的水桶里，肯定是他，别无他人，这是个无需争辩的事实。
现在看来，镇长还算是个有涵养的人，他只警告我不要嘴太碎。
然而，正是他的这个多用于犯人身上的警告让我变得甚不理智，我向其递交了辞职书，他当然没批，而是当着我的面撕毁了，我们不欢而散。
实际上，人一生对自己有至关重要的事并没有多少件也不需要有多少件，有时候甚至只是一件不需要太大的事。
之后，我们之间开始不冷不热起来，或许又是感觉，反正我这样认为。
再之后的事儿我们没有必要重复，只说当时的“碎话”并不代表我真实的想法，应该说，我当时几乎是木然的，根本不可能有嘴里说出来的那样恶毒的念想，甚至没有思想。居然……代价太过惨重了，仅仅因为几句碎话。难道又是感觉而碎话就不具有这样的破坏力？
人总习惯于事后去总结原因，而且总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套看法。虽然不能说这种总结毫无益处，却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惰性。为什么不能于事前而非要于事后呢？除了为了下一个事前的原因之外，更多的还是在寻找一种自我安慰吧。
不要说人自身存在无法克服的条件或者实在太难吧，我们的目的似乎不应总停留于此，而应该以更加深邃的目光关注事件的后果。
当然，我前面讲述中所记录的事件的最终发生并非完全因为这些小碎话，还有咱们所提及的我挣扎的过程，或者多者兼而有之，问题是它实实在在发生了而且让我实实在在感受了。
这种感受理所当然最容易激化人的蜕变，尽管这种蜕变是缓慢的有时候甚至是不易察觉的，而一旦它从意识中显现出来，就会让人产生浓郁的隔世为人的新鲜感。
——人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固然是重要的，但人终究还要做点儿什么，为了别人，哪怕是待你离去后人们或许不会再记起你。
人做点儿什么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难，难就难在总难随人愿——好事并不一定被人理解为好事，坏事人们也不一定非要深恶痛绝，虽然冥冥之中是非标准还是明确的。
那一段，我似乎得到了升华，浑身充满了力气和勇气，而且我也是幸运的，有幸做成了前面讲述中所提及的几件事。人是完整的，不可以划分的。但为了咱们说话方便，我不妨说这种得到了升华的感觉一直持续到我去找那位欣赏我的邻县老书记。
但我不是神，这种升华无疑是不牢固的，难免要有骚动，而且逢有情绪波动就会发生，越来越强烈地表现为我刚才所讲过的表明或许自己选错了职业的那种状态。关于这一点儿，应该不难从前面的讲述中准确地找到。
其实，人的思维不能实现突破通常就是因为思维受到了限制，虽然这种限制是不明显的因为人的意识的疏忽而显得若有若无，但它却始终存在着，人的思维就是在这种限制与反限制中发展着，所以才会有“豁然开朗”的说法。
限制是客观的，而反限制则需要人的意识通常是困难的，也是人产生郁闷的重要因素之一。
之所以如此说，则因为反限制也有被压制的情况发生，当人的视野被固定地限定在某一个范围时，两者的斗争就会因为对环境的广泛认同而趋于弱化，弱化了的思维我们不妨称之为假静止。
处于假静止状态的人一般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常表现为固执己见。
而及至我与前面讲述中所提及的县长有过一段交往之后，我的视野或者说思维显然地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当真是一级有一级的水平，上一个层级对下一个层级的冲击应该是人思维变化最强有力的冲击。
之前的关于领导者因其高高在上而猜测并因猜测而将其神化的做法无疑经不得“领导也是现实人，而且首先是现实人”的认识的冲击，而只有将领导者人为地从神坛上放下来时，我的思维才发生了变化：不再有盲目地崇拜和奴颜媚骨。
是的，诚如县长所说，凡事不可着意为之，任何事都有着其必然的内在联系，内在联系不可违呀。
认识到了这一点儿，我渐渐地就能做到不卑不亢，应付人际关系时不会再感到羞涩。
之后，我经常能够看到自己从容自裕的样子，那里面透着潇洒。
对，从容自裕就是一种潇洒，只有做作和卑躬奴膝才是拙劣的。
虽说醒来时竟是南柯一梦，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应如此，而绝非要靠单纯的三把韭菜两把葱来维系。
卑躬奴膝本身就是对人的伤害。人是有感情的，不卑不亢，但必不可以少了礼。或许这个认识过程就是人的成熟过程，倘若我能够及早地认识到，那……
但这却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客观过程，相信所谓的天才必没有这个过程，至少也应该短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