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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自己带，一千、两千不等。
支书们却不干了，既然都去一个人，我们村再大，也不应该多掏钱。
这些不开窍的蠢货。副乡长骂着，却忙安排“片三”去暗示，难道你们就不想着顺便出去看一看？
副乡长要求暗示，“片三”却直接把话挑明了，支书们虽仍想不通，却开始沉默。
此时，刘老蔫儿因为我们村的最先发展又受到了领导的重视，自是要拿两千的。刘老蔫儿就不象其他村支书那样，在他看来，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这是一个领导是不是看重的问题，说到家是一个档次问题。刘老蔫儿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说的，因此惹得他的同行们直冲他翻白眼珠儿。
翻白眼珠儿有个毬用？没见识的东西。刘老蔫儿心里骂着，已是不敢再说出口，因为他明显意识到了群情激奋，尽管副乡长一个劲儿地表扬他。
且不多说碎话，单说多次反复外出的结果，支书们的确被调动了起来，众口一词地说好，却没有一个人自告奋勇地去组织，连刘老蔫儿也破例坐到了会场的最后排，或许他明显感到了自己的无能为力？我无法想象他当时的神态和心情，但他当时没有主动请缨却是实实在在的。
没人肯干，便制定政策，重奖。重奖的钱自要由各村出，提留受到了中央政策限制，便用义务工找补，以资代劳。
重奖也没人干，书记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误，决定用下一招，即“请进来教”。
“请进来教”，就是请人到乡里现身说法，宣传大棚技术及其效益。不要说大棚的效益，单是请来的这些先生的足足能够抵得上两个国家干部工资的二万元年薪就已经令人咂舌不已。
课倒是讲了，听得人也不少，一连七天，场场爆满。
听老师讲，大棚效益确是诱人，可大棚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终究没人见过，更何况既有如此好的收入，老师何苦要出来做教师呢？为什么不自己干？
人们普遍存着这样的疑问，尽管乡长再三解释说是乡政府做了如何如何艰苦的工作才把人请来，老师自己也这样说，但嘴是两张皮，谁人肯信？因此，无论乡里村里怎样发动，还是没人主动报名要干。
这时候，书记必定是想到了咱前面提及的关于化肥推广的事儿，便做出了乡里建两个示范棚的决定。棚很快建好了，据说投资六万元。如此大的投资，却不知效益到底是否如老师所讲，就更没人要干了。
不干？终究要干，一定要干，不干也得干。书记发了狠，便严令各村学乡里，每个村都必须要建两个示范棚。
他是把发展大棚技术作为政绩来抓的，就象当年的书记抓乡村企业一样。乡村企业滑落了，自有它滑落的原因，大棚是新生事物，新生事物应该最具生命力。按照这样的逻辑，书记百思不得其解。
乡里的大棚由聘来的老师种植，村里的大棚又咋办呢？承包，承包是最好的办法。承包就要交承包费，自没人要。于是，就雇人干。
大棚里种的是黄瓜，长的甚是喜人，只是到收获时已近过年，这些稀罕物价格自然贵得吓人，买是没人买，村里便用来给乡里的领导送礼，寻常百姓想尝个鲜也不可能。
花了如此大的代价，虽说是集体的，难道集体不是由我们这些个人组成的吗？有人气不过，没法，就用刀片偷偷地划破了薄膜。黄瓜是娇贵植物，透了风着了凉，不久就全死了。
这便是我们村第一年发展大棚的结果，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原因，逐步就开始有人不交村提留。
第二年，原定为大棚技术发展年，夏天就轰轰烈烈地着手准备。可未及准备结束，书记因抓大棚技术推广不力，县里就借乡领导任期届满的机会把他交流到了外乡。
新书记不理老书记的碴儿，我们乡的大棚技术推广就此终止。
就象评价乡村企业一样，大棚技术的推广虽然没有成功，而且全乡耗掉了上百万的金钱，却为后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书记是个务实的人，提出了“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种什么”的口号。这个口号在当时无疑是前卫的、时髦的，而且既有东西卖又有人买自然是巴不得的好事，所以人们还是容易地接受了它。
问题是，市场需要什么有谁知道？今天需要，难道明天还需要？自从市场这个词被报纸电台公开提出来之后，干部们就极力地宣传，百姓们难免要思考，因为它毕竟将与他们今后的生活密切相关。市场就是卖与买的场所，既要有卖的，又要有买的。关于这一点儿，到当时已无人怀疑。
但这东西实在太难把握，譬如我们村的露天菜果，行情总是时好时坏，除了个别人总能赚钱之外，多数人今年还在大把大把地进钱明年或者几年后便要赔进去一些。
尽管这样，村里人还是要种，恰如他们自己所说，除此之外，我们还能种什么呢？毕竟总的趋势还是赚了钱，更何况还有的人家总在赚钱。
应该说，我们村里人一直都在思考，单凭他们居然总结出了“露天菜果三年一个周期”的规律，便足以证明他们同样不乏智慧，却在看待别人总能够始终如一地赚钱上出现了偏差：他们并不认为人家赚钱是人家的智慧更胜一筹，而是认为那是人家的命好，便争相效仿人家供财神供菩萨企图求个好命，尽管事实并非如他们期望的那样。
新书记竭力反对这种说法，他说，这种现象的产生正反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现实生活中，这种不确定性便表现为风险，有投资就会有风险，而风险的大小取决于人对市场规律的把握程度，这也是一条规律。其实，人人都在试图逃避风险，所以人人都在把握规律，把握的好就挣钱，把握不好就折本，与命无关。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就是因为对自己把握市场的信心不足，便去追求心理安慰，当然无可厚非，但绝不可以深陷其中。
3
他尽力宣扬他的观点，却没有改变人们供财神供菩萨的现实。他的口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而且用发展订单农业来控制市场风险从而解除人们对市场的疑虑和恐惧。
订单从哪里来呢？当然自己不会生腿跑来，要靠人去找。他这样说。说归说，找订单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所以好长时间他也没有把订单找来。
终于有一天，总算找来了订单，说是种植药材。种药材没人懂，也没人愿种。象他的前任一样，出现了类似情况，他首先抓的便是村干部，要求村干部自己种，然后再利用“村干部包村民小组，党员包户”的方法去推广。他常说，现在的村民硬了，村干部却软了，什么是软了，软了就是没有战斗力了。
提高村干部的战斗力是他关注的另一个焦点，与我们的主题干系不大，我们且不多说。且说由于技术的原因，当年的药材长得并不好，正待人们准备看刘老蔫儿笑话的时候，药材商赶来收药材了，出的是天价，那一年全乡的村干部都发了。
第二年，原先准备的措施没来及用，就有三分之一的村民跟着干部学了。由于有了先前的教训，大家都舍得投入，药材长得也出奇地好。临近收购时，药材商却迟迟没有来，不仅村民们急，接连几次都打不通药材商的电话，书记更急，因为这个项目曾经被省报省电台全面报道过，早已名声在外，万一出了问题……千万马虎不得。
他应该是个做事临危不乱的人，一方面安排机关干部包村农村干部包户去安抚民心，一方面亲自去找药材商。
民心倒是安抚住了，人们开始心肝宝贝似地收药材。这时候，不幸传来了，书记在外出的途中出了车祸死了，药材商再也没有找到。
后来听说，药材商破了产不知所终，据说在上一年收获药材时书记吃了回扣。
再后来，乡长接替书记做了书记，他原就反对搞什么药材，自不管书记的这些烂事。面对丰收了的药材和这样的结局，人们只能骂骂了事，发誓决不再信他们。
长期的农村干部经历让刘老蔫儿非常了解乡里的干部，或许如他自己所说，他总能摸准他们的脉，所以虽经历了无数次地干部调整和换届，他总能安然无恙稳居帅府。这是一直令刘老蔫儿自豪不已的一件事，面对他最喜欢的络绎不绝的求经者，他总能侃侃而谈。
他说，乡里的领导每一任都要选择一至两个项目作为政绩突出来抓，作为下属，对于这些项目即使非常反感，也必须要装作积极认真地样子去抓落实，即使抓不成，态度却是必须的，不过，也不要担心落后，只要这阵子风过去，就会风平浪静，因为总有些没有经验的人会极力地迎合书记的口味去做，这样，书记的政绩很快会成，迎合的人倒了大霉活该，我们只要风过去了就好。乡长虽然也是乡里的主要领导，但终究不是一把手，乡长做了书记后，很快就会有所动作。
这便是其时的刘老蔫儿，且不管其正确与否，最起码我们能够看到他的变化。然而，事实仿佛非要证明他正确似地，乡长接替书记一个周后，便召开了全乡干部大会，宣布今后一个时期要突出抓好小城镇建设和个体工商户的发展，说二者是相辅相承的。
在这里，需要声明一下，兄弟们不要对我的讲述产生误解，我并不是反对乡领导们的这种探索，应该说这些探索都是有益的，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们处于当时的环境，或许连这样的勇气也没有。这也是我的讲述力求客观公正力求只讲述事实的原因。
再说乡长是位性情温和的男人，尽管他同样给各村下达了发展个体工商户的数量指标，考核却不如他的前任们那样严厉，因为他的着手点放在乡驻地上，他明显在学县里鼓励人们到县城居住经商的做法，制定了优惠政策鼓励农民到乡驻地盖房经商，盖房则只能盖楼房，似乎只有楼房才能真正代表小城镇的质量。
他的工作跟他制定的优惠政策一样卓有成效，不足两年的时间，乡驻地的楼房建筑面积达二万多平米，是县里下达给我们乡指标的五倍还多，原本破烂不堪的小城镇居然真的象个城市的样子了，期间当然也有招商引资和乡办企业改制加入的因素。
他当然知道，小城镇建设不同于其他项目，必然会受到资金因素的制约，过了高速发展期之后就会慢下来。但这并不是他所担心的，因为按照他的预期，不等这个高速期过去，他就会调走。
结果却偏偏没有调走，不走就要做事，而且要做得象模象样。这是他的一句格言。顺应当时的形势，他又重提推广大棚技术的问题。或许果如他经常所说的“农民最难缠”，或许因为他处理药材事件所留下的后遗症，至他最终调走，大棚技术不仅没能推开，连原先发展起来的数量不多的几个也被人推到了。
从这一点儿上讲，他又是失败的，相信在他事后回想起这段时光的时候，必定会悔之莫及，因为他不仅白白免掉了几位让他在发展小城镇时视为干将的村支书而让他们视为仇敌，而且也让全乡通过以资代劳的方式增加人均上百元的负担，并且让他的仇敌们以此为借口大肆上访大肆败坏他的名声。
应该说，他的调走，在他的几位同行中是最不光面的，尽管纪检委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经济问题，传言却是沸沸扬扬，经济问题、女人问题、连“扒灰”的说法都有，维描维肖。这直接影响到了他的安排，据说原准备调他去县局做部门正职，事实上却只安排他去某个小部门做了副职。
据说，他为此耿耿于怀，好长一段时间没去上班，到人们再次见到他时，早已瘦脱了相，说是因为气而百病缠身。但据刘老蔫儿后来在县城碰到他后回来说，此人虽有些低沉，精神头儿还是蛮好的。
很应该感谢这些老领导为我们乡结构调整所做出的这些有益探索，应该说，正是这些有益的探索为我们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但当时我们村之所以跟其他村一样没有及时地融入这些探索，跟其他村一样，既有人为的因素，也有客观原因。
事实上，几乎与这些探索同步，露天菜果的好行情居然维持了如此长的时间。象我们刚提及的总能赚到钱的那种人在跟大家一样感到欣喜的同时，隐隐也感到了某种不安。
不安归不安，却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市场这东西确如已去世的那位书记所说，具有不确定性，就象一匹烈马，温顺时尽可让人享受乘骑的乐趣，一旦起了性，就烈得让人无法控制。
关于这一点儿，他们已从最近的几个变化周期中明显感受到了，这个周期中的坏行情变化的幅度无疑越来越来大，持续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虽如此，除了少数的譬如我父亲这种平日里闷声不响只顾追求安全的颇有点“小瘪三”意味却经常在事后才发现他们原来是正确的人，在悄悄地通过适当增加粮食种植这种被动应付的方式来企图化解风险之外，多数人还是在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静等着这个周期的到来，在他们看来，来与不来终究还是不一定的事情。
这种表达方式或许并不是太恰当，因为不少事情在发生之前或者发生的过程中并不能象事后那样准确评价，有的往往还只是预感，而且事情的果真发生往往是悄悄的没有人们事后评价时那样明确的界限。
据我父亲回忆说，这次对我们村曾产生过强烈影响的市场波动跟往常唯一的不同，便是临近菜果收获时，老天爷却意外地下起了雨。
众所周知，菜果收获前怕雨，因为雨水不仅不利于菜果的成熟和收获，而且容易腐烂，只要烂开了头就是一大片，所以从一开头就让人们的心揪得紧紧的。
总算停了雨，原指望可以继续卖个好价钱的人们却发现，收购的客户明显比往年少，价格自然要低于往年，而且在我们村要计算效益必须注意盲目投入的现实，因为村里人根本不懂得大学课堂里教授所讲的投入临界点问题，他们普遍认为，只要有高投入必然有高产出，而不会意识到因超过临界点而造成的浪费。由于持续“高”投入终带来了产量的提高，抛去烂掉的部分，总的算起来，当年即使没有多大赚头，赔却也是人们心理上所能够接受的限度。
这分明已明确地告诉人们，新一轮价格下滑开始了。按照以往的经验，价格下滑并不可怕，只要能够如此坚持两三年，自然就会过去。所以人们根本无心去听刘老蔫儿在村电台胡乱说了些什么，仍然按照自己业已形成的便难改变的习惯去干。果然，此等状况如人们所料地持续了三年。
到第四年的时候，人们料定价格必定要上扬，就都加大了投入。刚开始时，价格确是喜人，可这喜人的价格只维持了两天，就突然下滑，渐低落至收倒不如扔掉的程度。
如此有违常规地又持续了两年的时间，尽管乡政府为了防止类似情况，投资或引进外资兴建了十几座可用于储存保鲜的恒温库，但远远满足不了储存的需要，更何况有几座譬如供销社那座也就是我后来购买下来的那座，早已因效益问题转产为海货批发，而且商人总是以盈利为目的，有谁不愿价格下跌而降低储存成本呢？既如此，村里人便只有等、靠、听天由命，结果自然很快就接近了人们的承受能力。
逢有这样的情况便容易出事，越担心出事，偏偏就出事了——村里死了人，而且是两个，而且都是一家的：先是阿龙他爹，后是他二大爷，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人。阿龙他爹是自杀，而他二大爷却是死于意外，起因都是因为菜果。
先说他爹，由于菜果的收获不同于粮食，最费人工，且有时间限制，若过了期，不仅会误了市场，而且影响后续生长。所以收获时，村里人都要雇工。
那年的价格不好，雇工却贵得惊人。按照惯例，阿龙他爹便要去雇工，他娘却死活不同意。
村里人常说，人在死前总会有些征兆。象阿龙他爹，刚才曾提及，一辈子惧内，那天偏偏要作一回主，既然婆娘不同意，就背着婆娘去雇了十几个工，婆娘生气，当着外人的面也不好说什么。
菜果收获期因为忙，村里人吃饭便要简单，常常随便吃点儿什么了事。吃不好饭往往就容易上火，此其一；其二，菜果的价格实在让人揪心；其三，雇了工便不同，最起码的条件便是要让人吃饱，由于没时间做，通例是吃油条。
菜果价格好的时候，没人会计论吃的，这时候，阿龙她娘就觉得这些雇工特能吃，而且伺候他们还要费工夫，便不停地指桑骂槐，阿龙他爹窝了一肚子火不便发作，直憋得两手抖动不停。
及至晚间收工结账的时候，当天卖菜果的钱居然不够雇工的钱，阿龙他娘更火了，泼劲上来唠叨个不停，因要以菜果抵顶余下的工钱而对方不肯与人吵了起来，最终还是地邻给劝了架，婆娘便让男人回家取钱。
男人甚觉没脸，趁取钱的机会就喝了农药，待人们发现时，已经死了，连抢救的机会也没有。
据说，还有另一个原因，“屋漏偏逢连夜雨”，由于忙乱就容易出错，因为忙而忘了锁家门，家里仅有的二百元钱遭了贼，而这些钱是准备在外读书的阿龙周日回来取的，阿龙的学习是优秀的，这是男人唯一的骄傲，左思右想，竟走了那一步，却让自己最优秀的儿子再也无法把书念下去，成为不少人的遗憾。
未来得及出殡，他二大爷又出事了。他二大爷不同于他爹，是村里数得着的能人。见菜果行情不好，别出新裁地到外面的亲戚村租了一个原来用来存放地瓜的洞，这种洞就象水井一样，有八米多深，但多挖于山坡或高地，所以并不见水，然后在井底劈开十几米见方的洞，里面冬暖夏凉，极宜储存保鲜食物，又称“井子”。
菜果价格太低，终是块心病，见有所反弹，二大爷便趁兄弟的葬礼的空隙去查看自己储存的菜果。此时正值初夏，“井子”里的空气稀薄，二大爷下去后立即就憋瘫了再也没能上来，死了。
赶巧，阿龙那位在外地打工的五叔赶回来参加阿龙他爹的葬礼，见此光景，原本就性子火爆的他，当即就做出了一个非常不理智的决定：把两具尸体全抬到乡政府去！
什么鸟政府，难道出了如此大事也没人管？他振振有词地想着，已完全丧失了理智。根据他在外面打工的经验，出了大事故，政府都是要过问的。这是他此举的基础。
恰逢村里人憋了一肚子牢骚没处发泄便一同跟着去了乡政府，据说那天除了老人孩子，村里人大部分都跟去了。乡里由于还没有接到这方面的报告，不明所以，误以为是上访的，便赶忙叫刘老蔫儿前往领人。
刘老蔫儿不愧是刘老蔫儿，匆匆赶来后，几句话就把真相向乡长说明了，并保证做好工作，才让心已跳至嗓子眼儿的乡长冷静下来。
好个刘老蔫儿，跟着众人干嚎了几句“兄弟大哥你们死得好惨哪”就拉近了与众人的距离，让众人能够耐心听他边抹泪边讲的道理。——哥俩死得是惨，可能够怨谁呢？政府又没逼着咱这么做，又怎么能够怨人家政府呢？咱家死了人，人家政府为什么给咱补贴？可人家给了。想想也是这么个理儿，众人便自动散了。
难怪村里人都说刘老蔫儿具有政治家的天才，他最善于抓住最微小的却往往是最关键的东西。就这么一个原本极普通的偶然事件，又让威望日渐衰落的他有了说话的机会。他亲自抚着哥俩儿当中的老大的灵柩下葬后，即兴发表了要从此吸取教训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