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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伦斯坦这个算计是完全正确的，他就是这样调动了古斯达夫。由于害怕自己那个脆弱的同盟者被消灭，古斯达夫不得不赶紧从巴伐利亚撤退出来，并匆匆忙忙地去援救萨克森人。
华伦斯坦和巴伐利亚选侯的部队，在古斯达夫军队赶到以前实行了会师，古斯达夫面临着敌人的联合兵力，不得不退回到纽伦堡。华伦斯坦随即跟了上去，但却发现瑞典人正在严阵以待，因而认为：“举行会战的时机已经丧失，必须尝试用另外的方法。”他不敢把自己的新兵用来攻击瑞典的精兵，于是使选择地形挖壕设防，一方面使部队得以安全地进行休息，一方面则使用轻骑兵去控制古斯达夫的补给线。华伦斯坦这时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战术：对于瑞典国王的挑战置之不理，使他进攻阵地的尝试多次破产，得不到什么战果，同时，又使瑞典军队受到饥饿的威胁。这样，尽管在军事上的意义比较有限，但在政治上的影响却是很大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欧洲，都知道古斯达夫这次失败了。虽然古斯达夫并没有被歼灭，但是由于过去一系列重大胜利而造成的“古斯达夫不可战胜”的神话，却完全破产了。这就必然要削弱他对于日尔曼诸国家的控制力量。华伦斯坦正确地使用了自己比较有限的兵力，达到了较高的战略目标。
古斯达夫又从纽伦堡出发，向南进入巴伐利亚。华伦斯坦没有跟随追击，而是转向北面，又向萨克森进军。这又是一个很高明的行动。象前一次那样，他又以这个机动调动了古斯达夫，迫使古斯达夫再次掉过头来对他进行追击。不过，古斯达夫的行动也很迅速，很快就回到了萨克森，使华伦斯坦来不及强迫萨克森人单独订立和约。接着就在吕岑发生了一场非常激烈的会战。古斯塔夫利用其高素质的军队，挽回了他们在战略上的挫败，迫使帝**队退走，但是代价惨重，他本人也在战斗中牺牲。此役，瑞典军队伤亡5000余人，帝**队伤亡3000余人。”
接下来，威廉又列举了：1796年，卡尔大公进行的莱茵河－多瑙河战役；拿破仑在1796年、1797年和1800年进行的三次意大利战役；拿破仑在1805年进行的乌尔姆战役和奥斯特里茨战役。
进而指出说：如果把战略和战术结合起来加以研究，我们还可看到，上述所引的大部分战役或会战的例证，可以分别归并到两种类型中的一种。第一种类型，其特点是采取从容不迫的防御战略，先作有计划的撤退，而后转入战术上的进攻。第二种类型，其特点是实行战略性的进攻，以便使自己处于控制敌人的有利态势，而后在威胁敌人后方的情况下转入战术上的防御。这两种战略战术相结合的方式，都是一种间接路线，它在心理方面的根据可以用下面这句话来表达：“引诱敌人落入陷阱。”
在攻势战略中，间接路线的表现形式，通常都是把部队开去进攻敌人的经济性目标，也就是说，用去进攻对方国家或军队的补给源泉基地，做到“攻其所必救”。
从近两百年来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量战役中，我们看到，采取直接路线获胜的例证是如此的少，采取间接路线获胜的例证又是这样的多，因此，很自然地要得出一个结论：间接路线和直接路线比较起来，前者实在是最合理和最有效的战略形式。
由此，我们又可以推论出两个结论：一条是消极的，另一条是积极的。第一条，任何一位统帅，对于已经据有坚强阵地的敌人，决不可以进行直接的正面攻击。第二条，必须首先压倒敌人的抵抗意志，而后才能对他实施进攻。
最后，威廉把对俄作战的两套方案和自己的理论联系起来，说道：按照施里芬伯爵的作战计划，我军以东普鲁士作为前进的兵站，迅速占领涅曼河两岸的土地，并在明斯克和布列斯特要塞之间的铁路线上建立坚强的筑垒阵地，而后依托涅曼河向前线运输辎重和粮草，等待俄军的反击。
此方案中，我军虽然会遭受俄军两面的夹击，但却可以利用内线以及防御的优势，并无太大风险，而且以最不济的情况看，即便东普鲁士被俄军占领，我方依然可以通过水路向前线运输物资，事实上这种可能是极小的。
战争一旦爆发，西部波兰人民必会揭竿而起，袭击俄国驻军，只要我们能切断他们的退路，那么便可以以较小的代价获取全面的胜利。
反观第一套方案，我最担心的是驻波兰的40万俄军在遭受一两次战术失败后果断退走，如此，我们将失去整场战争的先手，此后的任何胜利都必须依靠艰苦的战术进攻去获得。要知道，我们在1866和1870年的两场战争中的胜利，都是依靠绝对的优势兵力，同时配合更为先进的后镗枪或者更为完善的炮兵所获得的。
所以，我很怀疑，在军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我方能否通过连续的战术进攻击败俄国。
我们需要的是一场迅速的决定性胜利，并以此在谈判中获得优势地位，做出对我方有利的边界调整。
这便是我支持施里芬伯爵方案的全部理由。
《波兰战争的战略目标》其实是威廉写给瓦德西的一份备忘录，不需要在参谋中间进行讨论。
威廉提出，应通过战争获取里加——基辅——第聂伯河以西的全部俄国领地，以此为基础建立由哈布斯堡家族为王室的**的波兰王国，并和奥地利以及匈牙利形成天主教共主邦联。
德国应当从奥国获取波西米亚作为补偿。
当战争中遇到困难，德国应在西线向法国做出某种妥协，以尽早结束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