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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江春水到双桥村开两委联席会议的时候就说过，把新村部建起来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在这之后一鼓作气的探索出一条推动全村脱贫致富的新路子。
在他看来，建好村部大楼是最不重要却也是最重要的。其重要性在于，通过这件事情，他可以在双桥村两委一班人当中树立一定的威信，而潘保义、潘德辉等村干部也能借此传导给村民们一个“他们这届村干能干事、干得成事”的强烈信号。
干群众工作与带兵打仗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无论是商鞅变法所用的立木为信，还是孙武统兵所行的斩妃之法，至于当前的农村工作其实都有不小的借鉴意义。借助小事树立威信、提振信心，后边做大事时就要容易凝聚人心得多。
但建个新村部大楼，终归还是形式多过实惠的。虽说它也具备一定的便民服务功能，但要想通过一个村部大楼就让全村人获取实惠，进而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无异于天方夜谭。从根本上来说，要想让一个落后地区实现质的变化，最重要的莫过于发展经济。只要腰包鼓了，一切都好说。要是腰包是扁的，谈其他的任何东西都是画饼充饥，做不得数的。
江春水最早的想法是搞富硒农业。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国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营养保健得意识也是越来越强。而既健康又安全的富硒农产品正好迎合了这种消费需求，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富硒食品市场可谓方兴未艾。
江春水曾做过细致的调查，发现国内缺硒的形势要远比预想中的还要严峻。
从地域面积来看，全国7％以上的地区缺硒，0％左右的地区土壤严重缺硒，主要粮食产区几乎都缺硒。由于土壤缺硒，导致作物及养殖产品缺硒，人体通过饮食对硒的摄入不足，进而形成一个缺硒的食物链。按保守估计，全国至少有近8亿人处于缺硒的状态。从地图上来看，自东南向西北的严重缺硒带足够触目惊心。而双桥则具备发展富硒农业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江春水请县农业局的专家过来看过，发现整个双桥村绝大多数土壤的硒含量均超过0.4mg/kg。在这样的土地上种植出来的蔬菜水果的硒含量相当可观。只要运作得当，变分散为集约，将规模搞上去，把品牌打出来，延伸产业链、打造供应链、提升价值链，形成产供销一条龙的产业体系，发展前景不言而喻。
不过这个想法却没能获得以潘保义为首的一干村干的认可。他们反对的理由很充分，说这些年来，政府发动群众搞的产业不在少数，砂糖橘、沃柑、罗汉果、百香果、猕猴桃......水果、蔬菜、药材，几乎能尝试的都尝试过了，就没一个是能搞出名堂的。
归根溯源，一个是受地貌环境的制约。双桥多山，可供开垦耕种的土地并不多，且相当分散，发展种植业不具备规模化集约化的条件。二个是当前田地基本都承包到户了，自主发展意愿强，个搞个的，很难统一意见集中发展某一样产品，产业发展呈现多元化的特征，难以实现产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一村一品”产业格局建设难度大。而产量上不去，品牌化的路子就走不通，进而导致难以形成卖方市场，最终的结果就是农产品的价格波动大，农民辛苦下来，赚不赚钱全凭运气，没有丝毫主动权可言。
当然在潘保义等人看来，最大的问题还是出在政府身上。
一方面是“重政绩、轻实际”的问题相当突出。地方政府简单化、机械化的理解和执行上级政策文件，脱离当地实际盲目跟风，直接导致许多兴农、支农、扶农措施浮于表面流于形式，甚至反过来严重打击到了农民发展产业的积极性。最常见的，就莫过于“管种不管卖，管苗不管果”。比如：前两年，省里发文鼓励种植沃柑。乡领导从县里开会回来，文件尚未看完就召集支书、主任开会，又是给补贴又是送果苗的，当年全乡就新增了近万亩果林。结果三年后，全省各地的沃柑集中上市，原本行情尚可的沃柑价格瞬间跌至冰点。一时间哀鸿遍野，满大街尽是拉着沃柑找销路的果农。这时候，原本一直鼓励农民大种特种的政府却悄然隐身了，在市场疲软、滞销严重的情况下毫无建树，无动于衷。果农欲哭无泪，未采摘的鲜果任由其烂在田里树上，摘下来却卖不出去的果子则只能整车整车的往河道里倒。更有甚者，一些果农直接把滞销的水果倾倒在政府大门，扯起横幅以示不满。
另一方面则表现在惠农政策执行权责不清，协调配合不强以及政策变动大。在涉及三农政策执行方面，往往涉及到多个部门。由于权责不清，互相推诿的现象屡见不鲜，往往是为了获取几百块钱的补贴，群众就得跑上好几趟。而许多仓促上马的项目政策，一年下来几易其稿，现政策与原政策出入较大，甚至相互冲突的问题也是相当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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