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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隐藏自己，我们无法利用这条线索来逆推关于他的任何信息，如果他要求是别的什么报纸，比如《参考消息》或者《杨城日报》什么的，那么我们至少可以从报纸的发行范围和阅读人群中划定一个寻人的范围，从而大大地减轻我们的工作量，同时也可以看出“蝴蝶”对自己的保护意识非常强烈，不希望我们或者其他人找到他。
第三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人民日报》的指定版面发表指定内容的文章，这不可能是一般的机构或者人士可以做到的，这样既可以体现我们的对他的重视和工作力度，也可以确保双方的联系渠道是官方的、安全的，是在党和政府的直接领导和控制之下的，同时也是严格保密的。
我们也怀疑，“蝴蝶”的思路是严谨和缜密的，是深谋远虑的，是考虑过其中的影响和后果的，所以他应该在零号机（第一封来信）中也提到过类似的要求，而杀害周春兰后拿走了那封信的凶手，是无法满足这样的强制性的政治要求的，因为“蝴蝶”后来又寄出了一号机（第二封来信），我们和蝴蝶联系的渠道应该还是安全的，当然也不排除其它可能性，而这也是最让人担忧的，柳子元目前就在负责这一块工作，在全国发行的报社里秘密检查人情稿、关系稿和可疑稿件的来龙去脉，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线索，没消息就是好消息。
第四就是一堆不知所云的废话，就是关于信里提到的一段话的分析，“内容嘛，就请写关于未成年的小孩子不能去扑山火的内容吧，说不定还可以救一个小孩子的命哦，这样大家就不用去学习他了。”没有人知道“蝴蝶”在说什么，具体是在指哪件事情，出于什么目的，也许真的像是沐雨尘和王启年报告的那样，至少抄写这封信的人是一个7岁左右的小男孩，而从信的内容分析，“蝴蝶”这个人的心理特征、知识阅历、社会经历起码在30岁以上，受过高等教育，这是目前令人感觉最困惑的，相关分析在组里已经有一本厚厚的书，可以出专著了。
但还有一点是非常让人焦虑和不安的，是在于“蝴蝶”选择的这个要求我们回复的日期，4月1日，在我们国家当然只是一个普通并寻常的日子，但是在西方则是他们兴起流行的一个影响很大的民间节日——“愚人节”，最典型的活动方式就是人们以各种方式互相欺骗和捉弄，往往在玩笑的最后才揭穿并宣告捉弄对象为“愚人”。
从“一号机”的行文和语气判断，“蝴蝶”有比较明显的受过西方思想和文化影响的痕迹，那么他应该是知道这个节日的，那么他选择这个日子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涵义呢？是为了方便好记还是暗示着这一切只不过是一个高级而且性质恶劣的愚人节玩笑，然后下一封来信的内容里只有“四月傻瓜”四个大字，“蝴蝶”想象着我们看到信后沮丧并尴尬的表情，然后躲在地球的某个角落里哈哈大笑，就像1940年4月1日，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富兰克林研究院干过的那样，宣布世界末日的到来，引起了大恐慌。
如果这个叫“蝴蝶”的家伙真的是在开玩笑的话，那么我发誓，即使他躲在天涯海角，我也要把他找出来绳之以法，让他把牢底坐穿，让他知道一下什么叫老虎的屁股不容调戏，什么叫专政机关的愤怒和铁拳。
我叫林千军，我是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中央“猎狐行动”特情专案组的一名核心组员，营级参谋，我在组里的本职工作是拆信，非常地重要，而且我是军方代表，但是平常并没有什么用，没有信的日子我只好帮着大家做点乱七八糟的事情，像是组里的司机和打杂的，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大家都要出去忙了，所以就安排我留在组里守电话，所以我现在的工作是传达员，革命工作不能挑肥拣瘦，好在今天没什么电话，我的思路很乱，我想静静。
因为进组后很久没有和大家见面了，也许大家都忘记我了，所以还要重新介绍一下。
但静静还没有等来，沐雨尘就跑来喊我，他脸上洋溢着微笑，一看就很高兴的样子。
“小林，同去，同去，专案组那边有突破了，找到案发现场了，也锁定了凶手了。”
我也笑了，惊喜地问道：
“真的啊？那太好了！”
然后我摊摊手，指指电话，示意自己没空。
沐雨尘一甩手，招呼都不打，就直接把一把车钥匙丢给了我，我眼明手快地一把接住。
“组长叫我们去现场看一看，了解下情况，再督一下进度，他已经安排在家里章天桥值班了。”
我把钥匙圈在手指上转啊转，无可奈何地跟着沐雨尘走了。
我也很好奇，杀害周春兰的究竟会是什么人？（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