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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臣世自永,文启映天明,国朝学士立,宗祖得正兴,培后发祥远,福泽普继承,孝顺助宏开,中毓常显灵,作术可知善,邦家函安宁,千古一振圣,昌庆万年春。”
现在,六百多年过去了,三台寺秦氏一门立字派的人正步入老境,宗字派的人正在中兴时期,据说已有了得字派的子孙,这些正在出生的子孙是跑在河流最前面的浪头上的花朵。按现在人口的出生率计算,祖先给我们预备下的“排行”至少可再用一千年,遗憾的是现在的人越来越不重视“排行”了,取名字,要么新颖,要么怪异,寄托了亲人和自己的某种期望,依不依“排行”已不在首要考虑之列。祠堂没有了,族谱失传了“排行”也将渐渐被人遗忘,现在的人大至还知道有这么回事,知道自己处于长幼的哪一个层面,一百年或两百年后,同姓人相见,只要不是直系亲属,大概只好都以兄弟姊妹相称了,这是不是有失长幼有序的人伦道德?这是我的一点小小的担心。有人也许会说,什么时代了,还讲宗族观念,真是封建余孽,哈。
站在道公墓前,我并不是站在河流的源头,而是站在一条浩浩荡荡的大河的岸边,有点神龙不见首尾的晕眩。相对人类的、或者一个民族的历史而言,秦氏算什么呢?秦氏中我的家族又算什么呢?面对历史,个体显得多么无力,历史向来是只留下普遍性而泯灭个性的。那么我的追本溯源意义何在呢?
我只是想证明一条河流的存在,它存在过并以旺盛的生命力继续存在着,我只是想稍稍揭开历史笼统的面纱,让人们看到它琐碎的真实面貌。个体容易被历史抹杀,但个体并不因为这种命运而失去存在的意义,有意义的历史由有意义的个体组成,缺乏个体的历史是苍白的。反过来,它也在证明我,我的生命不是无缘无故的,我的某些性格特征、我的精神、情感来自它的喂养和滋润,这就是生命的归依感。所以站在这条河边,我心怀敬畏和感激,我情不自禁地要去关注它,用有限的文字描述它的无限性。
繁华与荣耀已不复存在,但在杨林,秦家仍是一个颇有势力的大家族。走进三台寺,随便找一个姓秦的人,都能给你讲一串秦家的故事,讲几个秦家的人物,特别是秦家八大房的故事,流传下来的最多。启字派的祖太公启皇生映辉映斗两个儿子,映辉公生了八个儿子,依“天”字派分别取名为“元、照、吉、祥、庭、谋、根、台”被后人称作“八天”现在三台寺的秦氏子孙,几乎都是“八大房”的后代。
我家是第五房天庭公的后人。我曾写小文老太公轶事,讲的就是我爷爷的爷爷朝梁公的故事。梁公身长七尺,重达两百四十多斤,肚腹满如鼓,凸起可平稳搁放酒杯,让人想起弥勒佛的形像。梁公医术高明,名动归、兴、巴三县,却有一个不雅的外号——毛猴,家乡把做事粗心大意的人叫“毛搞神”梁公的“毛”跟他的医术一样出名,在家乡可能要传为千古笑谈,而他的“毛”又大多与他嗜酒有关。给人看病必须先看病,如果先喝酒,就会喝了就走,忘了看病。给他吃烟,走时就拿走了烟袋。叫他到坡里牵马,绳子拿回来系在马圈里,马儿却还在坡上吃草。一次给同宗兄弟露池公看杨梅疮,其家人再三嘱咐他出去别说,可能又喝多了,一出门,别人问,梁先生又在忙什么啊?他张口就说,我给露池看杨梅疮!弄得在后面送他的露池公好不尴尬。在这些事上糊涂,可在文字上,梁公可一点都不糊涂。马保长在走马岭上悬对:“马保长骑匹跛脚马走马岭上走,马靠。”一个月,没人能对上。梁公听说,当即对道:“牛贩子拉个揸角牛打牛池中打,牛嗥。”酸秀才向某出对难他:“喜气盈亭闹花庭”他出口就对:“口含稀屎无文章”让向某闹了个大无趣。还有诸如“金饭银饭金银饭,真种杂种真杂种”之类的笑话,已属家丑之列,不可外扬。梁公的对联不见得有多少文彩,但却充满了黑色幽默。我非常喜欢这个以医术和湖涂闻名于家乡的老太公,他骨子里的豁达与诙谐,使他更像一个老顽童。
秦家祖上做官以武官居多,但耕读传家的祖训一刻也不敢忘。秦家子孙无论贫富,耕种之余,以读书为务。“天”字派以下,有二十几位公公考有顶子。秦家人办红白喜事,不问接了多少钱,而问接了多少顶子,接的顶子越多,自然这事就办得越排场越体面。东山公贩纸到夷陵,看到别人考学,便也走进考场去试一试自己的功底。谁想一考就中,东山公把功名以五百块大洋卖给了一周姓子弟,依然做他的纸贩子。凤山公考武科,耍的一把刀重九十六斤,考试时刀从背后掉到地上,东山公一个海底捞月把刀捡起来继续耍,考官问这一招叫什么?东山公从容地答道,这叫浪里捡柴。
解放前,三台寺最有名的人物要算秦子高了,子高是其号,其大名叫学威,他是地方一霸,至今在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歌谣:
“天见子高,昏昏沉沉
地见子高,草木不生
人见子高,有死无生
官见子高,异口同音。”
子高真有歌谣唱的那么吓人吗?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主们,大多有一部辛苦的发家史,子高的威望和财富,也是靠一步步的奋斗得来的。他的父亲朝人与梁公是堂兄弟,从小家贫。子高和其兄京伯两人既无钱读书,便游手好闲,到处惹事生非。有一次不知为什么事惹恼了我们的老太公梁公,把子高痛打了一顿,叔叔教训侄子,本无可厚非,但梁公看他们生活困苦的情形心里还是过意不去,于是许诺给子高三根大杉树。子高当时尚只有十五、六岁,有点不相信老太公的话,回去跟他爹说了这事,他爹说,既然叔说给你,你就去砍来呀。那三根大杉树真是大,每根都有近米宽的直径。子高父子三人用三根杉树的木料做了几幅寿木到巴东去卖,赚了一笔小钱,以此为本钱做起了寿木生意。没想到做发了,置地做房子,在族里伸直了腰杆。从此有一点余钱便用来买地,几年时间,大半个三台寺便成了秦子高的家产。有了钱便有了势,秦子高广交朋友,家里来往的都是县里乡里有头有脸的人,三台寺窝子里整天雾气沉沉,因为他们家客人太多,厨房里十几个灶台上蒸的煮的从没歇过火,来来往往吃饭的人川流不息,酒臭肉香弥漫在他的三个大天井屋里,终年不散。后来子高出任伏羲乡乡长,别人在那里当乡长不是当败了,就是被杀了,子高却在那里当红了,被升为县参议员。回乡时前来贺喜的人前面已到三台寺,后面的人排到了山那边的白鹤洞村,坐了一千多桌。秦子高有三百多担租课,一担十斗两百斤,也就是一年有六万多斤粮食收入,这点收入何以维持他家巨大的开支?到后期,秦子高已不是靠地和生意发财,而是钱生钱的高利贷。子高发行所谓花票,实际上就是他印制的“秦家货币”
这样的一个人,他自己的生活却简单得很,他和家人穿着老蓝布衣服而非绫罗绸缎,住的土房子墙壁没有粉刷,房子里也没什么象样的家具。每次出门,远的时候坐滑杆,近处便挎一个布口袋自己去,口袋里装一个墨合子一支毛笔。子高又黑又高又瘦,却力大无比。不怎么爱说话,平常无事总爱端一根长长的烟袋蹲在他家大门楼子前的坝子里,一蹲就是小半天,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大概怎么也没想到在即将到来的时代里,他将作为三台寺最大的恶霸地主被人民镇压,怎么也没想到他的儿子们一个成了被政府养活的老光棍、一个逃亡不知所归,读了许多年私塾的女儿在乡下过着普通农妇的生活。
就在子高家日益兴旺的同时,梁公的几个儿子正在以不同的速度败坏祖上的基业,我爷爷的爹就是一个出了名的赌博佬,药房、榨房、鱼塘等都被他先后输掉,到爷爷这辈人,只有靠租种子高的土地为生。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败家容易置家难,一个曾经打锣吃饭的大家庭,几十年时间便衰败得不成样子了。而我们这些子孙却因祸得福,得以在新社会以光荣的贫下中农身份谋取到许多个人利益,造化弄人,福祸难以逆料。
现在的三台寺与其他的山区农村没有多大区别,因地处偏僻、又是高山,显得更贫穷、更荒凉。秦家子孙在这片冷落下来的土地上继续着他们归于平淡的农民生活,他们无权选择什么,只能最终被历史选择,成为它琐碎的枝微末节——注定被时间的黑洞吞没的灰尘。
到三台寺,落脚在朝圭公公家,他是八大房幺房的子孙,所以有很高的辈份。他带我们去看了子高的屋场,现在那里是一块平整的苞谷地,丝毫看不出人居住过的痕迹。“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尚是有物可凭的悲哀,这里可是连墙脚石都没有留下一块。倒是圭公的百年老屋引起了我的兴趣,这是过去的架子屋,整栋房子先用大根大根的木料做架子,木头之间全用榫头衔接,不用一根钉子,这可是古老的木工工艺。架子树好了,外墙垒上土砖,隔墙装上板壁,房子就做成了。这样的房子只要木头不朽坏,住一千年也不会坏,其实这就是现代建筑中所说的框架结构。后来又去看了京伯的老屋,那是一栋有四层楼的土房子,九根顶梁柱方方正正十多米高,可以想象它们作为树的形像站在大地上的伟岸。
走在废弃不用的笫三层楼上,在烟火满面的柱子之间穿行,心中生出许多奇怪的感觉。想到骡子趟的道公坟,想到碑上那一串串祖先的名字,想到此前看过的老房子旁边那遍山的秦氏人的坟茔,仿佛他们的幽魂一路尾随我寻访的足迹,全来到了这老房子中,他们没有形体却富有质感,在昏暗的空间里飘来荡去,和我一起寻寻觅觅。在三台寺,这样的老房子已所剩无几,这一栋大概是保存得最为完整的,祖先的魂灵如果想找一个歇息的地方,后世子孙如果想找一个忆旧的地方,这里再好不过了。
究其实,我不过找到了几座坟墓,几栋房子和一些散落在民间的传说而已。我不知道这对与之不相干的人意义何在,这是人的生活在彻底消亡之前仅剩的余渣,我用满腔热情把它们握在手里,仿佛真的握住了自己生命的来龙去脉。总有一天,它们会彻底消失的,我们也会,想到此,很深的疼痛便穿胸而过。穿过历史的烟尘,我能稍稍把握的,除了自己还是自己。
疼痛是暂时的,心中更多的是对生命的坦然,因为时间之手就是这样无情,它不动声色地抹去一切,这是人类共同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