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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到杨先瑜的名字，是在民间文化的调查表上。
一个老人，一个人生活了一辈子，写了很多诗词，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
有关人员这样介绍他。
这位在深山笔耕不止的老人，是什么在激励他？他有着什么样的人生？我一定要去见见这个人。
七月流火，被山里的清风消解。同伴的摩托车在简易乡村公路上巅跛，上山，下山，再上山，不知转了多少个弯，终于到了杨林桥镇的凤凰岭村。
一幢普通的青瓦盖顶的土房子，座落在一个小山坳里。屋前竖着五棵笔直的塔柏，屋后松柏杉连成一片苍翠，一片静寂。场院里没有鸡鸣狗吠猪叫，随着我们的招呼声走出来的，是一个清瘦的老人。老人的衣着显旧，但不邋遢，如果没有前面的介绍，只是路上偶遇，我也能从他的身上看出书卷气，这就叫腹有诗书气自华吧。对我这个不速之客，老杨一脸茫然，自我介绍之后，老杨舒展出一脸和蔼的笑。
“你就是梅子，我见过你呀。”这次轮到我茫然了。“屈乡文苑上有你的照片，不过真人好像瘦一些。”
原来，他是村里的义务邮递员，二十多年来，村里的书报杂志信件都送在他这里。我们的每一期屈乡文苑他都会一篇篇仔细地看过。
三间土屋，堂屋里堆着几包肥料，一堆刚从地里刨出来的土豆，裹着新鲜的泥土。一张小方桌，放着书报纸笔，一台老式海燕牌收音机，收音机陪伴了老人二十多年，破旧不堪，基本只是个摆设。堂屋一边卧室，一边厨房，长期烟薰火燎，墙壁和不多的家俱都已看不出颜色。院坝里长满了狗尾巴和刺儿叶，一把锄头丢在场边，主人可能想除掉坝子里的杂草。紧挨着坝子，是老杨的责任田，一亩多地，种着玉米和大豆。
这是一个曾经很兴旺的屋场，它随着老杨家的兴衰而归于最终的沉寂，老杨，是家庭在故土的最后守护人。而他，也已步入人生的暮年。凤凰岭的杨家，称得上五代书香，杨家的老太公，在地方上是出了名的文秀才。老杨的父亲杨有存，这位黄埔军校恩施分校的学员，抗日战争时期，响应曲线救国的号召回到家乡，出任桂花乡的乡长，在杨家湾兴办学校，学校聘用教师，教授国文、数理化。这是杨家教书育人事业的延伸，是一次更有意义的延伸，从此现代文明开始在这片朦昧的土地上生根发芽。有人做过统计，解放初期，最先当上干部，走出杨林的人，大多数是杨家湾学校的学生。对于没有土地的人来说，仅靠教书是养不活一大家人的，所以在教书之余，杨有存开过药铺，煮过酒，都是自己亲自操作。常常，给病人抓几付药以后，又匆匆赶往课堂。可这一切，却成了可以致人死地的罪名，也成了杨家悲剧的根源。历史从不改悔自己的过错，人却得无条件地接受这过错带来的一切磨折。一个胸怀报国之志的书生，作为父亲，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担忧过八个儿女的未来吗？父亲的死，是老杨一辈子的心伤吧？“他死得好，不然文化大革命也要给整死，那更惨。”老杨这样说道，这是从深重的痛苦里酝酿出来的由衷的欣慰吗？
1958年，老杨以地主子女的身份，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宜昌一高工专预科班学习，是学校里小有名气的笔杆子。三年后，美好前程终被政治动乱毁灭。二十一岁的老杨回到老家，有时种田，有时给学校代课，人们都说，老杨这样的人才，是不会长期呆在农村的。“他回来只搞得三天。”有人这样给他预言。
“可我偏偏就搞了一辈子！”老杨笑着说，不知道这笑是苦笑还是对生活释然的笑。
曾经，老杨也自信，他不会就这样被生活遗忘，他也能像其他的有知识的年青人一样得到注意和重用。可他的子女身份成了一道阻碍他的高墙，随着运动的逐年深入，离开的希望越来越渺茫，留下的根倒是越扎越深。年老的母亲，失去依靠的嫂嫂，需要抚养的侄儿，生活的担子重重地压在了肩膀上。二十六岁那年，经人介绍，老杨有了平生第一个女友，可是女方的哥哥不同意这门亲事“你找不到婆家了？要找这样的人家？”年青的老杨想不明白，除了成份不好，自己哪一点不如人？知识分子的自尊心使他再也不想提婚娶一事。
1978年，一律取消地主子女帽子，老杨感觉自己终于获得了解放，可这解放对老杨来说来得太迟了，老杨这年已四十岁，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去如逝水。这时老母已殁，和他同样富有才干的三个兄弟基本都是妻离子散。
“为什么不再找个老伴呢？”
“已习惯了，不找了。”
老杨的话淡淡的，让人总以为这里面有故事。一幅精神的枷锁，一幅生活的重担，已让一个男人不堪负荷，能够活到今天，并重新提笔写东西，在没有多少生活经历的我眼里已经很了不起。我倒真希望老杨有过浪漫的故事，这不是对老者的唐突，而是隐藏于心的一点良好愿望：生活也曾眷顾过温暖过不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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