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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时候,闭上眼睛把头晃一晃,就可以感觉到生命的速度是飞——我的二十岁,分明就在一刻之前。
用现在人的眼光来看,那个时候的二十岁很傻:脸蛋又大又红,皮肤上生着一层细细密密的绒毛,绒毛下充盈着饱满的水分,天然得与秋天的水果有着本质上的一致,以至于经常惹起的是人们吃的欲望而不是别的。经常有这样一些中老年妇女,她们趁我不备就揪住我的脸颊,笑眯眯咬牙切齿地说:恨不得吃你一口哇!
那个二十岁,真的就在不远处。就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相交的时刻。距今不到二十年。那一年我在武昌青山区红钢城的一片荒地上栽了十一株樟树苗。我清楚地记得是在泥泞的春雨中栽的,自己挖的树坑,穿着一双新买的黑色长统橡胶雨鞋。
那些樟树现在也只不过碗口粗,还不能算作大树。
而我的雨靴上至今还牢牢地黏附着黄色的泥土。前几天我们家下决心清除废旧物品,我一眼就看见了我那双沾满黄泥的雨靴。它被他们扔在一堆现在的报纸中,压在一个彩色的性感女郎身上。我不声不响地把雨靴拎了出来,又放回了储藏间。
在储藏间,我关上门小坐了一会儿。我从雨靴注意到了储藏间这个地方。感谢上帝,生活中总有一扇扇门在向我开启:我又在突然间认识到储藏间原来是一个好地方。储藏间存放的都是故事和历史,而且是属于你个人的故事和历史,不是那些充满了噪声的史书。储藏间所有的东西看起来都是那么凌乱和随意。正是这种凌乱和随意的姿态,才告诉了我们什么才可以叫做出世和潇洒。而到处积淀的灰尘,那才是真正的沧桑。储藏间不说话,它把故事和历史,把来龙与去脉都含蓄在它本来的形状里。
你心里想看什么,就可以看得见;你真心地想交谈,它自然与你窃窃私语。尤其让你舒服的是,你不必担心你的眼睛和心旌被照花和扰乱,它已经绝对没有了,或者说已经完全收敛了新东西的耀眼光芒,那种类似于暴发户,新贵,当红明星和刚出厂的家具的光芒。它酷似明朝的瓷器和那些最好的音乐,它们都是没有一点燥光和燥气的,是那么地温润,柔和,宁静,悠远。沐浴这种智慧之光,你便有可能走出迷途,回到你真正的老家。我在储藏间小坐了一会儿。
我想,一个人只要生存空间许可,储藏间应该是必须的。我想,储藏间大约是我将来老了以后常坐的地方了。然后,我会被我的孙子辈在外面阳光下的大声叫唤所惊醒。他们叫道:奶奶在哪里呢?我饿坏了!
我前不久的二十岁就在那里。在还没有买那双雨靴的前个把月。那是冬天最冷的日子。我把一双胳膊袖进袖笼里,靠在洪湖县县委招待所的大门口,看大街上纷纷跌跤的人们。结着厚厚冰凌的柏油路在这里有一个优美的坡度,骑自行车的人们有百分之九十在这里落马。更好笑的是洪湖的人民似乎都很蔑视冰凌,他们一个个满不在乎地骑过来。当他们淬不及防一屁股坐到地上的时候,满不在乎的表情还没有来得及从他们的脸上逃遁,紧接着,他们就不好意思地笑了。这就是使二十岁的我被紧紧吸引在县委招待所门口的唯一原因,也就是惹得我不时地开心大笑的唯一原因。二十岁的人不需要太多的原因。就是这样,我认识了大毛。大毛也是知青,也是在县委招待所住着,等候招生学校来接人,我们先’天就具备了相同的血缘。
大毛也是来看人跌跤的。他比我高出一个头,站在我的身后不断大笑。他一笑,我的头顶上就刮过一阵风。在那滴水成冰的季节,我的头顶冷得就像要被刀子刮掉。于是,我就不得不回过了头,并且,朝着他,把自己的脸蛋慢慢地扬了起来。
我说:喂喂,请你把你的嘴巴拿开好不好?
大毛说:你说什么?
我摘下朋友从医院里搞出来送给我的大口罩,重复了一遍我的话。
大毛的眼睛像电压正常了的灯泡一样的慢慢地明亮起来。顽皮的笑容含在他的眼角,他故意地说:请问,我的嘴巴应该拿到哪里去?
大毛露出了他整齐的白牙齿。
我的二十岁非常简单幼稚,坚信具有整齐雪白牙齿的男青年就是清洁的,聪明的,有理想的好青年。后来,我在知青住宿登记簿上看到了大毛的学名,他叫共党生。他的学名更加支持了我的信念:共产党生的哪有坏人?
奇怪的是,从认识大毛的那一天起直到后来的许多年,我就从来没有叫过他的学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