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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潘玉良没有舍弃这个迟来的天赋，她舍弃了男人，舍弃了那个爱恨嗔欲的城邦，舍弃了那个不能给女人自由灵魂的国度，舍弃了自己所有的过去。
但她完成了自我。
她再也没有回头的路，因为没有办法再后退依赖，于是也等于没有牵绊。她一路往前奔。一幅幅美丽的女体，带着国画的白描，西方画的油彩，自她手中，如蝴蝶翻飞。
在画廊里，光线昏暗，她穿的旗袍小巧细致的挂着金扣子。画廊里静静的。我凝视着她的画，眼睛泛湿。在爱情与自我之间，选择何其困难。大的自我是梦想，小的自我是日常生活里的尊严。
但是我知道，如果选择的是我，我必定会先选择爱情。除非这一切被逼到了尽头，我才会放弃，去找我自己。
没有爱情的人生，我没办法想象，没有自我的人生，我相信能承受着。
我不是才女，我没有出息，也没有特殊的天赋，但我对爱情的从不灰心，我一直以为那是上天给我最好的天分。
不怀疑，不害怕，也许会伤心，但我还是要爱。
我尊敬潘玉良在寒冷的地下室里，一笔一笔画着自己的选择，每添一笔，她也许都更坚定自己的放弃或离去。
但我没出息，我宁可自己很平凡，爱的人却能在我身旁爱我，而我也爱他。选择自我，也许很璀璨，选择爱情或许很平凡，但都是一种女性的人生。
但是如果有一天，时间告诉我们爱情已经死亡，我也会欣然地接受，因为我知道我对爱的义无反顾，那一种纯粹，放弃自我，是我对爱最大的能量。所以如果有一天必须结束，我也会感激，我曾尽心尽力地去爱过。
我对爱情不灰心。
self
离开家的那一天
那一场雪
今天买了好多书，回家的时候，长筒靴踏在湿漉漉的路上，台北仿佛下了一场雪。
天气转冷了，米色的高领毛衣外面还要加一件薄薄的黑外套，而帽子戴得低低的，一个人的面目如此模糊又如此清晰。
进书店的时候，天色还是亮的，等逛完走到外面，才发现已经暗了。曾经是一个好害怕夜晚的人，只要天一黑就没安全感。有一段日子仿佛黄昏症，一到黄昏就开始努力地打电话给每一个认识的人，约吃饭、约聊天、约跳舞、约唱歌。深怕夜里剩下自己一个人，望着黑沉沉的夜，孤单的身影无所遁形。
是那么害怕孤单的青春期。
十六岁离家的那一个清晨，天没有亮透，微微的紫光罩着天空。前一夜藏好的行李，立在走廊下不动。我穿著高中深蓝的水手制服，像每一天离家的平常，转身对母亲说我走了，然后再也没有回去过。
在晃动的巴士上，车窗外是每天都经过的景象，一样制服的同学搭了与我相反方向的车，我微微回头，知道自己不会再回来了。
下定决心，无论多苦都不会回头。
口袋里的机票是拿着端盘子打工赚来的钱买的，只有那一张纸让我踏实，那一张印着密麻电子文字的纸，是带我飞往梦想的翅膀。
清晨的七点，应该我每天上学的时间。通常这个时候我都会靠在充满暖气的电车上，昏昏沉沉地靠着车把手睡着。然后到了新宿站，又总是会很自然地醒来，急忙换车。
每一次跳下电车门，听见广播呼唤着人们上车。然后温暖的电车音响起，门骤然关上，疾驶而去，速度快得常会微微掀起我的裙子。我总是围着围巾，按着裙边，望着离去的电车，想着甚么时候，自己也可以驶向那个未知的目的地。
但是决定离开的那一个早晨，却是最冷的二月。东京在那一年，下了十二年来最大的一场雪，在决定离开的前一段时间，我放学就去中国餐馆打工，一边帮客人点菜一边望着窗外的雪。恍恍惚惚地，常把菜色或桌号写错。
每晚打工打到九点，赶电车回家，雪还在飘，落在车窗上，反照着我的脸。车玻璃是黑的，我的脸也是欲哭无泪地陷在黑里。才十六岁，白围巾围着脸，好象很苍白的衰老着。
回到家，继父与母亲一贯地在看电视。问我今天如何？我总是答很好，然后遁进房间。青春期，我一直是一个孤单苍白阴冷的孩子，不会爱人也不被爱。
十二岁时忽然出现的母亲，亲近又疏远，不久后带我到这个城市，又忽然出现了完全没有血缘的父亲。
先进语文学校赶日文进度，然后进华侨学校读中学，接着考日本高校进戏剧科，就这样地一直在读书，从一个不说话的孩子，变得更沉默孤独。
毕业的时候拿着全校前几名的表彰，望着台下的同学几百人，脚一直发抖，不习惯人群。
我原本是一个这样内向的人啊。
当时唯一能感到自己是自由的片刻，就是望着每一次放学时的风景，然后低低地唱歌给自己听，好象只有唱歌的时候，我才懂得微笑。
然后就是不停地写字，同班同学的作文本总是三行后就开始拖，我却每每一写一本都不够。老师看我爱写，不再规范我，让我把本子带回家。回到家，吃完饭洗好碗，又回到房间写，仿佛能把自己写成化石，淹没生命里所有不堪言的一切。
就这样，我没有跳跃的青春期，只有安静的老成。虽然记忆里的童年，我应该是个活泼的孩子，我小时候爬树，爬得比谁都快，男孩子都比不上我。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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