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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孩子说：“能不能给我一点点爱？”
那孩子说：“能不能给我一点点爱？”然后跳下了12层楼。
那孩子说：“能不能给我一点爱。”
每次想到这句话，我总是心伤。
青春时期的悲苦烙印，好像曾经被火烫下的伤痕一般，在黄色的肌肤上留下了浅褐色的疤痕，不注意是看不到的，可是在被烫伤的瞬间所留下的痛，却是我永远无法忘怀的。
为什么要选择结束呢？
“要一点点爱”听起来多卑微，却又多真实。
出生时的自己，被母亲送去给保姆照顾，后来就干脆交给奶妈寄养，但还是快乐的。在眷村长大的我，常常是赤着双脚，跑遍了村落的前前后后，也会经常到大鹏剧校看那些学生练身段、吊嗓子。有时师父打得很凶，奶妈就会吓吓我：“不乖就送你去唱戏。”只要这句话一说出来，讨厌吃饭睡觉的我，一定会很快的就把该做的事做好。
住在四周的小朋友都已经上学了，只有我太小，所以平常也没人和我玩，我的伴常常都是街头的狗，又或穷极无聊的搬张小板凳坐在街口，向前看，数数来往的车：“红的一、白的三、黑的三。黄的六。”再不，抬起头：“张妈妈洗白衣服+刘妈妈洗红衣服，白色衣服三件。红色衣服一件。花衣服五件。”就这样一个小小身影，玩着数颜色的游戏，等到奶妈卖完爱玉冰回来，我就会拉着她报告：“钟妈妈，花衣服五件赢了，”或“黄色计程车15辆赢了。”钟妈妈常常会一边煮一边有一搭没一招地应我：“喔，好棒喔，真的喔。”听到钟妈妈的答应后，我会好满足好满足地跳开。
后来母亲来探望我，我躲在钟妈妈衣角后面，不肯叫她，母亲心里一寒，决定带我回家。
在台湾读到小学三年级，为了想让我学英文拿英国护照，母亲又将我送去了香港。在香港时，生活清简，我的皮肤不好，又假性近视，小时胖胖的我，瘦得像木柴一样，虽然割舍不下我当时优良的成绩和已经有基础的英语能力，但母亲却还是担忧她长期在台湾。星马。日本跑码头唱歌，留我和大姐在香港，会越来越糟，又把我接回了台湾。
想想母亲其实也好辛苦，但为什么在我整个青春期时对她只有“”一个字，而那个字是我万万再也写不出来的。
不久后，母亲再嫁到日本，接了我和三姐去，我开始写日记。
1984年3月28日
“记得有一次晚上，梦到好笑的事，笑着笑着就醒了。还有一次，哭着醒来，党真的流泪。昨晚又再一次，醒来时脸上尽是泪水
日记从1983年开始记，算一算也有十多年了，当我再翻开它时，却看到少女的自己，不只一次地写：
我讨厌孤独，讨厌寂寞，我好希望谁来陪我，我也好讨厌自己
和母亲的代沟，在学校的孤立感，永远在学习新的语言，永远在交新的朋友
永远在道别。
我在日记上数落母亲的不是，她看了日记，和我争吵，气不过也会打我。她打我，我又在日记上写更不孝的字眼。
到学校，我很沉默又好像很活泼，下了课和同学嘻嘻哈哈，上了课魂又不知道飘到哪里，我好像很合群，心里却又孤单。念了中三以后，我的话渐少了，日记和越写越长。而字迹常会因为青春苦闷的泪水，糊成一团。
我多能了解那些选择不再面对生命的孩子心中的苦痛啊！
对好多已走过的成人来说，也许幼稚，也许太不珍惜自己。仿佛一个大人掉了10元不觉可惜，但对一个孩子来说；那也许就是他的全部，那里面有他梦想的一切。二块钱的糖果，三块钱的英雄贴纸，五块钱的玩具枪。如果这10块钱掉了，对他来说，就好像失去了这个世界，会有什么意义呢？
我曾经尝试美工刀割自己的手腕，也打破过玻璃杯来划伤自己的手背，甚至爬到学校的最顶楼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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