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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0月15日，是武汉长江大桥通车50周年。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记得50年前的这一天，武汉长江大桥上彩旗飘扬，锣鼓掀天，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飞机在空中盘旋，洒下了红的、绿的，各色传单，我和小伙伴们跑着、跳着、笑着、叫着抢传单。这天晚上，父母带领着我和6岁的大弟、4岁的小弟和2岁的妹妹，全家人游览上了长江大桥。整个桥上及长江两岸，灯火通明，人声鼎沸，人们个个脸上洋溢着笑脸。汇成了一片沸腾的海洋，欢乐的海洋，幸福的海洋。
我们走进桥头堡，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庄重、宽敞、豪华的大厅。大理石的地面，大理石的围墙，装饰豪华的顶灯和壁灯。在桥头堡内，我第一次认识了厢式电梯。（后来，曾买过电梯票多次乘座过这电梯。那时，好像是每人每乘座一次3分钱。）父母轮流抱着妹妹，我牵着两个弟弟，我们兴奋地顺着楼梯一层一层地数着，一层一层地往上爬。并透过窗户，看江水从桥下通过，看那厚重的桥墩，看钢架结构的桥身，看火车轰隆隆地从铁路桥上通过。到了长江大桥的公路桥桥面，我们立即汇集到那如潮水般的人流之中，从汉阳走到武昌，又从武昌返回到汉阳。每到一处栏杆雕花处，我们就久久地停留在那儿，看那精美雕刻。父亲耐心地给我们讲解丹凤朝阳、金鱼戏荷、鲤跳龙门、榴开百子、鹤鹿同春等图案的寓意。我们兴奋地感受着火车经过长江大桥时，大桥所发出的轻微另人心醉的晃动。
游完武汉长江大桥后，我兴奋得整整一个晚上难以入睡。是啊，在长江大桥还没修建时，我们从汉阳到武昌的家家（即外婆）那里，只有通过汉阳集稼嘴乘坐划子到汉口，然后在汉口四官殿坐轮渡到武昌汉阳门。
记得有一次，我还未上小学时，与母亲一起到武昌家家那里后，赶回汉阳的时间晚了，轮渡收班了。我和母亲站在寒风凛冽的江边，望着黑茫茫的一片江水，心里不提有多害怕。母亲用她那嘶哑的声音喊渡，我也鼓足勇气，用我那稚嫩的声音应和着母亲。终于，一只小划子划到岸边。我和母亲上了那摇摇晃晃的小划子。说那小划子是船，还不如说是长江上飘浮着的一片树叶。在黑压压的长江中，这叶小舟随着一阵又一阵的恶浪起伏着，跳跃着。有时，一个浪花打过来，似乎要将船整个地颠覆掉。乌黑乌黑的夜，像要吞噬掉整个长江，吞噬掉这一叶小舟和小舟上的人似的。坐在船上，使人寒颤，使人恐惧，使人想到“死”这个字眼，甚至感觉到灵魂已经出窍。我紧紧地依偎在母亲的怀里。母亲强压住自己心里的恐惧，用手轻轻地拍着我的后背，安抚我，让我别怕。在那船上的时刻，可以说是度日如年。终于到岸了，我和母亲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那有惊无险的往事，每当我回忆起来，就会不寒而栗。现在，有了武汉长江大桥，那黑夜寻渡的事再也不会发生了。我和弟妹们到家家那儿去就更方便了。
武汉长江大桥不仅占据着大桥工人的心，同样也占据着武汉人的心，大家珍惜它，热爱它。它是武汉的形象和标志。我的小学毕业合影照、初中毕业合影照，及上山下乡前的纪念照，都是以武汉长江大桥为背景的。
1979年，我成家后，由公汽30路调到公汽10路驾驶大客车。那时，经过武汉长江大桥的公交车辆只有公汽10路和1路电车、4路电车。公交公司对经过江汉桥、长江大桥的驾驶员要求十分严格，至少有3年以上驾龄的才允许上线行驶。这对于我这位从1971年开始驾车的驾驶员来说，是没有问题的，那是因为
上世纪70年初，我与萍萍确立了驾乘恋的关系后，为了保持距离的美，避免因此而造成的负面影响，她便主动要求调到公汽10路。每当我下班后回武昌，就专等萍萍的车乘坐。她的师傅吴正江每每在这时，就将自己的东西一清理，将车让给我开，既落得个轻省，又可提早一个车次回家。这样一来二去，我也基本上掌握了驾驶大客车过江汉桥、武汉长江大桥的要领。就这样，在渐深的夜空下，在长江大桥的橘黄的灯光里，在匆忙的人群夹裹着的车流中，我感受着爱情，感受着幸福。
1975年9月8日晚，下班后，我将车停回停车场，赶上了由王银洲师傅驾驶的10路的末二班车(自编号5251号)。车10点20分钟由汉口航空路发车。我坐在靠车门的第二个座位，即乘务员后面的座位。在古琴台转弯上长江大桥引桥时，一辆载着大炮的军车风驰电掣般地从长江大桥方向俯冲下来，这时，10路车因转弯过小，避让不及这疯野式的庞然大物。军车的炮筒发出了巨大的威力，顺着将大客车左边的玻璃窗一扇扇地扫过来。车窗的碎玻璃像机枪子弹一样地射向车上的乘客。整个大客车顺势翻倒了，我晕倒在车厢里了。事后，我才知道，这次事故造成2人死亡（其中一人是孕妇），7人重伤，轻伤10人，经济损失为2。5万元。这样的损失金额在当时来说，可是一个天文数字啊，王银洲师傅不得不遭牢狱之灾。
经抢救，我和全车的人都被送到了同济医院的急诊室。我躺在急诊室的病床上，脸上、脖子、胸部，遍布着被碎玻璃扎破的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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