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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可我一次也没有穿过，越放越小了。那时候，能穿上一双布鞋就很不容易了，好一点是解放鞋、力士鞋。穿鞋时，很少有人穿过袜子，更谈不上穿皮鞋了。如果谁有钱买皮鞋，那他的资产阶级思想应太严重了。
高公街在往里走，有两家小人书店。一家书店的老板被称作杨长子。杨长子个子稍高，脸色有些苍白，对人和善，一本书可以让你反复地翻上几遍。另一家老板被称着莫驼子，对读者也挺有耐性，可以反复地给你介绍所到的新书。两家书店门面相当，大概在30个平米左右。书店里一排排摆着长条矮凳。两面墙壁挂满了小人书的书面，并编上号码。你想看那本书，就在上面找，找到了，给老板报上书名所编号，然后交给老板一分钱。拒台靠里，老板就从柜台里，给你拿出你要看的书。这里可是我们儿时最大的精神享受了。我常常从自己的过早钱里克扣出一两分钱，租一本书与同学打伙看。什么杨志卖刀，肖飞走县城，桃园三结义啊，都是从这里获得的知识，为后来读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等古典名著奠定了基础。
高公街走到一半时，你会看到路左边有一座别致的小洋楼。小洋楼只有两层，灰砖红瓦，据说是用耐火砖砌成的楼房。我看，如果要数它的年代，大概要从张襄公在汉阳办铁厂、枪炮厂那时算起。这就是汉阳高公街邮局。邮局里的田伯伯的眼镜，大概有玻璃杯底那么厚。可就是戴上这样的眼镜，田伯伯在看所收邮件时，眼睛瞅着邮件只有几分的距离，还像邮件上的香味似的。邮局面外有一个读报栏。有一次，我到邮局时，听到邮局里有人在小声议论，彭德怀如何上万言书，被罢了官。我正听得上劲时，讲话人有所警觉，连忙将我赶到一边去：“去，去，小孩子别听大人讲话。”
这时，我连忙出到读报栏一看，报上登着彭德怀、黄克诚等三人被罢免了职务。就是在这个读报栏前，我常常挤人人群中看武汉晚报的分金炉栏目，那是当时唯一的媒体批评。看马识途写的清江壮歌连载，后来，清江壮歌因故停载了，接着，一场旷世骇人的风暴来临了。
邮局的斜对面是一个理发店。里面有三把理发的椅子，比起剃头担子来说，要刮气多了。上世纪50年代，常常可听起有人挑着剃头担，走街串巷，兜揽生意，边走边么喝着“剃——头——啊！有冒得剃头的啊！”时则在街旁将担子放在热闹的街市，为行人理发、刮脸，十分方便。剃头担子很有神奇。一头是一个木制架子，上面为一面镜子，下面放着铜脸盆，盆下为火炉；另一头为一椅子，椅子靠背旁有一长条帆布的烫刀布，谁也看不出它的本色，上而发出黑釉般的光泽。椅子下放是各种理发工具。剃头匠的记忆很好，对客人可以做到不问什么，他能记住原来的要求。理完发，舀来热水冲头，接着给你掏耳朵、修面。邮局对面的理发店十分正规。那时，夏天里，还没有人买得起电扇，理发店里将一块大帆布吊在半空，按上滑轮和绳索，请一名小工专门扯绳子，让那块帆布来回摆动而产生风。
高公街是国棉一厂的纺织女工的必经之路。当时不兴打扮，有不少女工戴着白色的工作帽，胸前是印有国棉一厂字样的白兜肚，但也遮掩不住那女性的秀美和青春的活力。这已成为了高公街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五
高公街走到头，就是一条与高公街垂直的双街。双街的西头是集稼嘴码头，东头是南岸嘴码头。西头集稼嘴码头是渡江码头，而南岸嘴因汉江口水势复杂，一般不摆渡船，只是为船只停泊或装卸货物所用。双街与集稼嘴码头相连的一条小街叫集稼嘴河街。一排排的吊脚楼，很富有特色。那些楼房的居民用水特别方便，只要将一只桶栓上长长的绳子，在靠汉江的窗口放下去，就能从汉江里打上水来。集稼嘴河街在上世纪50年代是集稼嘴一带最热闹的街道之一。有句歇后语是“集稼嘴的划子——荡不赢”每只小划子可坐6人左右，船工往返于两岸之间，硬是忙不过来，所以这条街特别热闹。人来人往，三教九流云集于此。沿街还有经营鸡杂、鸭肫、牛杂等各色小吃的小餐馆。晚上更是灯火通明，叫卖声不绝于耳。可惜的是，这条街过早地被江水冲毁，使人们丧失了对它的记忆。可是老汉阳人却始终记得这个曾经是皇帝“歇驾”的地方。
双街最值得骄傲的地方是，它是武汉市，乃至于湖北省机械工业的发祥地。从双街一直到南岸嘴，周恒顺机器厂、周洪顺机器厂、胡尊记机械厂，一顺排开去，奠定了湖北机械工业的基础。我小学、中学的班主任，他们当时在双街所住的房间，都是工厂的车间或办公楼所改造的。晶亮的沙粒与水泥涂抹的墙面，以及门前挂着斑驳的横匾，正提示着它昔日的繁华。
同学胡继泰就曾经拿出他父亲到北京参加全国工商联会议的照片给我看。毛主席坐在前排正中央。那是我第一次从照片中看到毛主席，第一次看到一张能照数百人的长形照片，惊异不已，所以至今还有印象。胡继泰家住在南岸嘴的一座洋房子里，进门后往里走，后面是一个大院子。大院子的两边是一间间的厂房。胡继泰的家在院子前面，仅客厅的面积大约有40平米，这在一家三代挤在一间十来平米的小房的那种境况来说，是十分宽敞的了。客厅内铺着十分平整光亮的地板。胡伯母十分富泰，常年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几位姐姐皮肤白晢，和蔼可亲。我还记得继泰家有几个鼓型的磁凳，磁凳上烤着绿色的花纹。文革后，胡继泰所住的这大屋子成了晴川阁中学（后改为大桥中学）的校办工厂。从资料中我才知道，这就是原来的胡尊记机械厂。
紧靠我的启蒙学校——双街小学左边的院墙是米市巷。米市巷大概只有5米左右宽。平整的青石板路面使这条巷子显得十分古朴。巷子两头似乎还有砖砌的门洞，门框是用麻石垒成的，使米市巷内自成一片天地。米市巷内一色的清末民初建筑。所有的房子外观整体划一，屋檐的棱角上翘，给人很强烈的美感，高墙封闭，墙线错落有致，黑瓦白墙，色彩典雅大方。
双街小学的后门通着一条巷子，大家都叫它尿（音sui）巷。尿巷直通粪便码头。那时，所有的住户都没有卫生间。女人用围桶大小便，围桶放在床当头，前面用一块布帘掩着。放围桶的木柜通称金柜。每天清晨，下乡农民挑着粪桶，高声地喊着：“下河啊，下河！”这时，大姑娘、小媳妇就将围桶拎出来，将粪便倒进粪桶里，用一把竹制的刷子在井边洗刷干净。农民就挑着粪便经过尿巷直到粪便码头。男人一般都是到公共厕所大小便。公共厕十分简易，在粪坑上面搭上木板，挖上长方型的洞，便成了方便之处。小孩上公共厕所必须由大人带着，不然的话，一不小心，就会掉进深深的粪坑里。
双街有一家福临酱园铺，福临酱园铺里蓑衣萝卜是有名的。要说起这蓑衣萝卜，一是巧在刀功上。切萝卜时，刀要下得不轻不重，块块相连，中间不能断，打开来看，一块串一块，竟如同农家避雨所穿的棕制蓑衣。二是要看腌制的功夫。腌制出的萝卜，既腌透了，白里透着一种金黄；又显得脆生生的，有嚼劲，不淡不咸，还有点带甜味，吃起来满口清香不绝。我每次到福临酱园铺，经品字街，都要穿过一条逼仄的巷子，巷子的右边是福临高高的院墙，那院墙大概有两人多高。听说有一伙小偷要到偷福临钱柜里的钱，便打了翻院墙的主意，由几个人搭成人梯，让一个小偷翻进了院墙。那小偷在院墙里一个劲地叫：“好拿，好拿！”
墙外的小偷喜滋滋的，以为院墙里的小偷得手，便说：“好拿，你就多拿一些沙！”
实际上，院墙内的小偷掉进了腌辣椒的大缸里，你说可笑不可笑。
对于双街的棺材铺，是我最害怕经过的地方。每经过那里时，我就会想到阴曹地府的阎罗王、无常和一首童谣：“棺材铺里有棺材，一头大来一头小，装着个死人正是好，装着活人就跑不了。”不知是那一年，也不知是那一日，有一位孤苦老人去世，没人为其办丧事。热心者就找到了归元寺火葬场。火葬场里派两名和尚担着一顶轿子，将老人抬去火化了。整个轿子是杏黄色的，和尚的袈裟也是杏黄色的，渐渐地远离视线，飘然而去，给我的感觉就好像老人要羽化成仙了。
在集稼嘴一带还有什么老街、福来街、跨鹤街、渣砖厂、天符巷、品字街、弹夹巷、打扣巷，就不一一叙述了。现在集稼嘴一带的街街巷巷已化为乌有，只有这座飞越过汉江的彩虹桥，装点着这汉江与长江的交汇处。
六
汉阳集稼嘴一带的商业繁华，可以追溯至宋代，或者更远一些年代。宋人胡寅在南纪楼中描述这里：“平时十万户，鸳瓦百贾区，夜半车击毂，差鳞衔舳舻。”
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后，背后是一龟山，北面是汉水，东面是长江，使集稼嘴地带缺少了发展空间。但因一代名胜的鹦鹉洲沉没，武昌白沙洲、砧鱼套一带的“南市码头”失去了屏障，给了集稼嘴以机遇，很快，集稼嘴地区便取代了南市，成为当时武汉新兴商业码头，繁荣一时。
清末，张襄公在龟山脚下，晴川街两侧建起了清政府惟一的新式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其亚洲第一的规模与雄强的工业精神曾被西方视为中国觉醒的标志。并陆续沿汉江向上游建设了汉阳兵工厂、汉阳火药厂、汉阳针钉厂、汉阳官砖厂等一系列近代制造工业，蜿蜒十里，蔚为壮观，后人形象地称之为“汉阳制造工业长廊”汉阳集稼嘴成为了这制造工业长廊的组成部分，其繁荣程度可想而知。紧接，周恒顺机器厂、周洪顺机器厂、胡尊记机械厂等一批民汉江北机械工业进驻集稼嘴，更给集稼嘴带来了空前的繁荣。
但自1938年起，汉冶萍煤铁厂等及民营企业的西迁，加上水患的侵扰，使这块顽强生息之地失去了往日的辉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54年的那场洪水。
1954年，在武汉遭遇百年不遇的那场特大洪水时，我仅六岁，但一些刻骨铭心的记忆，在我的脑子里怎么也抹不掉。
我当时住在品字横街8号，是砖瓦结构的确房屋，房屋外原有院子被拆除了，只留下院子口用麻石彻成的两级台阶。这老院墙内自然比街面地势略高一点。洪水慢慢地浸漫到街面上来时，我和几个小朋友站在一块地势较高的麻石上，看着街面漫过来的水，欢呼雀跃，什么时候能有这样的情景呀！街面上成了一遍汪洋，我恨不能下水去试一试深浅。这时，不知是谁唱起了一首童谣：“一个伢的爹，拉包车，拉到巷子口，解小手；警察来了，给了他三拳头。”我们大家也拍着手，在院子内跟着唱起来了。
渐渐地，水漫过了膝盖，这时，我父亲忙碌起来了，他将五斗柜和绷子床架在一个大方桌上，以抬高它们的位置，免遭洪水的浸蚀。雨一个劲地下着，水越涨越高。父母便带上我和两上弟弟淌着水，来到地势较高的汉阳龟山上。整个山湿漉漉的。天上的雨下个不停，地上深一脚浅一脚的泥泞。山上或用茅草、或芦席、或油布搭盖着一些临时过渡的棚户。山头，与禹功祠相对的地方有一幢徽式建筑，急骤的雨水，顺着四合天井直往下淌，地沟里聚满了水，哗哗地流过不停。厅堂内有很多医务人员忙碌着，或为居民治疗，或打预防针，或在大腿上抹药以防止皮肤感染。
父亲作为留守人员，住在工作单位的楼上。先是从楼梯处将跳板一直搭到门外。后来，水不断地上涨，只好在窗外搭上跳板，便于进出。有人荡着小划子沿街叫卖。划子上面装着鸡蛋、米等物品。那样的生活十分单调、寂寞。根本不知道收音机是什么，更不会有电视之类的了。我每天就摆弄父亲给买的识字块，反复地一个字一个字的认。到了晚上，只有用蜡烛照明。有一次，父亲出门办事去了，留着孤孤单单的我一人，我越想越害怕，越想越往后退缩。最后缩在一个墙脚里了，害怕得大哭起来了，哭着，哭着，渐渐地疲倦了，合上眼睡着了。也不是父亲时候回来的，小心翼翼地将我抱上床，等我醒来时隔不久，已到了第二天早上。
后来我才知道，1954年的那场洪水，武汉关的水位已达到29。73米。汉水、长江汇成了汪洋泽国。为了战胜这场洪水，保住武汉这个重镇，武汉市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武汉部队组成全线抗洪抢险突击队，由武汉市防汛指挥部划段保堤，有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这以后，从武汉国棉一厂到汉阳的洋油街便筑起了一道坚固的堤防。
有一次淹水时，父亲找了一个小划子，在湿漉漉的小船上，我和弟弟依偎在父亲的怀里，躲在父亲打着的油布雨伞里，看到那一片被水淹没的只露出屋脊的民房和飘浮在水面上的渣滓，迎着吹来阵阵的带有腥腻味的寒风，我身上只打着哆嗦。船一直将我们送到国棉一厂的土堤上，然后，我们父子三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泥泞的土堤上，一直走到江汉桥，再过江汉桥到汉口父亲朋友家，留下我和弟弟，就住在父亲的朋友家中暂时住下。
汉阳晴川街一带大部分地区在堤外。每到汛期，集稼嘴一带便成为了泽国。党和政府均从人力、物力、财力上给受灾居民以大力支助。政府、企业的工作人员或划着小船，或淌着水，将慰问品送到受灾户。堤内的学校便提前放假，以便将教室腾来给堤外受灾户有一个安身之处。即使是这样，居民们也是不愿意离开世代生息的地方。1998年的那场抗洪后，政府下决心改变晴川街一带被水淹的历史，修筑了牢固的堤防。拆迁了这一带的住户，将这里变成了美丽的绿洲。
对于淹水，集稼嘴一带的居民是处险不变色，泰然视之。而对于崩坡，是谈虎色变。从1960年起开始崩坡，年年都出现崩坡。最开始受难的就是处在嘴尖的集稼嘴河街，早已成为了水泽。使高公街被崩去了175米、双街被崩去了145米、米市巷已不复存在。码头巷、鲍家巷共有348户私宅被水冲毁，总面积达41172平方米。
对于崩坡的情景，亲历者周谟德曾在1998年武汉晚报上登载过一首诗，其题为崩坡。全诗如下：
激流，淘洗着河岸
崩坡，刀劈过一般；
半条街都吞噬了
搬吧，快告别这古老的地段。
倘若是林中的小溪
委延曲折自会赢得称赞；
可是一条滔滔的大河
一泻千里岂不更加壮观。
生活的法则就是这样严峻
梗阻的切除并非一场灾难。
啊，崩吧，崩宽了航道
崩直了河岸！
眼前两江交汇处的美丽把当年河岸崩塌惨状反衬得更加凄凉———近千米长汉江边岸坡黄土裸露，有的被汉江水冲刷得像被刀劈斧砍一样，形成高达近数米的“绝壁”有的则如梯田一般，坍塌的堤坡上横七竖八地“躺”着许多被汉江水冲毁的房屋、家什及树木，汹涌的汉江水不时拍打着断壁残垣。在集稼嘴这一带每年汉江岸都要崩塌一部分；赶上水大的时候，崩塌就更多了。老船工张大爹说“过去，我荡划子时，只要调过头，划子就到江那边去了，不像现在，汉江的江面由于崩坡而变宽了。”老同学曾福生告诉我：“我家所处的位置现在可能已到江中间了。因汉江岸年年崩塌，我们只好把家迁走。”由于崩坡，只好水进人退，被迫迁徙。就仅我知道的汉阳集稼嘴的居民因崩坡而大迁徙的就有三次。一次是迁徙至堤内的兴仁里，一次是迁徙到汉阳五里新村，还有一次是汉阳自立新村。最开始崩坡的集稼嘴河街居民和后来米市巷、鲍家巷等处的居民不知迁徙至何处？除了以上因崩坡的三次迁徙外，再就是最后一次集稼嘴居民的整体迁徙，主要集中于汉阳桃花岛小区。
啊！告别了往日的集稼嘴，告别了那曾经养育我的街街巷巷。今日的集稼嘴已旧貌换新颜，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