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是一种人生境界三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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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田园”交响乐同日而语。
贝多芬是以一颗伟大的心灵去感受自然的，因此，他能感受到自然的伟大。贝多芬心灵的伟大表现在他那超群脱俗的个性上，表现在他对事物极其热烈而纯真的激情中。这些个性和激情使他的人生追求比一般人来得更猛烈、更执着。而且这种追求不以一般人渴望的世俗
物质和肉体的享受为最终目的；这种追求要达到的是同社会和自然完成某种更富于创造性和共性的伟大的结合。同时，这种追求也使贝多芬能够把自身的强悍粗野转变为心灵同自然界雄浑旷远的生命力相融合的沟通渠道；使贝多芬能够把世俗生活中诸多令人烦恼或令人痴迷的感受转变为心灵同社会整体存在相融合的桥梁。
如果没有这种心灵超越物欲狭隘同更深广的对象世界相融合的追求。那么，贝多芬强悍粗野的性格只会使贝多芬象自己的父亲那样成为一个鲁莽的酒徒或功利场中野牛般的逐欲者。正象强壮的公鸡能多占有几只母鸡，强悍的猛虎能多吃几只麋鹿一样。生活中的诸多令人烦恼或痴迷的感受也只会使他或者因逐欲失意而仇视人生，或者因逐欲得手而堕入享乐。维也纳贵族社会与贝多芬之间的双向拒绝，使贝多芬保持了他的个性与激情的自然本色并增强了它们向更深广的对象世界飞升的力度。这就消除了他同自然界本真状态中相撞击、相融合的障碍，使贝多芬能够用与自然界同质的心灵实现这一撞击和融合，并使这一撞击和融合具有了超过一般人的纯洁和力度，具有了超过一般人的深度和广度。
因此，我们可以说：审美之路往往是从固守自我个性意志的独立性、自然性和完满性为起点，并通过这一起点向更深广的对象世界的共性存在超越和升华的辩证过程去铺筑的。
维也纳的森林山川不仅安慰了贝多芬孤独的心，更给了他超人的力量。在“英雄”和“命运”中，贝多芬就以惊人的力量奏响了英雄的颂歌，在经历了同丹兰士的失败的恋爱后，贝多芬的个性意志中所蕴含的力量更象脱缰的烈马一样狂放无羁地奔腾起来。
再没有什么外力能够束缚贝多芬了，他再也不必为讨谁喜欢而扭曲妆饰自己了。一个人只有在与自我的本性保持一致的状态时，才能与人类整体存在及自然界的最深广、最本质的内涵相融合。
一八一二年，贝多芬四十二岁，每天都沉浸在无可抵制的个性意志力量的冲动中，由这力量的托举他得以居高临下地看人世并因而对人世抱着一种轻蔑。这是很自然的，维也纳的平庸使它正渐渐地投入到意大利柔美的抒情音乐或华丽的歌剧的怀抱；曾使贝多芬推崇不已的法国革命变成拿破仑指挥的一场对整个欧洲的征服和掠夺，法国人和拿破仑不再是贝多芬心目中的革命英雄，民主、平等和自由不再是一种外部运动的鼓舞，而是贝多芬心中回响着的独奏曲。总之，贝多芬此时的孤独已经成为他傲视人寰的姿态，在这种孤独中他不但没有孱弱无力、孤苦待援的感觉和祈盼，相反却更加感受到自我个性意志的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无阻。在这一年中，他连续写了两部最具力度和自由的交响乐——a大调第七交响乐和f大调第八交响乐。“象他自己所说的，最是‘尽量’，那种快乐与狂乱的
激动，出其不意的对比，使人错愕的夸大的机智，巨人式的、使歌德与采尔脱惶骇的爆发，使德国北部流行着一种说法，说第七交响乐是一个酒徒的作品。——不错，是一个沉醉的人的作品，但也是力和天才的产物。
他说：‘我是替人类酿制醇醪的酒神。是我给人以精神上至高的热狂’”(贝多芬传罗曼罗兰者)。”
也就在这同一年的夏天，正在魏玛大公手下做枢密参赞的歌德，在他旧日情人的女儿裴蒂娜勃朗太诺的鼓动下，早已渴望着见一见贝多芬，这个裴蒂娜当时只有二十九岁，她决心继承母志，竭力追求着年长自己三十岁的老歌德。但当她看到贝多芬时，却被这个衣着邋遢、长发乱张的聋子征服了。在她给歌德的信中写道：“当我初次看见他时，整个世界在我面前消失了，贝多芬使我忘记了世界，甚至忘记了你，噢歌德！我敢断言这个人物远远地走在现代文明之前，而我相信我这句话是不错的。”
但是两个伟人的见面却不是很愉快的，原因当然是贝多芬过于强烈的个性，要知道这时正是他的性格最为狂放的日子。
贝多芬曾在后来写给裴蒂娜的信中叙述了他和歌德那次流传后世的冲突：君主与公卿尽可造成教授与机要参赞，尽可赏赐他们头衔与勋章；但他们不能造成伟大的人物，不能造成超临庸俗社会的心灵；而当象我和歌德这样两个人在一起时，这般君侯贵胄应当感到我们的伟大。——昨天，我们在归路上遇见全体的皇族。我们远远地就已看见。歌德挣脱了我的手臂，站在大路一旁。我徒然对他说尽我所有的话，不能使他再走一步。于是我按了一按帽子，扣上外衣的钮子，背着手，向最密的人丛中撞去。亲王与近臣密密层层；太子鲁道尔夫(贝多芬的钢琴学生)对我脱帽；皇后先对我招呼——那些大人先生是认得我的。——为了好玩起见我看着这队人马在歌德面前经过。他站在路边上，深深地弯着腰，帽子拿在手里。事后我大大地教训了他一顿，毫不同他客气。(贝多芬罗曼罗兰著)
贝多芬强烈的个性伤害了温文尔雅的歌德，歌德认为贝多芬的倔强是一个不幸，并认为应当原谅他，因为他是个聋子。很多人把贝多芬的孤独及过于强烈的个性归因于他的耳聋，然后又合乎逻辑地推论说他之所以能全身心地融入维也纳郊外的森林旷野正是因耳聋使他隔绝于人类造成的，就连贝多芬的同行瓦格纳也据此观点对他的耳聋作了赞美的叙述。但我认为把贝多芬的个性力量和他对自然的挚爱归因于生理上的缺欠有些过于简单。贝多芬的耳聋固然是促使他超临社会，陷入并走出孤独的一个因素，但他进入审美境界的过程，主要的还是心灵超越物欲狭隘，追求在与更深广的对象世界相融合的这一精神上的，艰苦卓绝的努力的过程。耳聋作为人生的不幸只是有待于他超越的一种困境，贝多芬的伟大的力量绝不是从轰轰作响的耳鸣中获得的。
三
一八一四年，狂放孤傲的贝多芬迎来了“幸运的顶点。在维也纳会议中人家看他做欧罗巴的光荣。他在庆祝会中非常活跃，亲王们向他致敬；象他自己高傲地向兴特靳所说的，他听任他们追逐。”(贝多芬传罗曼罗兰)法国大革命的激情和勇气被波拿巴家族当做逐欲欧洲的战马，他们战无不胜地打败了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的皇帝并占领了欧洲的许多国家。这些革命者一面把进步的资产阶级的东西强施与那里的城镇，一面肆意掠夺“受恩”于他们的人民。结果，曾经被夹道欢迎的法兰西共和国的光荣军队被各国的独立战争从四面八方赶回到巴黎。
贝多芬虽然没有手执滑膛枪参加驱逐拿破仑的战斗(他曾为此而遗憾：“可惜我在战争里不象在音乐中那么内行！否则我将战败他！)。但他却以自己排山倒海般的音乐鼓舞着赞颂着这场民族解放的战争。
这些高扬爱国主义情怀的音乐为贝多芬赢来了空前的赞誉，各国的封建君王们比任何时候都满意地感到贝多芬的音乐是为他们而作，因此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赞赏贝多芬。
贝多芬的音乐为各国君主和贵族们在维也纳召开的，为庆祝战胜拿破仑，商讨恢复旧秩序的会议增添了光荣与宏伟的气氛。但这种会议同贝多芬的理想实际上是相矛盾的，贝多芬从没有因为憎恶法国军队对自己民族和祖国的侵略及压迫而放弃民主共和的思想。但维也纳会议却是一次封建统治大复辟的开场：“来到会上的是沙皇亚历山大的模糊的人道主义和梦幻似的虚荣心，来到会上的是摇摇欲坠的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满怀愤怒的普鲁士霍享索伦家族和英国的贵族政治的传统没有人民来到会议，来到的只是君主和外长们。在维也纳召集的会议，没有什么能比它更富丽堂皇的了。会议社交的方面气氛很浓；美丽的贵妇联翩莅临，勋章军服光华耀焕，宴会和舞会无尽无休，妙趣横生的韵事和文采四射的辩才涌流不绝。”(世界史纳赫乔韦尔斯著)
在这腐旧的封建势力同民族独立解放一道鸣锣还魂的年代，狭隘但却无可指责的民族复兴的欢呼暂时遮盖了由法国大革命擂响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鼓声。象贝多芬这一类法国大革命的热烈推崇者当时也没有想到、他们从前门赶走了法国佬，而后门进来的并不是民主与共和的女神，却是洒着香水但浑身腐臭的王公贵族。
贝多芬“受着独立战争的鼓动。一八一三年，他写了一阕威灵顿战胜交响曲；一八一四年初，写了一阕战士合唱：德意志的再生(正是维也纳会议期间)，一八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在许多君王面前指挥一支爱国歌曲：光荣的时节；一八一五年，他为攻陷巴黎写一曲合唱：大功告成。这些应时的作品，比他一切旁的音乐更能增加他的声名(贝多芬传罗曼罗兰)。”
但这些为贝多芬赢得名誉的作品却远不能和他的另一些作品相比。它们没有“英雄”、“命运”那种对社会、对人生的深刻感受和经过千锤百炼的音乐形式，没有“田园”那种人与自然的伟大融合，也没有“第七”和“第八”交响乐那种强烈的个性意志。它们象一切应景作品一样有着华而不实的弱点，让人感到那些天塌地陷般的音响并不是从贝多芬内心最深处经长期煎熬而奔涌出来的。那些音响虽然表现出广大范围的心情激越，但无论是激越本身还是作为它的表现的音响，都没有具备长久而深刻的内涵。
建立在民族利益之上的爱国情感从来都被各个国家看作一种崇高的精神凝聚力，但这一情感远不是人类情感的最高表现。相对于人类整体的存在，它还是一种有待于超越的低层次的东西。它的价值往往体现在本民族受到不公正的外来打击时那一短暂的时期。维也纳会议期间的贝多芬的心灵浮浅地沉浸在这种民族情感中，因此他的音乐作品不再是为欧洲大陆真正代表人类未来发展的整体运动而作，只是在为本民族而作。况且，由于这一情感的浮浅，对于法国革命失败的更为深远复杂的后果，贝多芬当时是缺乏洞察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心灵沉浸在与相对有限和狭隘的对象世界的融合中时，作为这一融合的记录和表现的艺术作品也就只能是
有限的和狭溢的。贝多芬对此似乎有所感觉、维也纳会议期间在他给朋友的信中的说：“我不和你谈我们的君主和王国，在我看来，思想之国是一切国家中最可爱的：那是此世和彼世的一切王国中的第一个。”在写给丹兰士的哥哥的信中他说：“我的王国是在天空。”维也纳会议时的贝多芬虽然还没有浮浅到以王公贵胄的赞赏为最大光荣的程度，但此时的贝多芬，在心灵与对象世界的融合上确是下降了一个层次。而且在客观事实上，由于心灵对民族国家的依附，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对维也纳贵族的依附。这一依附为他带来了二三年的荣耀，但这荣耀很快就成为过去，因为从维也纳会议开始，封建统治集团走上了彻底的腐朽与没落。而一切腐朽与没落的阶级，几乎无一不沉醉于华丽轻佻的艺术。德奥各国的贵族重新在宝座上坐稳了自己的屁股，随之而来的是对轻松愉快适合享乐的意大利音乐的推崇。
从巴顿老爹到莫扎特和海顿，都曾以富于严肃的宗教气氛的古典风格的音乐同意大利浮华的轻松音乐做过不懈的斗争，并最终确立了维也纳古典乐派的地位。但到了维也纳会议时期，意大利音乐又风行于欧洲各大城市。罗西尼的歌剧和帕格尼尼的小提琴被看作最时髦的音乐。这两人倒不是那种平庸之辈，对音乐的发展也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但他们音乐的艺术特色基本上是使人感到安逸舒适的那种优雅的，近于柔美的娘娘腔。经过了几十年战乱，好不容易安顿下来的人们，在庆祝狂欢时还需要维也纳古典主义乐派宏大的气魄助助兴，但很快，大家开始感到从莫扎特到贝多芬那些揉进了法国冲动情绪的音乐过于震耳和沉重，与他们苟且偷安的快慰心情很不对味。因此，回响于音乐厅中的不再是英雄的豪迈、不再是命运的抗争也不再是自然的博大。那些来自亚平宁海岸的令人心旷神怡的轻歌剧和小提琴曲，象月下的微波荡漾在维也纳人的心中。
在荣耀之巅的贝多芬几乎一夜之间滑入孤独的低谷。这也许是贝多芬一生中唯一没有扼住自己命运喉咙的日子。在法国大革命的民主共和精神和法国军队的侵略压迫的矛盾中；在日尔曼民族利益的维护和维也纳哈布斯堡家族的封建统治复辟的矛盾中，贝多芬没有把握住心灵与最宏大深远的对象世界融合的方向和契合点。结果在心灵依附于较浅层次的对象的同时，也失去了超越与升华的主动性。当他以平常的应景作品呈献给社会时，也就把自我交给了社会民众平常情感的波动去决定，结果必然被维也纳贵族平庸的情调和口味主宰了荣辱与沉浮。这一时期贝多芬音乐创作上的跌落是由于心灵在超越与升华的过程中的跌落造成的。维也纳音乐兴趣的转变使笼罩在贝多芬身上的耀眼光环荡然消散，这反让贝多芬看清了维也纳会议的本质和自身的狭隘。对贵族阶级的彻底绝望使贝多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地陷入孤独的境地。
接踵而来的是最悲惨的时期。贝多芬的朋友与保护人，分散的分散，死亡的死亡：凯斯基亲王死于一八一二年，李区诺斯基亲王死于一八一四年，洛勃高维兹死于一八一六年，受贝多芬题赠全集作品第五十九号的美丽的四重奏的拉苏莫斯基，在一八一五年举办了最后的一次音乐会。同年，贝多芬和童年的朋友，爱莱奥诺的哥哥，斯丹芬洪勃罗宁失和。从此他孤独了。在一八一六年的笔记上，他写道：“没有朋友，孤零零地在世界上。”
耳朵完全聋了。从一八一五年秋天起，他和人们只有笔上的往来。最早的谈话手册是一八一六年的。关于一八二二年费德里奥(贝多芬创作的一部歌剧)预奏会的经过，有兴特勒(贝多芬后来的朋友)的一段惨痛的记述可按。
贝多芬要求亲自指挥最后一次的预奏从第一幕的二部唱起，显而易见他全没听见台上的歌唱。他把乐曲的进行延缓很多；当乐队跟着他的指挥棒进行时，台上的歌手自顾自地匆匆向前。结果是全局都紊乱了。经常的乐队指挥翁洛夫，不说明什么理由，提议休息一会；和歌唱者交换了几句话之后，大家重新开始。同样的紊乱又发生了。不得不再休息一次。在贝多芬指挥之下，无疑是干不下去了；但怎样使他懂得呢？没有一个人有心肠对他说：“走罢，可怜虫，你不能指挥了。”贝多芬不安起来，骚动之余，东张西望，想从不同的脸上猜出症结所在：可是大家都默不作声。他突然用命令的口吻呼唤我。我走近时，他把谈话手册授给我，示意我写。我便写着：“恳求您勿再继续，等回去再告诉您理由。”于是他一跃下台，对我嚷道：“快走！”他一口气跑回家里；进去，一动不动地倒在便榻上，双手捧着他的脸；他这样一直到晚饭时分。用餐时他一言不发，保持着最深刻的痛苦的表情。他心坎里受了伤，至死不曾忘记这可怕的一幕的印象。(贝多芬传罗曼罗兰)
超乎寻常的痛苦和孤独使贝多芬更其深邃地进入个人的内心世界。革命的英雄义，体现他个人心灵同社会整体存在的融合，无论是作为伟人还是作为群体的大众他都在“英雄”和“命运”两部交响曲中充分表达过了；个人心灵与自然的融合，在“田园”中也充分表达过；个性意志力量的暴发已在“第七”、“第八”交响曲中完成了；对于民族和祖国的一份责任已在“日耳曼的重生”等应时作品中尽了义务。
似乎可以说声再见而退场。“如果他是一个普通人，他会玩世不恭的。他会让他的同胞，按他们自己愿意的方式，毁掉他们自己。但在他惊魂甫定之后，他又重新披挂上阵。他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赢得最后胜利起过重大作用的那位伟大的法国将军一样，他的左翼崩溃，他的右翼受挫，他的中锋也败下阵来，但他仍要进击。贝多芬周围的所有的人，只有他一个人，拒绝投降。他非常熟悉他的先辈中最伟大的音乐家的作品，巴赫和莫扎特的百折不挠的精神，给了他力量。他发出重新集结队伍的号角，他用明确无误的语言，重新宣布，他对人类一定要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他写第九交响曲，正是为了说明这一点。”(人类的艺术房龙著。
这位法国将军就是贝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凡尔登战役对德作战的英雄。房龙写这本书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暴发，在这本书出版两年后，这位八十四岁高龄的法国总理因败局已定，率领自己的政府向“二进宫”的德军求和，并成立了遭人唾骂的维希政府，担任伪元首。大战后被法国法庭以通敌罪判处死刑，后改判终生监禁，囚于大西洋一海岛要塞中。)
第九交响曲的创作，标志着贝多芬从自我命运的深渊一跃登上人类审美境界的最高峰，他所达到境界至今尚无人比肩接踵。这个超越与升华的心灵之旅是他在绝对的孤独中走完的，然而一旦他进入了那个崇高博大的审美境界，并把他在其中的感悟用音乐形式记录和表达出来时，立刻就具有了人类全体都为之共鸣的共性价值。
当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历史涡流推动下盲目地旋转于利害得失的计较争吵中时，贝多芬又一次在主动的向自我生命的自然而本色的情感源头的回归中、在向人类群体的自然而本色的情感源头的回归中;既超越了个人利害得失的狭隘，也超越了民族利害得失的狭隘。
维也纳会议后的几年，贝多芬过着沉默的生活，在这种沉默中，他倾听着自己内心深处最纯朴、最本色的情感的回响。法国大革命的号角、个性意志与外在命运的拚搏、本民族争取独立的枪炮都在这倾听中沉静下来，但这沉静并不是消极的悲观失望的怨恨与厌弃。这是一种心灵从原有的带有片面性和狭隘性的激情中飞升出来，以一种超临其上的姿态在静穆之中重新审视自我与对象世界的过程。
从波恩向维也纳进发时的贝多芬心中满怀着民主、共和、平等、自由的向往，在与维也纳贵族的最初不成功的结合后，这种向往更为激烈，而且带有很浓的对法国大革命中表现出来的英雄创世纪的瞩望；这一瞩望虽然意味着个体心灵同更广大的社会整体存在相融合的努力。但这一努力被法国大革命的狭隘性所束缚，而且带有很浓烈的个人的平民身份在与贵族阶级相遇时产生的命运不公平的愤恨，这也就使融合的努力带有个人利害得失的成份。由此而激发起来的强烈的个性意志的爆发虽然使贝多芬的心灵超出一般平庸者之上，但并没有达到情系全人类的、更纯粹地超越个人命运中利害得失的审美最高境界。当这一努力在维也纳会议期间陷入更为狭隘的民族利益时，贝多芬几乎失去了心灵与更为深广的对象世界相融合的主动性。但这同时又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当贝多芬重新走上心灵与对象世界相融合的旅程时，他已不可能在原有的途径上重复以上那些层次和范围的融合了。如果说从波恩出发时，心灵超越与升华之旅是由内向外的进取开始的，那么贝多芬离开维也纳会议豪华喧嚣的宫殿，在维也纳荒避的郊区重新开始心灵之旅时，则是从由外向内的回归起程的。
向自我的自然与本色的回归是心灵追求与对象世界相融合的过程中，为避免被有限的特定的对象特化而采取的重新获得心灵生气和力量的行为。贝多芬在维也纳会议前虽然已经实现了较广范围和较高层次的融合，但心灵也在这一融合中受到诸如法国大革命，个人命运的不公平及由此引起的抗争意识，维也纳郊外的森林田野，日尔曼民族的解放等等有限的、特定的对象的局限。如果没有新的更深广的融合的追求，心灵很容易会在这一局限中特化，失去继续追求的能动性。要实现新的追求就需补充生气或力量，需要有新的情感的涌动。于是，回归自然与本色就是必由之路了。
在这一时期，贝多芬只创作了少量的作品。而这些作品都是抒情性的，同以前的那些作品比较，它们是那么沉静和纯朴。也许有人会说，致遥远的爱人、a大调奏鸣曲这些作品在力度上无法同贝多芬以前的作品相比，又怎能说这是向内心自然而本色的情感回归中获得生气与力量的表现呢？zz(d这里有一个行为的力量类型及表现方式与行为的目的之间的关系。zz)人类行为中往往有一种怪现象：目的越是特定和有限，行为越是猛烈和快捷；一个人遭受的痛苦越是表层的和肉体的，喊叫声也越响亮。相反，一个人要获取的目标越是远大，他的行动往往越是在缓慢和沉静中开始；一个人遭受的痛苦越是内在的和心灵的，也越是表现得沉默寡言。
致遥远的爱人等作品表现的纯粹的抒情意味，深沉的静穆中蕴育着一种更为远大的追求正在起程。这时的贝多芬正象一场严酷征战后，满身创伤回到故园的将士，躺在温馨的情感之泉中疗养着伤痛，蓄积着重新出征的力量。同时以往的融合中被对象的局限性束缚得趋于特化的心灵也在此获得了复原，象幼儿的四肢，保持新的发育的能动性。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心灵的回归也是情感源头的进一步开掘，往日征战中复杂而激烈的感受在此获得蒸馏与提炼。因此，这静穆之中也蕴含有往日的积淀。
这同时，贝多芬开始了民族情感的回归。而且这一回归是一种情感源头的更深广的开掘，不是仅限于本民族的范围。“他花了不少时间去收集、编配各国的民歌。几乎欧洲所有国家的民歌他都作过探索，如苏格兰、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意大利、瑞士、爱尔兰、威尔士、俄罗斯、波兰、匈牙利以及德意志、奥地利等等(欧洲音乐史张洪岛主编)。”各国各民族的民歌是人类情感最原始，最自然而本色的发源地。它孕育了无数次民族情感的涌动与奔泻，而且还将不断地孕育新的宣泄。在欧洲各民族经历了法国大革命这一排山倒海般的巨大变动中的情感奔腾之后，重又陷入封建贵族黑暗重压中的沉默时，是贝多芬在默默地从各民族的情感源头——民歌中采掘汇集着新的理想之源。
中世纪音乐的集大成者塞巴斯蒂安巴赫是贝多芬心灵回归的重要源头之一。在这位被新潮人物们称为“戴假发的老头”的伟人的作品中，贝多芬获得了德国传统音乐和前辈音乐中最崇高、最宏大的情感滋润。在那种古代风格的清明恬静中，贝多芬一生中的丰富而复杂的人生感受被进一步纯化和升华。
贝多芬的心灵已经通过向自我和欧洲各民族情感源头的回归，汇入了人类情感之河的奔腾中。他的心灵融入了全人类及其世界的最深广的存在中，他体验到的不再是个人的命运坎坷，不再是某个民族的荣辱兴败，不再是具体的自然景色的赞美，不再是个性意志的扬抑。在心灵超越了所有这些局限之后，在与更为深广的对象世界的融合中，感悟到精神上的自由和欢乐。这是经历了同各种局限相斗争后获得的自由和欢乐。这是他一生追求的最高境界。每个人都从他的第九交响曲中感悟到这种超越自我及周围的有限天地，向无限的广宇升华的自由和欢乐。当你面对着它时，当你倾听着它时，你深切地感觉到自我的渺小；当你走入它时，当你的心灵汇入那自由飞升的旋流，溶入那欢乐浩荡的海洋，你会由衷地感悟到自我作为生命世界一分子的伟大。
是贝多芬用他的欢乐颂把我们带入了他的境界：
当欢乐的主题初次出现时，乐队突然中止；出其不意地一片静默；这使歌唱的开始带着一种神秘与神明的气概。而这是不错的：这个主题的确是一个神明。“欢乐”自天而降，包裹在非现实的宁静中间：它用柔和的气息抚慰着痛苦；而它溜滑到大病初愈的人的心坎时，第一下的抚摩又是那么温柔，令人如贝多芬的那个朋友一样，禁不住因“看到他柔和的眼睛而为之下泪。”当主题接着过渡到人声上
去时，先由低音表现，带着一种严肃而受压迫的情调。慢慢地，‘欢乐’抓住了生命。这是一种征服，一场对痛苦的斗争。然后是进行曲的节奏，浩浩荡荡的军队，男高音热烈急促的歌，在这些沸腾的乐章内，我们可以听到贝多芬的气息，他的呼吸，与他受着感应的呼喊的节奏，活现出他在田野间奔驰，作着他的乐曲，受着如醉如狂的激情鼓动，宛如大雷雨中的李尔老王。在战争的欢乐之后，是宗教的醉意；随后又是神圣的宴会，又是爱的兴奋。整个的人类向天张着手臂，大声疾呼地扑向‘欢乐’，把它紧紧地搂在怀里。巨人的巨著终于战胜了群众的庸俗。维也纳轻浮的风气，被它震撼了一刹那一八二四年五月七日，在维也纳举行第九交响曲的第一次演奏会，获得空前的成功，情况之热烈，几乎含有暴动的性质，当贝多芬出场时，受到群众五次鼓掌欢迎；在此讲究礼节的国家，对皇族的出场，习
惯也只用三次的鼓掌礼。因此警察不得不出面干涉。交响曲引起狂热的骚动。许多人哭起来。贝多芬在终场后感动得晕过去；大家把他抬到兴特勒家，他朦朦胧胧地和衣睡着，不饮不食，直到次日早上。”(贝多芬传罗曼罗兰著)
多么伟大的胜利，贝多芬在心灵超越与升华的旅途上，战胜了自我的狭隘，也战胜了众人的狭隘。第九交响曲是贝多芬一生心灵历程的总结，也是人类心灵历程的总结，它以最纯朴、最古老的形式表现了心灵在向自然而本色的情感源头回归中重新实现了向更高的审美境界进发的辩证关系。在超越了以往低层次的融合的局限性的同时，第九交响曲也保留并概括了那些融合中的精华。在不屈不挠的与更深广的对象世界相融合的努力中，贝多芬以融合中的感悟，为人类谛造出一个伟大的精神世界。正象人类需要物质世界的食粮一样，人类也不断地从他的世界中获取精神食粮。以往我们只知道他是在痛苦中为人类谱写欢乐，然而他走出痛苦的心灵之旅才是更值得我们去探查的，这样，我们就不仅可以更好地吸收他提供的食粮，而且能获得继续创造新的精神世界的情感营养和力量。
一个人一旦拥有了这种力量、就可以在同社会、同自然、同自我的撞击中达到了与最深广的对象世界相融合的境界。这是心灵同对象世界最深刻的本质的融合，象敬佩他的人所说的：“他所达到的那种境界，艺术竟和犷野与古怪的原子混合为一。”
(下一章:海明威的审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