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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泰丰说，这确实是我们考虑的重点，也是这次行动最大的难题。因为不可能预料到出现的意外，我们只能在总体上，进行一些防范。比如说，我们将部队到达指定位置的行动时间，安排在晚上十点，就是考虑到，这时，交通情况很好，便于部队行动，而街上又还有很多参加夜生活的人流，部队的行动，不至于很显眼。至于总行动时间安排在凌晨四点，正是考虑到目标人物的活动规律，他们往往两点以后才上床睡觉，四点恰恰是他们警惕性最差的时候，也是他们的留滞地点相对固定的时候。陈光接过话头说，部队十点开始行动，我们计算过，到达指定位置，最多需要四十分钟左右。也就是说，晚上十一点之前，所有关键部位，都在我们的控制掌握之中。从十一点到凌晨四点，有五个小时时间。这五个小时，有利于我们发现意外情况，进行适当调整。同时，我们也要求各行动小组，极个别特殊情况，可以灵活处理，比如某个目标人物有驾车逃脱嫌疑，可以演习的理由，将其控制赵德良说，看来，你们的工作做得很细，把所有的困难，都想到了。陈光请赵德良作重要指示。赵德良摆了摆手，说，话我就不讲了。你们的工作，我不十分了解，说了也都是外行话，贻笑大方嘛。将事情从头至尾想一想，唐小舟明白一些事了。那天，赵德良之所以将杨泰丰紧急叫到自己的办公室，确实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正处于一次巨大的政治危机之中。而这次政治危机，看起来还仅仅只是萌茅，并没有显现，他叫杨泰丰过来，是考虑商量一种应对危机的办法。或者说，他希望能够找到某种切实可行的措施，迅速扭转局面。就在等杨泰丰的那段时间里，赵德良站在窗前，面对着香摔树，把各种情况进行了思考和评估，最后得出结论，此时仍然想突破，那是不可能的。希望获得突破只存在两种方向，一是将那些脱逃者全部至少是绝大部分抓回。干这件事，成本巨大且不说，完成的可能性极小而风险巨大，搞不好再一次授人以柄。二是阻止那些公安局长上报所谓未见黑恶势力的报告。要阻止此事，只能靠强大的行政能力。在自己并没有完全掌控权力的情况下，赵德良如果蛮力去干，同样是一次危机，一旦被对手拿去做文章，更加难以收场。既然不可进，那就只有退。退其实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溃退，一种是战略转移。以赵德良的性格，自然不甘认输，不肯溃退，只能是战略转移，退是为了以后更好地进。也就是从那时开始，赵德良明白了自己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既然是战略转移，就一定要让对手觉得，自己是溃退了。赵德良到底是当时就已经想好了后来所有的步骤，还是计划走一步看三步，
唐小舟无从估计。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当时的赵德良，做出了两个决定，一是退，二是随时准备着，将来再进。因此，杨泰丰到来的时候，他已经完全有了主意，不需要商量了，只是征了几句闲话，便让杨泰丰走了。让唐小舟更感兴趣的是，赵德良到底是想好了后面所有的步骤，还是边做边想边完善？现在总结这一过程，显然可以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骤，他虽然决定退，但表面上，还在坚持，仍然要求唐小舟以联络员的身份，奔波于各个城市。给人的感觉，赵德良只是无可奈何地硬撑，只是为了退得面子不那么难看而已。第二步，便是真正的退，那就是在常委会上被迫宣布扫黑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走这一步时，必须有一着应手，让所有人相信，赵德良真的山穷水尽了。没有这一结果，那些逃脱的涉黑首要人物，就不可能去而复返，也就根本不可能有后来的总反击。接下来，便是北京调查组的调查以及诫k谈话。当时就曾有一种传言，说北京调查组，其实是赵德良自己请来的。现在看来，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赵德良不仅请了北京调查组，而且，和高层达成了高度默契，由高层配合，制造了一系列溃退假象。北京调查组是其一，诫k谈话是其二。当时甚嚣尘上的赵德良即将调走传言，只不过是小擂曲，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恰恰是趁着这个机会，赵德良和北京有关方面开始部署第三步，即总反击。这所有一切的前提，在于赵德良的所有行动，得到了北京方面的全力而且是无条件的支持，这一点极其难得。唐小舟由此想到吉戎菲曾说过的一番话。她说，省里要讲权力平衡，中央更要讲权力平衡，某个人想独揽大权，中央是绝对不会同意也不会让其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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